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疾控中心：生于“非典”，死于“新冠”

中国疾控中心：生于“非典”，死于“新冠”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人高福1月26日在接受记者采访。图片来源：MARKSCHIEFELBEIN/ASSOCIATED PRESS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hines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简称：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George Gao)习惯每天睡前走一万步，然后上网看看新闻。

　　去年12月30日那天，他被网上刷到的新闻惊呆了。两则泄露到网上的地方政府文件警告称，中国特大城市武汉市出现不明原因的肺炎病例。据接近高福的人说，这是他第一次听说疫情暴发的消息。

　　根据接近高福的人称，这位58岁的病毒学家给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打了电话，后者证实了疫情的消息，并告诉愈发警觉的高福说，类似病例至少从12月1日就开始有了，当时为止已有25例疑似病例。

　　但事情本不该是这样的。

　　中国疾控中心成立于2002年，这一机构建立的目的，是为了能发现并遏制常会从华南地区开始出现的流行病。在当年致命的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即SARS）暴发后，这一任务变得更为紧迫。

　　中国疾控中心在美国的帮助下，对数百名工作人员进行了疫情应对技术的培训，派遣团队去非洲抗击埃博拉(Ebola)病毒，还引入了一个覆盖全中国的传染病实时报告系统。高福是中国疾控中心招来的、同时拥有牛津(Oxford)和哈佛(Harvard)两家院校学历的专家。

　　“我很有信心地说，‘SARS事件’不会有了，”高福在去年的一次讲话中说道。 “这得益于我国传染病监测网络建设得很好，病毒来了我们可以挡住它。”

　　然而，当病毒真的再次出现时，高福领导的中国疾控中心从一开始就失败了。

　　在高福听说不明肺炎情况的时候，病毒已经在武汉开始扩散了，中国疾控中心没能在去年12月初发现这一情况并采取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到了今年1月23日，政府有关部门下令封锁武汉之时，病毒已蔓延至海外地区。

　　截至8月中旬，全球已有超过2,100万人感染这种病毒，其中死亡逾76万人，造成了数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也使得中美两国关系一路直下，陷入了冷战时期的危机。

　　要确切评估中国若提早采取行动可能产生的影响并非易事。由中英美三国科学家共同进行的一项研究估算，如果能再早三周就开始采取控制措施，中国的感染病例数量将减少95%；早两周的话病例能减少86%；早一周能减少66%。

　　中方驳斥了对其疫情应对的批评，尤其是来自美国的批评，并且还越来越多地将其遏制住境内疫情描述为国家主席习近平(专题)专制领导风格的一个成功范例。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简称：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6月份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政府没有任何延误和隐瞒。”

　　由马晓伟（左二）领导的中国国家卫健委对新冠病毒相关的信息发布加以限制。图片来源：MARK SCHIEFELBEIN/ASSOCIATED PRESS

　　中国疾控中心和负责监督该中心的国家卫健委都没有回应记者的置评请求。高福不予置评。

　　通过对中国的医生、官员、卫生专家，以及与中国在疾病控制方面合作过的外国科学家和官员的采访，《华尔街日报》了解到了如下情况：

　　--中国疾控中心在早先错过了一些反映疫情情况的信号，因为医院没有在中国疾控中心的实时系统中输入详细信息，而实时系统是疾病监测工作的技术核心。

　　--地方政府意图向国家领导人隐瞒坏消息，想要提高武汉在全国的政治地位，因此没有顾及中国疾控中心要求他们做的事。

　　--国家官员禁止未经批准发表有关病毒的任何研究，延迟了响应，直至未经授权的信息被泄露后，才被迫在1月初与其他国家分享了一些关键信息。

　　--财务和人事方面的问题困扰着中国疾控中心。该中心竭力想要招募和留住人才，而美国从2018年起撤走了赞助资金和培训方面的支持，使得这一问题恶化。

　　中国对新型冠状病毒作出的反应要快于对SARS的反应，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而且中国最终也成功在国内控制住了疫情，而美国和一些其他国家的政府未能做到这一点。

