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刘少奇俄籍长孙:父亲卧轨自杀 仅见祖父一面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刘少奇长孙阿廖沙
我出生于莫斯科，中文名字刘维宁。父亲刘允斌是刘少奇的长子，14岁时来到俄罗斯求学。尽管与俄罗斯姑娘玛拉结婚，并育有我们姐弟，为“建设新中国”，他还是在父亲刘少奇的召唤下于1957年回国。原本一家人保持着信件往来，但随着中苏局势的变化，身处莫斯科的我们一家，逐渐与祖父刘少奇和父亲失去联系。
我的际遇与祖父和父亲全然不同，我顺利读书，工作，始终与妻子、儿女生活在一起，退役后来到中国，创办了一家为中俄贸易服务的机构。作为刘少奇的长孙，我希望能和中国多些联系。在我广州的办公室里，四处摆放着和刘少奇有关的书籍和照片，我想让更多人了解我的家族史。这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正视历史，才能立足当下。
与祖父的唯一一面
2003年，我第一次回中国就去了宁乡花明楼，祖父少时成长的地方，那时对祖父了解并不多，花明楼的一切都让我感兴趣。
花明楼有祖父用过的房间和桌椅，条件艰苦，书房里没有灯，窗外透过一点小的阳光，他也能看书，这些成长经历让人尊敬。而我在另一个国度最大的城市学习生活，没有可比性。当时苏联很少看到中国的信息，很晚我才知道祖父去世的细节，这些让我觉得很悲伤。花明楼的纪念馆展示了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我看到时泪水无法自抑。
对刘少奇这个名字我很早就知道。苏联媒体会报道中国的新闻，报纸上有祖父的照片，母亲也会提到。那时年纪小，他对我而言，是一个祖父的角色，很模糊，弄不清样子。
1960年第一次见他，我5岁，记得母亲说晚上要去一个地方，一辆黑色轿车接走了我们，来到漂亮的大厅，一位高大的老人很亲切，热烈拥抱并亲吻了我，他就是我的祖父刘少奇。他带给我很多玩具，也给母亲的家族带来了礼物，一套描画着中国山水画的烟具，和一幅绣着老虎的大丝绸画。因为不熟悉，我靠在他怀里时还有些羞涩。但随后就感受到祖辈的疼爱，不安很快就消除了，那种感受我到现在还记得。
▲刘少奇亲吻长孙阿廖沙
祖父去世的消息母亲肯定很早就知道了。我最近收拾俄罗斯的房子，找到了一张泛黄的报纸，上边一行小小的消息，写的是1969年祖父去世。
这些年，我对祖父的认识逐年都在发生变化，越发觉得，他能在当时取得那样的成就是多么困难。
母亲的决定救了我们
印象中父亲聪明而有教养，是一个不会让别人受委屈的人。他在莫斯科时非常忙碌，总是工作。他有空时会把中国故事书翻译成俄文，读给我和姐姐听。回国后，他时常写信到莫斯科，表达他对我们的爱。父亲谦逊、有礼的性格传递到我身上，影响了我的成长。
我从没有怪罪过父亲离开我们回到中国。我明白他为什么回国。家庭分隔两地并不是父亲的错，祖父跟他说，他必须回国偿还中国和中国人的恩情。
至于为什么不选择一家人去中国。也曾有过这样全家团聚的机会，那时母亲去北京见到父亲，父亲提出过这样的建议，但母亲有一种微妙的感觉，她觉得中苏关系已经有了变化，希望我和姐姐在莫斯科生活。母亲的这个决定挽救了我和姐姐。后边的故事，大家就都知道了。
1967年父亲卧轨自杀的事情也是很多年后从遥远的中国朋友那里传过来的，全家都很震动，不知该不该相信，直到后来姑姑确认了这个消息。
我以前曾在接受采访时说不相信父亲是自杀，觉得他是聪明、平稳、有志向的人。现在越来越了解历史，知道父亲也是先行者，他坚信自己的信仰和方向是正确的，当他被批判为间谍和大众敌人时，就承受不住这种压力，做出自杀的选择，这些是那个时代造成的。
我在莫斯科过着平民百姓的生活，中苏关系的变化，对我们物质上的影响并不大，但无法通信，母亲和我们没法去中国，父亲也不能来莫斯科，让我们饱受了家庭分离之苦。
刘少奇孙子的身份对我来说敏感又微妙，为了避免麻烦，我在俄罗斯生活数十年里，从上中学直到进入工作单位，我从不向人提起祖父和父亲，从没有在亲属栏中填写过刘少奇、刘允斌的名字。
▲刘少奇与阿廖沙姐弟以及阿廖沙的妈妈和外公
1998年，刘少奇诞辰100周年时，中国政府给我寄了一封邀请函，王光美奶奶邀请我们前去中国参加纪念活动。我向工作的航天局写了封申请，但因为工作内容涉及一些机密，上级不批准，还需要等军事管理局和国家安全局的批示，耽搁了很久，最终收到批复时，100周年的纪念日已经过去了。
这件事情之后，去中国的愿望就更强烈了。因为身份不能前往，我开始办理提前退役，但上级不批准，我到法院申诉胜诉后退役，直到五年后，我第一次前往中国。
虽然我的工作涉及国家机密，只有在退役后五年才能出国，但2003年时俄罗斯已经是一个比较自由的国家，不像前苏联那么守旧，所以没有人对我产生怀疑，也没有人监视我。
异国红三代不让家族蒙羞
