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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静自曝故乡旧事:我为什么不回老家山西?

京港台:2020-9-25 21:30| 来源:新周刊文摘 | 评论( 12 )  | 我来说几句


柴静自曝故乡旧事:我为什么不回老家山西?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我一九九三年考大学离开山西,坐了三十多小时火车到湖南,清晨靠窗的帘子一拉,我都惊住了,一个小湖,里头都是荷花——这东西在世上居然真有?就是这个感觉。孩子心性,打定主意不再回山西。就在这年,中国放开除电煤以外的煤炭价格,我有位朋友未上大学,与父亲一起做生意,当时一吨煤十七块钱,此后十年,涨到一千多块钱一吨。煤焦自此大发展,在山西占到GDP的百分之七十,成为最重要支柱产业。

  二〇〇三年春节我从临汾车站打车回家,冬天大早上,能见度不到五米。满街的人戴着白口罩,鼻孔的地方两个黑点。车上没雾灯,后视镜也撞得只剩一半。瘦精精的司机直着脖子伸到窗外边看边开,开了一会儿打电话叫了个人来,“你来开,我今天没戴眼镜。”

  我以为是下雾。

  他说,嗐,这几天天天这样。

  我查资料,这雾里头是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悬浮的颗粒物。临汾是盆地,在太行山和吕梁山之间,是个S形,出口在西南方向,十分封闭,冬季盛行西北风,污染物无法扩散,全窝在里头了。

  回到家,嗓子里像有个小毛刷轻轻扫,我爸拿两片消炎药给我,说也没啥用,离了这环境才行。他跟我妈都是慢性鼻炎,我妈打起喷嚏惊天动地,原先还让我爸给她配药,后来也随便了:“你没看襄汾这几年,新兵都验不上么,全是鼻炎、支气管炎。”

  我爸是中医,他退了休,病人全找到家里来,弄了一个中药柜子,我跟我妹的童子功还在,拿个小铜秤给他抓药,我看药方是黄芪、人参、五味子……

  “都是补药啊?”我看那人病挺重的样子。

  我爸跟我说:“这些病是治不好了,只能养一养。”补了句:“十个,十个死。”

  我吃一惊,说什么病啊?

  “肺癌、肝癌、胃癌……都是大医院没法治了,来这儿找点希望的。”

  他说了几个村子名,病人多集中在那里,离河近,离厂近,他问了一下,都是农民,直接抽河里水浇地吃粮,“这几年,特别多”。

  我问我爸:“不能去找找工厂?”

  “找谁呢?河和空气都是流的,谁也不认。”

  二〇〇六年采访孝义的市长,他白皙的四方脸,西装笔挺,不论什么问题,总能说到市里的整顿措施。我问:“这个城市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回头来看的话,这个代价是不可避免的吗?”

  市长说:“这个代价是惨痛的。”

  我问:“是不可避免的吗?”

  市长说:“这个代价是惨痛的。”

  我再问:“是不可避免的吗?”

  市长端起杯子喝口水,看着我:“政府对于焦化,始终是冷静的。我们采取措施之后呢,后面的这股劲我们给压住了。”

  “压住了?”我问,“压住了还会有这么三十多个违规项目上来吗?”

  “因为当时有个投资的狂热,他们都想做这个事,市场形势特别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态度是坚决的。”

  “如果你们态度坚决的话,那么这些违规项目就应该一个都不能上马才对呀?”

  他又拿起杯子喝了一口水,一言不发地坐在那儿。

  我们对着看,看了很久。

  晚上我跟老郝在宾馆,正准备休息。

  有人敲门,是厂子老总的大儿子。手里拎一个布袋子,又沉又胖,带子绕了两圈缠在手上。看我一眼,说:“你能不能出去一下?”

  呵呵,我说“你们谈,你们谈”,进了洗手间,把水龙头打开,把门关上。等我洗完澡出来,这哥们走了。

  老郝靠床上冲着我笑。

  我只好说:“我们山西人太实在了,真不把主持人当回事儿啊,就奔着导演去。”

  我俩躺在床上猜了好久,一个布袋子里到底能装进去多少钱。

  节目没播成。

  无以解忧,我们几人约着去旅行,每到一地,我都对老郝和老范说,我老有强烈的童年感觉。老郝指着那些乱石中上千年的巨榕,或是落英缤纷的荷塘,笑我:“你们山西能有这个么?”我刚开口“我们在旧石器时代……”她们都笑得稀烂。唉,说不下去了。