　　但令中国的医生和他们国外同行担忧的是，中国政府可能没有为下一场潜在的大流行做好更好的准备。

　　中国政府的高级医学顾问钟南山今年2月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道，CDC的地位应该改变 。他还指出，如果以后不是这样的话，以后可能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钟南山在应对SARS和新冠病毒方面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中国疾控中心成立之初，是想要复制当时作为黄金标准的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简称：美国疾控中心)的那一套，建立最先进的实验室和数据分析系统，培训一支精英队伍参与到流行病防控的工作中来。

　　短短几个月内，中国遭到SARS疫情席卷，当时在世界范围内造成774人死亡。2004年，中国疾控中心的首任负责人因另一起小规模的SARS感染事件辞职，该次感染的原因是中国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当时对导致SARS的冠状病毒进行了实验。

　　中国疾控中心在医疗机构体系中缺乏足够的权威，行事因此受到阻碍，而中国医疗机构体系固有的疾病控制方法则是基于过时的苏联模式。

　　作为国家卫健委麾下众多“技术机构”之一，中国疾控中心被授权做研究，提建议，提供培训并牵头应对突发卫生事件。

　　然而，中国有超过3,000个地方疾病控制中心，中国疾控中心对这些地方中心没有行政管理权限，这些机构很多都是在上世纪50年代时设立的，获得地方政府的资金支持，听命于地方政府，常常会对来自中央的干涉感到不满。与美国疾控中心不同的是，中国疾控中心没有在紧急情况下可以隔离人员或直接与公众沟通等法律赋予的权力。中国疾控中心的规模也要小得多，目前约有2,000名全职员工，而美国疾控中心职员数量接近12,000人。

　　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教授Jeffrey Koplan说，从一开始，中国疾控中心实际上就没有得到财政支持和发展机会，所需的自身定位亦不明晰。Koplan曾担任美国疾控中心主任，同时也长期担任中国疾控中心顾问。

　　2003年SARS疫情爆发时，中国医生在接听SARS热线。图片来源：NG HAN GUAN/ASSOCIATED PRESS

　　早期成功范例之一是中国的首个基于互联网的疾病报告系统，并于2004年在全国范围内启动，2008年在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帮助下进行了系统升级。

　　这个系统包括要求医生在发现任何一例不明原因的肺炎病例后，要立即在系统上进行记录，系统会自动向当地和国家的疾控官员发送警报。

　　据中国卫生官员称，到2013年，该系统已将平均报告时间从5天缩短到了4小时。

　　尽管如此，该系统能否有效运作仍取决于医生和地方官员是否能按照规定来操作。通常，地方政府要求医生在记录病例之前与医院领导和当地卫生官员先沟通一下。

　　与中国疾控中心有密切合作的乔治亚大学(University of Georgia)健康政策教授Adam Chen说：“只有在正确使用的情况下，世界一流的报告系统才会有绝佳效果。”

　　中国疾控中心成立后不久，美国疾控中心就开始向在北京的美国驻华大使馆派遣官员，帮助培训中国疾控中心的数百名工作人员。对于美国来说，这么做可以增强自身对新兴病原体的防范能力，因为预计其中许多病原体会来自中国。

　　在习近平于2012年就任国家主席后，中国政府就开始为增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而努力。习近平标志性的外交政策倡议“一带一路”全球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还包括了打造“健康丝绸之路”的计划，中国想通过这个计划帮助发展中国家做疾控工作。

　　2014年，中国疾控中心朝着这个方向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时任该中心副主任的高福带领一个小组前往塞拉利昂帮助抗击埃博拉疫情。还有一支队伍去了利比里亚。中美两国也同意合作建立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高福（中）在中国CDC帮助西非抗击埃博拉疫情的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图片来源：XINHUA/ZUMA PRESS

