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与护士长对谈：死后把我火化 骨灰撒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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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12月26日，毛泽东、张耀祠（左一）、吴旭君在上海。（资料照片）
晚年的毛泽东曾经多次谈及自己的生死问题。对此，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的回忆最为详实。
1963年罗荣桓逝世之后，毛泽东与吴旭君有过一番长谈，这也是毛泽东生前最为集中的一次讲述他的生死观。多年后，李敏等主编的《真实的毛泽东》一书追述说：
1963年12月16日罗荣桓同志逝世，毛泽东到北京医院向罗荣桓的遗体告别。从那以后，他一直很少讲话，几天睡不好也吃不香，显得心事重重的样子。就在这时，他写了一首诗《吊罗荣桓同志》。
有一天，他睡不着觉跟吴旭君聊天。回想往事，谈起他母亲。“我喜欢母亲。她是个善良的农村妇女，待人诚恳。”他靠在床上对吴旭君说，不停地吸烟。吴旭君坐在他床脚下听着。“尽管她不懂搞群众关系，可她为人很好，受人尊敬。她死的时候，来了好多人为她送殡，排着长长的队，跟我父亲死的时候不一样。父亲对人苛刻。我总忘不了这件事。”
“你母亲去世的时候，你不是不在吗？”“我不在就不能听别人说？”“你对你母亲怎么个好法？”吴旭君好奇地问。毛泽东摇了摇头说：“我作为儿子不够格呀。生不能尽忠，死不能尽孝。我就是这样的人。”“这也怪不得你。你那么早就投身革命，寻找真理，为解放全中国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也算是孝敬母亲的。”吴旭君宽慰他说。
毛泽东继续抽烟，沉思了一会儿，他突然说：“我死的时候你不要在我跟前。”“你别开玩笑了，假如真有那么一天，我怎么会不在你身边呢？我要做好防病工作，你得了小病我会及时给你治疗护理，不让你得大病。”“不，我死的时候一定不要你在我跟前。”毛泽东坚定地说，“我母亲死前我对她说，我不忍心看她痛苦的样子，我想让她给我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我要离开一下。母亲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她同意了，所以直到现在，我脑子里的母亲形象都是健康、美好的，像她活着时一样。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不让你在我跟前了吧。我要给你一个完美的印象，不让你看见我的痛苦。”
“咱们别老说死的事吧。”吴旭君说。毛泽东固执地说：“我这个人就这么怪，别人越要回避的事，我越要挑起来说。在战争中我有好多次都要死了，可我还是没死。人们都说我命大。可我不信。我相信辩证法。辩证法告诉我们，有生就有死，有胜利也有失败，有正确也有错误，有前进也有后退。冬天过去就是春天，夏天热完了就到了秋天等等。你都不研究这些呀？”
吴旭君说：“我们研究的范围比较窄，不像主席说的这么广泛。确切地说，我们更多地研究人的生、老、病、死。在医学方面有的还落后于其他学科。虽然生、老、病、死只有四个字，可是在这个范畴内还有许许多多微妙复杂、无穷无尽的问题。比如，如何提高优生率。怎样防老，减缓衰老过程。对疑难、不治之症怎样找出一个预防治疗措施。如何降低死亡率。这些问题都需要继续研究，有待解决。”
听完吴旭君的话，毛泽东笑了。他掐灭烟头说：“讲得不错嘛。你承认生、老、病、死是生命在不同时期的表现。那好，按这个科学规律，我和罗荣桓同志一样也会死的，而且死了要火化，你信不信？”对这么突然的提问，吴旭君一点儿思想准备也没有。吴旭君吓呆了，好久没说话。“你怎么了？”毛泽东问。“主席，咱们不要谈这个问题，换个话题吧。”毛泽东认真起来，用肯定的语气说：“你不要回避问题喽。话题不能换，而且我还要对你把这个问题讲透。给你一点儿思想准备的时间。我书架上有本《形式逻辑学》，你拿去读，明天我们再接着谈。”