第一次到中国，王光美奶奶给予我热烈的欢迎，她召集了家族所有能来的亲戚聚会，大家对各自的生活很感兴趣，互相问了很多问题。多年来，我们和家族的其他亲属保持联系，但和刘源叔叔并不常交流，他处于很高的职位，工作繁忙，我们能在一些官方活动上碰面，但我不会主动去打扰他。
有时候会有人对我身份表示疑惑，但是我不会去解释和辩驳，因为我身上一半是俄罗斯血统一半是中国血统，像俄罗斯人也像中国人。在俄罗斯的时候比较像中国人，在中国的时候比较像俄罗斯人吧。
我2003年第一次到中国时，看到高楼大厦，马路宽阔，人们对我非常热情，这些情景都让我觉得惊奇。我原本并没想要彻底改变生活，但每次来中国，我都会跟俄罗斯朋友讲述中国的变化和发展，这些消息让他们觉得震惊。我逐渐觉得，两国之间其实需要有更多信息传递，我可以搭起中间的桥梁。正好第一份工作和广州有关，逗留时间越来越长，我开始学习中文，这里的朋友给了我很多建议，就留了下来。
中国有一些特有的词语，红二代、红三代，我知道，我和家族的其他成员，也是这个定义里的人。我生长在前苏联时期，接受的教育和文化完全不一样，对我来说，这个身份让我有负担，会让我觉得时刻有人在监督。我把祖父的画像挂在办公室里，是为了勉励自己，不让祖父和家族蒙羞。
我们家族度过了艰难的时刻，但现在对这一切都有了公正的判断，我会以姑姑刘爱琴为榜样，用坚毅的精神和力量克服困难。人很难评价自己，我学习和工作都很顺利，容易取得好成绩，家族其他人也是如此，我想我从家族传承到的品质之一就是学习能力。
我不觉得自己的人生是个传奇，我在苏联时期的学习都很顺利，我在航天局也有好的职位，这都是我自己努力奋斗获得的成绩。我爷爷才是传奇，是历史上的重要人物。
——摘选自《作家文摘》合订本236期
延伸阅读：
刘少奇的俄籍长孙举家定居羊城至今已14年
一个“老广”
刘维宁这个中文名，是姑姑刘爱琴给阿廖沙起的。“刘是家族姓氏，维是辈分排行，宁是说我的性格宁静。”
阿廖沙的“回家”之路并非一帆风顺，直到2003年才成行。他先飞往北京，后前往湖南宁乡老家认祖归宗，还走访了四川、上海、广州和深圳等地。
宁乡的寻根之旅，让他对家族有了更多认识，同时更以爷爷为傲。当时非典疫情尚未消除，阿廖沙切身感受到了中国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显得欣欣向荣。
此后，阿廖沙和太太冬妮娅频繁往返于中俄两国之间。犹如鱼儿回到海洋，在中国，阿廖沙没有任何不适应，眼前的一切时不时给他带来惊喜。
他渐渐意识到，只有常居中国，才能更好地认识中国、真正融入中国。在俄罗斯首都长大的他，更希望找一个相对温暖、简单的城市：“广州正好符合这些条件，还有各式美食。”于是，他们在2006年举家定居羊城。
“刚来时，广州只有两三条地铁，小蛮腰还在建设中……现在完全变了样。”十余年来，阿廖沙见证了广州城市版图不断升级扩容。他毫不掩饰对这里的喜爱，笑言“自己是一个‘老广’”。
跟很多广州年轻人一样，他家住番禺，工作在珠江新城，每天开车上下班。春节时，他会和家人一起“行花街”，买年花，把家里装点得繁花似锦。2017年，他还成为广东首批拿到最新版永久居留身份证的外籍人士之一。
令他欣慰的是，一对儿女从小就知晓家族历史，对中华文化的兴趣浓厚，且都在暨南大学深造过。儿子刘安东目前常住广州，女儿刘丽达在莫斯科负责当地刘少奇纪念馆的筹建工作。3个孙女，也都在学习中文。外出时，一家老少三代人还会不时“秀”一下中文，载笑载言。
人生看似偶然，实则是因缘环环相扣的结果。特殊的家庭背景与生活际遇，为阿廖沙开启新事业埋下伏笔。
“回到中国，让我有了全新的人生。”阿廖沙庆幸自己的选择。定居广州后，他和朋友创立了非营利性组织——俄罗斯亚洲工业企业家联合会，其总部位于莫斯科，在广州、北京、上海设有办事处。成立十年来，协会从促进中俄工商企业界对接入手，逐渐向增强两国地方政府交流等方面拓展，并延伸至文化、教育、体育等领域。
“一带一路”建设为广东与俄罗斯的合作带来了新的空间。“通过我的讲述，很多俄罗斯朋友对广东有了强烈的兴趣。”每年，阿廖沙和团队要接待二三十个来华访问的俄罗斯代表团。“这种交流是双向的，而且愈加频繁。”今年6月，阿廖沙团队促成了中俄医药产品注册服务中心在广州揭牌，同期举办了首届中俄生物产业合作论坛；7月，他们又协助广东省贸促会赴莫斯科举办中国（广东）—俄罗斯商务合作交流会。
“从鞋帽、服装、家具到数码家电，大量广货从东莞石龙口岸启程，通过班列发往俄罗斯，全面进入当地人们的日常生活。”阿廖沙指出，俄罗斯是中欧班列的主要枢纽地、集散地，粤企和俄罗斯企业同为中欧班列的参与者与受益者。他希望协助两地更多企业实现对接、多赢。
在工作之余，他还经常出现在各大学校的演讲台上，向年轻一辈讲述红色历史，传递中俄情缘。尽管已经64岁了，阿廖沙还没想过退休的事；对于这份中俄友好事业，他乐在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