  汾河边的丁村人文化遗址,从我家骑车十几分钟就到。馆里有文字标明:“十万年前,古人类在这里生存,汾河两岸是连绵不断的山冈、砂地和禾草草原。当时的河湖沼泽里长满了香蒲、黑三棱、泽泻……水边草甸上有蒿、藜、野菊,东山坡上是落叶阔叶树木,栎树、桦木、椿树、木樨、鹅耳枥……”石炭纪时这些繁茂的植被,千百万年来的枝叶和根茎堆积成极厚的黑色腐殖质,地壳变动埋入地下,才有了煤。

  小时候,人家在汾河挖沙盖房,一挖湿河沙就有人来我家送龙骨,是一味中药,我爸说是沙里挖出的恐龙化石,用来止血。拿小铁锤在生铁钵砸开,一小段一小段竖纹的细条骨头,里面全是蜂窝样的小眼,吸湿力很强,干完活我们姐俩常把一根雪白的骨头粘在嘴唇上,晃荡着跑来跑去。

  后来我查过,龙骨不是恐龙骨头,是象、犀牛、三趾马的骨头化石,丁村人最早在河滩上制作石器时,狩猎采集为生,猎的就是大象和犀牛。离我家十几里的陶寺遗址掘出的“鼍鼓”,腔内有数根汾河鳄的皮下骨板。四千年前,汾河里还有鳄鱼。

  这里是人类先民最早的农业生产地之一,那时已有收禾穗的石刀,脱壳去皮的石磨棒,由部落而入城市,文明兴起。考古学家苏秉琦教授说过:“大致在四千五百年前,最先进的历史舞台转移到晋南。在晋南兴起了陶寺文化。它相当于古史上的尧舜时代,亦即先秦史籍中出现的最早的‘中国’,奠定了华夏的根基。”

  旅行时高明度的阳光、绿荫、浓重的色彩、动物的啼叫,给我的童年之感,也许是我还是个婴儿的时候,躺在那里感觉到的东西——也可能是留在人的基因里一代一代遗传下来的远古记忆。

  幼年,我们无甚可玩,土就是玩具,尤其喜欢下雨,沟渠漫溃,雨停后一片泥涂。这些泥涂被大太阳晒得结了干板,变得极为平滑。我们拿着小刀就去撬起几块来,手感滑腻,拿在手里削,没人教,也没图样可参考,我最擅长的也就是削出一把土枪,握在手里比划。我妹更小,连这个都不会,只能拿一个装万金油的圆盒子,找点稀泥巴,等干了磕出来,晾在滩上,圆圆一小粒排起来,就算是艺术创造了。

  我们不懂大人的烦愁。

  山西百分之八十都是丘陵,黄土是亚细亚内陆吹来的戈壁砂石细末,一逢大雨,雨夹泥冲沟而下,曾经把整个打麦场冲毁,十几万斤麦子全入汾河,连坟头也成耕地,清明只能在麦子地或者桃树垄上,大家跪一排烧纸。人越多越垦,越垦越穷,千百年来大概如此。周秦时还是清澈的“大河”,到东汉“河水重浊,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泥”。从此大河被称为“黄河”,是命脉,也是心病。唐宋以后泥沙有增无减,堆积在下游河床上,全靠堤防约束,形成悬河。伏秋大汛,三四千年间,下游决口泛滥一千五百九十三次。

  而当下,大汛甚至成为奢侈。一九四九年之后山西成为全国的能源基地,支援东部,支援首都,占到全国外调量的百分之八十。六十年里,总采煤一百二十亿吨。可以装满火车后一列接着一列在地球上绕三圈,老头儿给我们的报告里写:“每开采一吨煤平均破坏的地下水量为二点四八立方米……造成全省大面积地下水位下降,水井干枯,地面下陷,岩溶大泉流量明显减少,缺水使七千一百一十公里河道断流长度达百分之四十七。”

  十年后再见,我做煤炭生意的那个朋友,把矿倒手卖给了别人,名片换成了北京一家手机动画公司。我问为什么,他说“钱也挣够了”。

  我再问,他说:“这行现在名声不好。”

  再问,他说:“那矿只能挖五十年了。”

  再问,他眯眼一笑,伸了两根指头,“其实是二十年。”

  煤炭的开采不会超过千米,挖穿之后就是空洞,如果不花成本回填,空洞上面的岩层、水层都会自然陷落,老头儿说过,“山西现在采空区的面积占到七分之一了,到二二年,全省地方国有煤矿将有近三分之一的矿井资源枯竭闭坑,乡镇煤矿近一半矿井枯竭。”

  站在我家门口往东看,远远能看到个塔影,唐代所建,山就叫塔儿山。山顶宝塔一直还在,这里是三县交界的地方,北侧的崖被铲成了六十度,高百米的陡崖上紫红色砂岩剥离得厉害,一棵树都没有。到处是采矿塌陷的大坑,深可数丈。

