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对周恩来老家淮安有何心结 为何一生没去过

邓颖超对周恩来老家淮安有何心结 为何一生没去过

　　我们大家所敬爱的周总理去世后，不仅在我国，在全世界其它国家的许多地方，都出现了很多周总理的纪念馆、故居等纪念场所。对这些纪念周总理的场所，作为周总理“革命同志兼生活伴侣”的邓颖超，有着相同的情怀，却也有不同的态度—— 遵循周总理遗愿，坚决反对逝世后修建故居。

　　一八九八年周总理诞生于江苏淮安市一个叫做驸马巷的小巷内。从一九一〇年周总理离开驸马巷后，就再没回来过。

　　江苏淮安的周恩来故居

　　在全国解放的初期，淮安县县委就对周总理的旧居进行了全面的整修。在总理得知此事后，于一九五八年，还特地给淮安县委写信，要求不要将旧居留作纪念。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我提出两个请求：一是万不要再拿这所房子作为纪念，引人参观……二是如公家无别种需要，最好不要使原住这所房子的住户迁移。后一个请求，请你们酌办，前一个请求，无论如何，要求你们答应，否则，我将不断写信请求，直到你们答应为止。”

　　一九六〇年，周总理曾接待过淮安县委书记刘秉衡，因为“故居”一事还严肃批评了时任淮安县委书记的刘秉衡。邓颖超也为这件事专门找刘秉衡谈话，大概内容是：希望他将周总理住过的房子用作他用，可以用作幼儿园、图书馆等公用场所，并且希望他能听从周总理的正确意见，不要用作建设周总理故居，多为国家和社会做一些有用的贡献。

　　在一九七三年的十一月十七日，周总理还通过国务院的值班室主任吴庆彤曾专门给淮安县委办打电话，正式向淮安地方传达了关于处置淮安旧居的三条意见：一不准扰民，给原住户做工作，动员居民搬家；二不要让人们去参观；三、房子如果坏了不要维修。

　　一九七四年的八月一日，周总理的侄媳孙桂云到北京探亲，周总理见到她后还在当面追问以上三条的落实情况。在听到侄媳孙桂云说：“都执行了，不过很多人还是不远千里，想方设法的找上门来，实在没有办法。”周总理当即询问孙桂云：“如果把旧居拆了，你们换个地方住，可以吗？”当时正在现场的邓颖超也表示同意，并且还补充给侄媳孙桂云做工作，承诺如果同意将旧房拆除，她们负责给钱，找新的住处。

　　十里长街送总理

　　时间转眼到了一九七六年的一月八日，这个全国乃至全世界都万分悲痛的日子——周总理逝世。全国各地及淮安的普通群众都自发的来到驸马巷，瞻仰周总理故居，借此来缅怀周总理。在同年的十一月二十五日，当邓颖超从周总理侄子与侄媳处，听说淮安将准备重新整修周总理故居后，邓颖超马上亲笔给周总理侄子写信，请他转告淮安县委：请他们停止修建周总理故居，并安排周总理侄子与侄媳向群众做好解释、说服工作，在表示感谢的同时希望大家能理解 。

　　一九七八年三月五日，经过江苏省委的批准，周总理故居经过修复后，正式开放。

　　修复后的周恩来故居

　　一九八二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的编写小组为了编辑出版《周恩来传》，找到邓颖超，想听听周总理妻子对编写小组的意见与建议。当编写小组向邓颖超询问，为何在“六大”以后，周总理是在上海从事地下斗争工作，为何从未暴露过时，邓颖超回答到：“我们住的地方知道的人一般仅有两三个人。一个地方住半月、一月，如果能住一年就算住了很长时间了。每住一个地方，就改名字，并且名字我们随意起，租房的房东一般都是二房东，给钱就行。不过住处的具体名字我不愿透露，要不然以后又会出现很多周总理故居。”当时邓颖超还说：“中央决定要修建其它同志的故居，我不反对，但我可以反对修建我跟恩来的故居，恩来生前就反对修建自己的故居，我同样也反对。我将来死后，要留下遗嘱，现在住的这所房子是国家的，不要用做我们百年后的故居。”

　　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七日，邓颖超致信中央，信中对自己的后事做了安排，信中的第一条就是说房子的事情，安排要将现在的住房交公，请中央不要安排用作故居及纪念馆，并明确表示这是她与周总理生前反对的事情。

　　战争年代的周总理与邓颖超

　　一九九二年一月，距周总理故居约两公里左右的周恩来纪念馆建成。当时八十八岁高龄的邓颖超正在医院住院，没能参加开馆的仪式。她当时对身边的人员说。今年江苏水灾严重，尤其是淮安更是重灾区，所以请你们告知淮安的领导人，一定要将周恩来纪念馆的开馆仪式，降成最低规格。一九九二年的七月，邓颖超同志在北京逝世，终其一生，也没有去过淮安。

　　当然邓颖超同志对全世界各地的其它周恩来纪念场所的态度是一样的，她曾经带队去过许多国家的周恩来纪念场所，例如：位于法国巴黎戈德弗鲁瓦街17号的周恩来留学时所租住的小旅馆，日本(专题)求学时岚山、为朝鲜(专题)的周恩来铜像揭幕等。但对于江苏淮安的周恩来纪念场所，邓颖超始终遵循总理遗愿，坚决反对故居的开放。对于天津、上海、南京重庆等城市，她们共同战斗与学习过的纪念周总理场所，邓颖超都做过重访，并且对一些不实的做法进行了批评。对于法国、日本和朝鲜的周总理纪念地，邓颖超还率团参观访问，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国际友好关系的发展。其实我们不难发现，邓颖超对这些周总理纪念场所不同的态度，其实体现了她同样的情怀，这种情怀便是：对谦虚谨慎、严于律己的老一辈革命家作风的始终坚持，对相濡以沫、互敬互爱的“革命同志兼生活伴侣”的思念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