　　中国实验室团队成员2014年前往塞拉利昂。图片来源：XINHUA/ZUMA PRESS

　　尽管中国疾控中心在国外享有较高知名度，但在国内却面临着人员配置问题。前员工表示，自从他们从北京市中心搬到了偏远的郊区后，就很难招到人，工资也很低。

　　在2012年至2015年期间担任美国疾控中心驻华顾问的George Conway说：“一名处于职业生涯中期的医务人员，能够买得起一间狭小的公寓，一辆微型汽车或电动摩托车，就已经很幸运了。” 他还说，如果是像高福一样资质的人，去一些生物技术初创公司或是私立机构工作，其实能多赚很多钱。

　　据与高福共事过的人说，高福2017年接任中国疾控中心主任时，看到了提升该机构地位的机会。从许多方面来说，他都是这个职位的理想人选，他所要做的工作充分体现了中国不断增长的财富、科学实力和全球化视野。

　　高福出生在中国北方煤炭产区的一个贫困家庭，家中共有六个孩子。他起初是学兽医的，后来才到北京转修微生物学和流行病学。

　　1991年，他获得英国政府奖学金去牛津大学学习。之后他获得英国慈善机构Wellcome Trust的资助，能够继续在牛津大学和哈佛大学做研究。

　　高福于2004年回国，成为中国政府通过提供高级职位和经济方面激励吸引回国的一批中国科学家中的一员。

　　和他的前任不同，高福话不多，勤奋，很有魅力，英语流利，在国际上人脉广泛，他本人也是行业专家，发表了很多关于病毒是如何从动物传播至人类的论文。

　　与他一起在北京共事过的Conway称，高福是个“明星人物”。Conway说：“他是一个非常有型的人。我的意思是，他如果在美国疾控中心工作也会很快取得成就。”

　　高福2018年在中国主办了“世界流感日”活动，WHO负责人出席了这个活动。2019年，他组织出版了中英文双语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China CDC Weekly)，旨在复制美国疾控中心颇具影响力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周报》(Morbidity and Mortality Weekly Report)，后者提供新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详细信息。

　　然而，随着中美关系的恶化，高福所处位置变得更加危险。在北京，与美国关系密切的中国官员受到越来越多的怀疑。与此同时，一些美国官员则对高福对全球病毒组项目(Global Virome Project)表现出的热情保持警惕，担心中国政府计划利用该项目进一步实现战略目标。这个项目旨在对新出现的病毒威胁进行分类。

　　2018年，在白宫将中国认定为“战略竞争对手”后，为联合研究提供资金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关闭了其在北京的办事处。美国疾控中心也开始缩减在中国的项目。

　　美国撤资加剧了中国疾控中心的财务和人员配置问题。中国疾控中心2020年的年度预算为人民币(专题)2.86亿元（约合4,100万美元），仅略高于2016年的水平。美国疾控中心今年的预算则高达66亿美元。

　　高福在今年5月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了资金和人员短缺以及中国行政部门的“微观管理”问题。他说：“疾控事业发展明显迟滞于经济社会发展。”

　　早期预警

　　魏桂先从去年12月10日开始觉得不舒服。

　　这位57岁的海鲜商贩起初以为自己感冒了，于是步行至离她工作的武汉华南海鲜市场不远的一家小诊所。八天以后，她在医院里意识不清，成为最早出现的疑似病例之一。

　　“我之前以为生孩子是最难的事了，”她在接受采访时说。“感染了这种病，我觉得我还不如死了算了。”

　　研究人员指出，即使中国疾控中心被赋予充分的权力，也可能会错过最初的新冠病例，这个病毒很可能去年10月或11月就开始在武汉传播了，最有可能是那些从未出现过症状的人，或是有症状但没去看过医生的人。