  有一天几个人来我家闲聊,说塔儿山那里的事怪得很,突然一下有个村子塌了。“那个谁,开着一个拖拉机,咔一下就掉下去了。”

  他们吸一口气,歪个头“邪门”,磕一下烟,再聊别的事。

  做节目时我到了采空区。

  黑灰满天的公路上,路全被超载的车轧烂,车陷在烂泥里走走停停。夜路上也是拉煤的大货车,无首无尾,大都是红岩牌,装满能有七十吨重。

  我去的叫老窑头村。九十年代当地有句话,“富得狗都能娶到媳妇”。现在村里煤矿由村主任承包,一个煤矿一年可以挣上千万,每年上交村里八万。一千三百人的村庄,人均年收入不到六百元。人们过得比十年前还穷。

  村委会主任竞选,两个候选人一夜没睡,雇人骑摩托车发单子。稀薄的粉红色纸,格式都一样,承诺当选的几件实事,最后一行是承诺给多少现金,这格空着,临时用圆珠笔往上写,挨家挨户送,刚出生的小孩儿也算人头。

  全村人一夜没睡,门大开着,听见摩托车响就高兴,摩托车经过不带减速的,纸向门环上一插——这人出一千,那个人出一千五、两千……两千五……两千七百五。天亮了。

  但第二天唱票的时候,反而两千五的那个赢了。他把现金搬去了,两百多万,放在一个大箱子里,搁在大戏台子上。一打开,底下的人眼都亮了。头上歪戴个军绿雷锋帽的大爷,眉开眼笑地指着戏台对我说:“哎呀,那还说啥,那是钱么,是钱么。”

  现场欢天喜地把钱都分了,乡人大主席团的主席坐在台上看着,对我说:“我管不了。我管,老百姓要打我。”

  “反正也不开村民代表大会,煤矿的事只是村长一个人做主,也不给分钱。”老百姓说,他们的选择从经济学的角度可以理解,“选谁都行,我们就把这选票当分红。”

  一户能领两千五百块,连婴儿也可以领,年轻的小伙子都很兴奋,买了崭新的摩托车在土路上呼喝追赶。

  只有一个矮个子老人,几乎快要跪下来让我们一定要去他家看看。他扯着我一路爬到山顶,看他家新盖的房子。整面墙斜拉开大缝子,摇摇欲坠,用几根木头撑起来。他家的正下方就是煤矿,水源已经基本没水了,他在檐底下搁只红色塑料桶,接雨水。

  村里人看他跳着脚向我哭叫几乎疯癫的样子,都笑了。他们的房子在半山腰,暂时还没事。原村长和书记都在河津买了房子,不住在这儿。

  我们往山上走,走到最高顶。一人抱的大树都枯死了,乌黑地倒在大裂缝上,树杈子像手一样往外扎着,不知道死多长时间了。我的家乡是黄土高原,但这山顶上已经沙化得很厉害,长满了沙漠中才有的低矮沙棘。风一吹,我能听见沙子打在我牙齿上的声音。

  我不再想回山西了。

  我妈和我妹都来了北京,山西我家不远处是火车站,为了运煤加建的专门站台就在十米开外,列车昼夜不停,轰隆一过,写字台、床都抖一阵子,时间长也习惯了。但盖了没几年的楼,已经出现沉降,一角都斜了。为了让这个小城市精神一点,有一年它和所有临街的楼一起被刷了一层白浆,黑灰一扑,更显残破。我怕楼抖出问题,劝我爸:“来吧。”他不肯,家里他还有病人、吃惯的羊汤和油粉饭,一路上打招呼用不着说普通话的熟人。他说:“你们走吧,我叶落归根。”

  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说老宅子打算全拆了卖了。院里满庭荒草长到齐腰高,小孩子们在废墟上跳进跳出,我幼年用来认字的黑底金字的屏风早被人变卖,插满卷轴字画的青瓷瓶不知去向,八扇雕花的门扇都被偷走,黑洞洞地张着。拆不动的木头椽子上的刻花被凿走了。我小时候坐的青蓝石鼓也不见了,是被人把柱子撬起来后挖走的,用砖再填上,砖头胡乱地龇在外头。

  房子属于整个家族,家族也已经分崩,这是各家商议的决定,我也没有那个钱去买下来修复。二五年我在云冈石窟,离大佛不到四百米是晋煤外运干线一九国道。每天一万六千辆运煤车从这路过,大都是超载,蓬布也拉不上,随风而下,几个外国游人头顶着塑料袋看石窟。大佛微笑的脸上是乌黑的煤灰,吸附二氧化硫和水,长此以往,砂岩所凿的面目会被腐蚀剥落。

