华府与北京交恶 “中国人民”罕见成为被争抢对象

华府与北京交恶 “中国人民”罕见成为被争抢对象

　　近期，越来越多的美国政治家一改过去笼统的说法，主动将在中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进行区分。这一现象不仅被中国官媒央视称为“人类公敌”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等特朗普政府高官的发言和讲话中所展现。作为趋势，其并在美国国会两党议员的采访中，以及美国主流媒体的用词中逐渐呈现出来。美国政界精英们在处理对华问题上的这一大思维转变也成为了各界关注的焦点，来自北京的官员们则得不得多次为此进行驳斥和辩解。

　　举例来看，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司法部长巴尔和蓬佩奥近期发表的系列涉华政策演讲中，在谈到中国问题时均将针对的对象指向中共。这四位美政府官员大都在讲话中刻意强调将中国当局与民众进行区分。

　　奥布莱恩率先在这一系列演讲中提到，“随着中国日益富裕和强盛，我们相信中国共产党会实现自由化，可以满足本国人民日益强烈的民主渴望。这曾经是美国大胆和典型的设想。这种设想出自于我们天生的乐观主义，也来自于我们战胜苏联共产主义的经验。遗憾的是，这原来是很幼稚的想法。我们错得实在很离谱。这种错误的估计已成为上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对外政策最大的败笔。”

　　随后，克里斯托弗·雷在发表他题为“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所带威胁”的演讲伊始时，就刻意强调，“我想明确的是，这不与中国人民有关，这也完全与华裔(专题)美国人无关。”他表示，“在发言中提到的中国指的是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不久后，在演讲中调侃说，要让中共领导人对他接下来的讲话更为厌恶的司法部长巴尔更是赤裸裸地抨击说，“中共用铁腕统治着世界伟大古老文明之一。它试图利用中国人民巨大的力量、生产率和创造力来推翻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让独裁安身于世界。”

　　巴尔还在演讲中谈到，“（中国）它仍然是一个威权的、一党统治的国家，共产党掌握着绝对权力，不受全民选举、法治或独立司法的制约。中共监视自己的人民，给他们打出社会信用分数，雇用政府内容审查大军，酷刑折磨异议人士，迫害宗教人士和少数民族，包括将一百万维吾尔人关押在思想灌输和劳动营里。”就区分中共与中国人民的用词，及确定双方之间的关系上，毫无例外蓬佩奥在他于尼克松图书馆发表的《共产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演说中更进一步。

　　蓬佩奥称，“我在冷战时期长大并在陆军服役。如果我学到了什么的话，那就是，共产党人几乎总是撒谎。他们撒的最大的一个谎言是，要认为他们是在为14亿被监视、压迫和恐吓得不敢说出真相的人民说话。恰恰相反。中共对中国人民诚实意见的恐惧甚于任何敌人。除了失去对权力的掌控之外，他们没有理由恐惧。”他还在这篇被外界认为足以可被看作是冷战开端的演讲中，呼吁世界和中国人民一起改变中共。他谈到，“我们必须从改变我国人民与合作伙伴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开始。我们必须说实话。我们不能像对待其他国家一样，把这个中国的化身当作一个正常的国家。”蓬佩奥说，“中国人民应该把改变中国共产党的行为不可能仅仅是中国人民的使命。自由国家有捍卫自由的工作要做。这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他强调称，“如果自由世界不改变共产中国，共产中国肯定会改变我们。不能仅仅因为过去的做法舒服或方便就回到这些做法。”

　　面对美政府高官这一数十年来未有地拾起意识形态所发表的对华系列演讲，其也招来了美国国内所谓“拥抱熊猫派”和北京官员的不满及批评声音。蓬佩奥发表加州(专题)演讲不久后，曾为小布什政府效力的美国外交学会会长理查德·哈斯就在《华盛顿邮报》以《关于中国、尼克松和美国的外交政策，哪些是蓬佩奥不懂的》为题发表署名文章。他在文中强调，蓬佩奥对中美关系史的叙述不准确。蓬佩奥称美国对华接触“失败”，因为中国没能演变成一个“民主国家”。哈斯指，尼克松和基辛格制定的美国对华政策，其目的根本不是要改变中国制度。文章中，他还提出，“包括中国共产党的角色应有中国人和他们的领导人们来决定。”他认为，蓬佩奥应与中国现有的政府进行磋商。

　　此外，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最新接受新华社就美中关系的采访中，再次花篇幅谈及了这一问题。他称，“美国国内总有一股势力，企图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他们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遏制中国，搞乱中国。”王毅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民是历史的阅卷人。中国的制度好不好，中国人民最有发言权。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在中国进行了13年连续调研，他们的调查显示，中国人民对党领导下的中国政府满意度高达93%。近年来，不少国际机构的民调也显示，中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超过九成。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的关系如同鱼和水一样交融，如同大地与种子一样共生，试图割裂和挑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血肉联系，就是与14亿中国人民为敌。”

　　显然，蓬佩奥和王毅就这一问题的争锋相对，涉及中国作为现代国家到底是主权在民，还是仍然被执政者攥在手中，及政权合法性的根本性问题，其利害性自然不言而喻。而美国政界、媒体界为何在谈及涉华问题时通过改变一个词语，区分中共和中国人民就引发北京方面如此剧烈的反应。又为何在中国官媒的报道和描绘中，蓬佩奥等美国政治家往往会被贴上“反华”的标签。

　　有分析人士指出，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就曾多次详细地谈到及印证过这一问题。奥威尔在他的著名散文《政治与英语语言》中提出，政治语言是为了“使谎言听起来真实，使谋杀看起来正当，把空话说得真有其事”而形成。他认为这些文体隐藏真相，而非彰显真相，所以必然是语意含糊或无意义的。这种文体甚至可以“传染”无意隐藏真相的人，也会使作者的思想在自己和其他人面前隐蔽起来。他在文中表达的这一观点随后在其所著作的政治讽刺小说《一九八四》中被表现的淋漓尽致。

　　《一九八四》中，真理部是大洋国四个部门之一。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就在真理部上班。和其他在小说中描绘的三大部门一样，如和平部负责战争，友爱部负责拷打，富裕部负责挨饿， 这个部门的处理事务与头衔截然相反。真理部主要负责根据现实和宣传需要，改写历史文献、报纸和文学著作。不过，冠以真理也有深层含义，那就是人为地制造真理。显然，这种通过掌握文字游戏和对事件叙述操控及偷换概念，以达到控制和灌输收到信息人的思维的手法并不局限于对英语的应用中。包括在中国历史上对中文的使用中也十分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