　　不过这些研究人员说，到去年12月初的时候，中国疾控中心的实时系统里应该是要登记有魏桂先和其他去过医院和诊所的类似病例。

　　根据当地医生的说法，这些人都有类似的症状，包括发烧、疲倦、咳嗽和四肢酸痛等，但对流感、普通肺炎和其他已知疾病的检测均呈阴性。

　　这些人中的许多人都去过华南海鲜市场，或在该市场工作，这个市场有大量摊贩，主要出售海鲜，也有出售活体或是已被宰杀的野生动物，包括狗獾、刺猬、貉子、竹鼠和果子狸等。

　　而有些人没有去过该市场，这是该病毒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早期迹象。

　　1月11日，武汉卫生应急响应工作人员检查了华南市场，该市场疑似为新冠疫情爆发中心。图片来源：NOEL CELIS/AGENCE FRANCE-PRESSE/GETTY IMAGES

　　由于早期患者去的是几个不同的医疗机构，细节也没有在实时系统中记录下来，因此没有人能将他们之间的共同点联系起来。

　　中国疾控中心一位前副主任说，他们本可以从12月中旬就获悉这些病例，这样他们就不会在50天后让该病毒失控。

　　治疗早期病例的医生在胸部扫描发现患者肺部严重受损时就已经有所警觉。据相关人士说，一些医生将样本送往广州微远基因(Vision Medicals)等一些由民营企业运营的实验室进行检测。微远基因在他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确认，他们检测了在12月24日取得的一个样本，这个样本是从一名12月18日发病的患者身上采集来的，并表示这是最早接受检测的样本。微远基因不予进一步置评。

　　据武汉一位看到检测结果的医生说，截至12月27日，至少有一个民营实验室已经对该病毒的大部分基因组进行了测序，并识别出一种新的类似SARS病毒的冠状病毒。

　　中国政府发布的官方消息中没有提及中国疾控中心实时系统失效或是民营实验室的检测结果。基因组序列的公开发布至少在再过了两周之后。

　　政府的官方报告始现于12月27日，当时政府表示，位于武汉的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的一名医生发现了四例不明原因的肺炎患者，并联系了武汉市江汉区的疾病控制中心，江汉区是该医院和华南海鲜市场的所在区。

　　据隶属于国务院的《中国新闻周刊》(China Newsweek)报道，12月27日，38岁的江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官员王文勇前往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进行了采样，并于次日将样本送至武汉市疾控中心 。

　　“因为当时患病的是一家三口，很明显有传染性。我们一开始想是不是流感，”王文勇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道。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在接下来的两天里，王文勇又得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新发现三例病例，武汉市中心医院发现了四例病例，这七例病例都与华南海鲜市场有关。他还就此提醒了比他高一级别的武汉市疾控官员。

　　记者无法联系到王文勇进行置评。

　　社交媒体图片显示武汉市中心医院医护人员正在为病人服务。图片来源：THE CENTRAL HOSPITAL OF WUHAN/REUTERS

　　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艾芬在接受采访时证实，她于12月28日向医院领导报告了有关四例病例的情况，随后领导通知了江汉区疾控中心。

　　她补充了一个中国政府没有提及的细节：她还把样本寄去实验室做检测，12月30日得出的结果发现是一种类似SARS病毒的冠状病毒。

　　这令她感到震惊，她把检测结果分享给同事，同事又把这个信息发给了其他人，其中包括眼科医生李文亮。李文亮医生因感染新冠病毒去世之后，在网上引发了极大的悲痛和愤怒。

　　李文亮医生看到这个检测结果后，又通知了他100多名医学院的同学，他当天下午在一个微信群里中告诉大家华南海鲜市场确认了7例SARS。他随后又发送了一条更新消息，称已确认是冠状病毒，类型正在确定，并警告群里的人不要泄漏出去。