  佛犹如此。

  

  我把眼一闭,心一硬,如果现实是这样,那就这样,这些是没办法的事。只有一次,我奶奶去世几年后,石榴树被砍了,我不知道怎么了,电话里冲我爸又哭又喊,长大成人后从没那样过。我爸后来找了一个新地方,又种了一棵石榴,过两年来北京时提了一个布袋子给我,里面装了几个石榴,小小的红,裂着口。

  我看着心里难受。

  我可以自管自活着,在旅行的时候回忆童年。但我是从那儿长出来的,包括我爸在内,好多人还得在那里生活下去。每天要呼吸,喝水,在街头走过。人是动物,人有感觉,表姐在短信里说:“再也没有燕子在屋檐下搭窝了,下了雨也再也看不见彩虹了。”

  “再也”,这两个字刺目。

  我和老郝动身,二〇〇七年,再回山西。

  我碰上一个官员,他说:“你是山西人,我知道。”

  “临汾的?”

  他知道得很清楚。带着一点讥笑看着我:“你怎么不给山西办点好事儿?”

  “我办的就是。”

  王惠琴七岁了,剪了短头发,黑了,瘦了,已经有点认生了,远远地站着,不打招呼只是笑。一笑,露出两只缺了的门牙。

  她家还是没有搬,工厂也没搬。在省环保局的要求下,企业花了六千万把环保设施装上了,带着我们左看右看:“来,给我们照一照。”我问:“你这设备运行过吗?”老总的儿子嘿嘿一笑:“还没有,还没有。”

  当地炸掉了不少小焦化厂的烟筒,炸的时候,有个在工厂打工的农民爬到了烟筒上,苦劝才下来,跟我说:“你说我干什么去呢?地没了,贷款也难,房子也不能抵押。但凡能干点买卖,我也不愿意干这个,谁不是早晨起来天天咳嗽?”

  八月,我采访时任山西省长的于幼军。他说:“山西以往总说自己是污染最重的地方之一,我看把‘之一’去掉吧,知耻而后勇,以‘壮士断臂’的决心来治污。”

  我问:“之前也一直在说治理污染,但关闭了旧的,往往可能又有一批新的开出来,为什么?”

  他说:“为什么以前管不住?是因为责任制和问责制没有建立起来,没有真正落实。就算经济总量第一的地方,考核官员时,环保不达标,就要一票否决,钱再多,官员提升无望。”

  我问:“也有人怀疑,它会不会只是你任期的一个运动,过去了,可能会恢复常态?”

  他沉默了一下,说:“我刚才说到的,一个是责任制,一个是问责制,只要这两条能够认真坚持的话,我想不会出现大面积的反弹。”

  我问他:“为什么不能在污染发生前,就让G民参与进来去决定自己的生存环境?”

  他说:“你提了一个很对的问题,一定要有一个G民运动,让G民知道环境到底有什么问题,自己有哪些权利,怎么去参与,不然……”

  他没说下去。

  一个月之后,临汾黑砖窑事件,于幼军引咎辞职。孟学农任代理省长。一年之后,襄汾塔儿山铁矿溃坝,二百七十七人遇难,孟学农引咎辞职。我从家乡人嘴里听到一句惨伤的自嘲:“山西省长谁来干,临汾人民说了算。”

  临汾八年内换了五任班子,塔儿山溃坝事件中,被判刑的官员副厅级干部四人、处级干部十三人、处以下干部十七人。当年送我小蝌蚪的小男孩,是国土局的一个科长,服刑一年。

  在临汾时,我曾去龙祠水源地拍摄。

  没有太多选择。临汾下面的尧都区有三个主要的水源地:龙祠、土门和屯里。根据环保局二五年六月的监测,土门向供水厂联网供水的十五口水井,总硬度和氨氮浓度大多严重超标;屯里的水源地由于污染过重,在二三年十月被迫停止作为市民集中式饮用水源。

  山被劈了三分之一,来往的煤车就在水源地边上。水源地只有十亩左右,“最后这点了,再没有了。”边上人说。

  我站在栅栏外面往里看,愣住了。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山西。

  附近村庄里的小胖子跟我一起,把脸挤在铁栅栏上,谁都不说话,往里看。水居然是透亮的,荇藻青青,风一过,摇得如痴如醉,黄雀和燕子在水上沾一下脚,在野花上一站就掠走了,花一软,再努一下,细细密密的水纹久久不散。

  一抬头,一只白鹭拐了一个漂亮的大弯。

  这是远古我的家乡。

  文章原载《看见》/柴静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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