谈话就这样结束了。吴旭君从他的书架上找到《形式逻辑学》回到休息室就看起来，以应付“考试”。毛泽东说话从来是算数的，你休想打马虎眼。
第二天，吴旭君陪毛泽东吃过第一顿饭以后已是下午，吴旭君离开饭桌，坐在沙发上，他就问：“你的书看得怎么样，我们接着昨天的谈。”吴旭君说：“这本书的页数不算多，我都看完了，我觉得自己得了消化不良症，有的问题似懂非懂。”“形式逻辑讲的是什么？”他像个严格的老师似的问。吴旭君把准备好的几段有关形式逻辑的定义背给他听。他听完以后说：“那你就根据概念、判断、推理举个例子，考考你学过的东西会不会用。”吴旭君没想到他会提这样的问题，想了一下说：“所有的金属都是导电体，铜是金属，所以铜是能导电的。”
毛泽东点点头：“讲得不错，你再联系我们昨天谈的问题举个例子。”吴旭君想，自己从来没把毛泽东与死联系起来想过，她的工作是保证他健康、长寿。另外，从感情上讲，吴旭君根本不愿他死，中国太需要他了。吴旭君无法在这个问题上运用残酷的“形式逻辑”，所以她直率地说：“昨天谈的事我举不出例子。”毛泽东看着吴旭君为难的样子说：“那好，让我替你举个例子吧。”他有些得意地掰着手指说：“人都是要死的，这是个概念。根据概念，然后你做出判断，毛泽东是人，看来这个判断是正确的。那么，根据判断你再去推理。所以，毛泽东是会死的。”
毛泽东接着说：“我设想过，我的死法不外乎有五种。两年前在武汉见蒙哥马利时我也对他讲过。第一，有人开枪把我打死。第二，外出乘火车翻车、撞车难免。第三，我每年都游泳，可能会被水淹死。第四，就是让小小的细菌把我钻死。可不能轻视这些眼睛看不见的小东西。第五，飞机掉下来摔死。”他笑着说：“中央给我立了一条规矩，不许我坐飞机。我想，我以后还会坐。总之，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啰。”说完，他开心地大笑起来。
吴旭君听了这些话，觉得心里很沉重，一点儿也笑不起来。她说：“咱们能不能不说这些不吉利的话？”“你这个人呀，还有点儿迷信呢。”他指着吴旭君的鼻子说，“你是个搞自然科学的，应该懂得自然规律的严肃性。”
他说：“我死了，可以开个庆祝会。你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最好穿颜色鲜艳的红衣服或花衣服，要兴高采烈、满面春风地参加庆祝会，然后你就大大方方地上台去讲话。”“讲什么？”吴旭君茫然地问。“你就讲：同志们，今天我们这个大会是个胜利的大会。毛泽东死了。我们大家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他死得好。如果不死人，从孔夫子到现在地球就装不下了。新陈代谢嘛。‘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
停了一会儿，他认真地对吴旭君说：“我在世时吃鱼比较多，我死后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长江里喂鱼。你就对鱼说：鱼儿呀，毛泽东给你们赔不是来了。他生前吃了你们，现在你们吃他吧，吃肥了你们好去为人民服务。这就叫物质不灭定律。”
“不能，万万不能。”吴旭君连连摇头说，“平时我一切都听你的，这件事不能听，我也不干！”毛泽东不再笑了，脸上显出不高兴的神情。他说：“你在我身边工作了这么久，离我又这么近，都不能理解我呀。我主张实行火葬，我自己当然不能例外。我在协议上签了名的。”“你还订了什么协议，跟谁订的？”吴旭君惊奇地问。“和中央的同志们，在怀仁堂签的名，不信你去查。照此办理大有好处，留下我的遗体会增加人们的负担啊。”事后吴旭君才知道的确有这么一份倡议书。
这么长长一段的回忆文字，充分展现了晚年毛泽东的生死观，其从容、豁达、明智，体现了一代伟人的风范。
——摘自《党史博览》2016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