　　消息最终还是泄漏出去了，并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

　　对当地官员来说，这个时机糟得不能再糟了。

　　武汉当时刚刚花了数十亿美元举办了世界军人运动会以提高城市知名度，有来自110个国家的运动员参加了比赛。当地领导人正在努力将武汉提升为与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相媲美的大都市，这样的政绩可以帮助武汉市委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中争得一席之地，政治局目前由中国25名高层领导人组成。

　　一位武汉市的官员说，主席习近平出席了运动会开幕式，对武汉为举办这次活动所做的努力表示赞赏，这使得地方官员以为政治局的决定可能会在数周内达成。这名官员说，整体想法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没人预料到疫情爆发的规模。

　　武汉当时还在为一年一度的政策制定会议做准备，会有数百名当地官员和政协官员参加，又时逢中国农历新年假期将近，届时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国内或去海外旅行。

　　地方当局迅速采取行动压制了在线讨论，删除了李文亮的消息。知情人士说，李文亮和艾芬医生都受到医院领导的正式批评。

　　地方官员当时试图权衡问题的程度究竟有多大。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月访问了位于北京的军事医学科学院，了解疫苗开发的情况。图片来源：DING HAITAO/XINHUA/ASSOCIATED PRESS

　　据《华尔街日报》见到的一份落款日期为12月30日的内部报告，省、市和江汉区的疾控办公室对市中心医院和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出现的病例进行了调查。

　　报告显示，自12月1日以来共发现25例疑似病例，对其中20例的调查显示，他们都和华南市场有联系。

　　报告中指出，市场西边是很多疑似病例病患摆摊的地方，那个区域尤其不卫生，垃圾堆得到处都是，地面潮湿，通风不良，建议对其进行打扫和消毒。

　　这份报告发到了市级和省级政府，但没有发给北京方面。

　　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随后发布了两条内部通知：一条是要求医院寻找与该市场有关的其他不明肺炎病例； 另一条是命令医院加强安全程序。该委员会向市政府和国家卫健委汇报工作。

　　这就是高福在网上刷到的两条泄露出去的信息。

　　WHO是在网上监测有关潜在疫情暴发的信息，该机构的官员称，他们也是以同样方式首次获悉相关消息，当时是在北京时间12月31日上午11点左右看到了这些信息。

　　1月25日，医护人员在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运送一名疑似患有Covid-19的病人。图片来源：HECTOR RETAMAL/AGENCE FRANCE-PRESSE/GETTY IMAGES

　　由中国疾控中心卫生应急中心负责人李群率领的一组疾控专家以及国家卫健委其他人员当天早上赶赴武汉。

　　李群的团队提出了一个教科书般的方案：在华南市场对商品和周围环境进行采样，跟踪野生动物供应商，给市场工作人员做检测，调查附近的医疗机构并检查患者。

　　在接下来的几天中，这些计划反复与其他地方和国家官员的计划产生矛盾。

　　当李群的团队于1月1日早间进入该市场的时候，武汉当地机构12月30日报告所建议的清理工作已经在全面展开了。

　　武汉当地在12月31日早间派出一个小组前往市场，采集样本并清理动物，并指派当地的江卫消毒公司对该区域进行了消毒。

　　该公司31岁的经理Lu Junqing说，当地官员给了他严格的指示，让他不要对公众说话。

　　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政府也怕舆论社会压力大了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高福认为自己的团队可以利用从市场搜集来的样本快速识别出病毒的中间宿主，他对此很有信心。他怀疑宿主是竹鼠，但他的团队并未在市场的任何动物样本中发现这种病毒，只是在从摊位、下水道和其他环境中采集来的样本中发现了病毒。

　　中国中国疾控中心在要求地方医院使用报告系统来记录新病例的时候，还遇到了另一个障碍。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3月在接受国家媒体采访时谈到，有些医院从1月3日开始这样做，但几天后就停了。

　　武汉一位官员说，地方卫生部门1月4日发布了一份与上述要求相矛盾的内部命令，每一个新病例都要先由一组医院专家进行检查，然后再由区、市和省级疾病预防控制官员进行检查，然后才可以记录到报告系统中去。

　　这位官员说，关于如何报告此类病例的指示是非常明确的：医生和医院都必须对报告和披露病例情况非常谨慎，以免导致公众有任何恐慌。

　　在1月5日至1月18日之间，政府没有公开任何新病例，这个时间点正好是武汉一年一度政策制定会议的时间。

　　中国疾控中心团队知道与公众快速清晰的沟通十分重要，这样才能采取预防措施并防止错误的信息。

　　但国家卫健委的看法不同。

　　据《华尔街日报》见到的一份副本显示，国家卫健委1月3日发布了一份内部通知，命令实验室对测试样品进行销毁，或将其交予政府，严禁任何人直接或通过媒体发表有关该病毒的研究。

　　知情人士说，当时身在北京的高福试图在地方和国家官员之间进行协调，他对此非常生气，在一次在与美国同行的通话中差点哭了。

　　国家卫健委对信息的控制也并不完全成功。

　　知情人士称，1月3日中午左右，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研究人员从武汉一家医院收到了一个样本，并开始对基因组进行测序，但他们对患者一无所知，也不知道这和疫情的潜在联系。

　　他们说，1月5日早间，一名工作到很晚的研究人员看到了结果：这是一种和SARS病毒类型非常相似的冠状病毒。

　　这支由同时在中国疾控中心工作的张永振领导的研究小组还注意到了另外一些情况：一种在该病原体表面刺突蛋白的基因，与SARS病毒用来和人体细胞相结合的部分非常相似。这表明人际传播是很有可能的。

　　该小组当天向国家卫健委发送了有关他们发现情况的内部报告，警告说该病毒可能会通过呼吸道传播，并建议在公共场所采取适当措施。

　　过了两周也没有采取任何此类措施，研究的结果也没有在几天内公布。

　　1月9日，在《华尔街日报》报道了中国正在应对一种新的冠状病毒后的一天，一位中国官员首次公开证实了这一点。尽管如此，基因组信息还是没有公布，这是设计测试套件时必不可少的信息。

　　两天之后，上海团队的工作情况没有通过中国官方渠道发布，而是由悉尼大学(University of Sydney)病毒学家爱德华·霍姆斯(Edward Holmes)在网上发布了，张永振教授经常与霍姆斯合作。张永振拒绝对此置评。

　　霍姆斯说，他知道中国国家卫健委当时在1月3日发通知禁止公开发表相关信息。他说，我们还是决定发表，因为这对全球公共卫生来说都具有极高的重要性，必须要这么做。

　　次日，国家卫健委正式与世界分享了基因组信息。

　　许多相关人士认为，1月13日是一个关键的节点，当日泰国宣布了首例确诊新冠病例，那是一名来自武汉的61岁中国妇女，曾去过当地的生鲜市场，但去的不是华南市场。中国领导层对此的警觉加大了。

　　在公开的场合，甚至一些中国疾控中心官员当时还在淡化该病毒的人际传播威胁。由于没人使用实时报告系统，官方的病例统计数字从1月5号开始就没变过。

　　一些医生和卫生专家在幕后试图说服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这种病毒存在人际传播。高福与因SARS疫情成为英雄的钟南山，1月18日随第三组专家组访问了武汉。

　　呼吸道专家、卫健委新冠爆发调查组负责人钟南山1月19日到访武汉金银潭医院。图片来源：CHINA DAILY/REUTERS

　　一名和专家组行程相关的人士说，专家组抵达武汉后，当地官员显得有所隐瞒和焦虑。在访问当地医院的过程中，钟南山主导提问，严厉询问了医院工作人员，直至他们最终承认有14名医务人员被1名病人感染。

　　1月23日，即记录首例病例七个多星期后，当局下令武汉封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