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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名中国人的印度疫情日记:能不能躲过病毒凭运气

京港台:2021-5-12 19:41| 来源:纵相新闻 | 评论( 3 )  | 我来说几句


三名中国人的印度疫情日记:能不能躲过病毒凭运气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专题:中印最新动态!

  印度(专题)卫生部5月9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印度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升至2200万,连续4日单日增长超40万,累计死亡超24万。印度疫情几近失控(电视剧)。

  

  自去年至今,有不少中国人留在印度,经历并见证了印度疫情从暴发到放缓,至再暴发的过程。

  在印度的中国人习惯称今年3月底这次在印度大规模暴发的新冠疫情为第二轮疫情,第一轮疫情则是指去年3月开始在印度当地暴发一直延续到年底的那段时间。

  对于印度来说,第二轮疫情似乎显现出了更强的杀伤力。

  在海得拉巴的留学生(专题)陈莹因为拍摄印度疫情生活相关的视频上了热搜;在浦那留学的高中生杨鑫得知,自己生物老师的侄子因新冠去世,但周围的印度人对疫情似乎并没有那么紧张;在安得拉邦的袁小绍已在公司的安排下“撤离”印度,最近他经常听到还留在印度的同事的担忧和焦虑……

  

  在印度疫情持续恶化的当下,东方网·纵相新闻记者联系到三位现在或此前亲身经历印度疫情的中国人,记录下他们的异国防疫故事。

  “视频火了,我才知道疫情有多严重”

  距离德里1567公里远的海得拉巴,在印度读研的26岁中国留学生陈莹对印度第二轮疫情暴发的记忆从3月底的考试开始。

  陈莹所在的奥斯马尼亚大学在3月底有5门课的考试,时间从3月20日一直延续到月末。

  考试是突然暂停的。3月25日时,陈莹和班级里的其他同学一同收到了学校的紧急通知,这份紧急通知主要传达的是:所有考试全部停止。这距离“考试正常”的常规通知下发仅仅隔了几个小时,通知中并未提到推迟安排的具体时间。

  停考两三天后,陈莹收到了她所在街区要实施“宵禁”的消息,当时她并不知道这次宵禁是因为疫情暴发,以为是当地有领导选举活动,“之后看到国内媒体的报道,我才知道印度疫情已经这么严重了。”

  

  (图说:看似“一切如常”的印度当地生活 图源:受访者陈莹供图)

  或许是因为海德拉巴和德里一个在南,一个在北,这里的民众对疫情还不具备警惕意识。让陈莹意识到印度疫情已然失控的,是一次视频发布后的网络效应。

  4月24日,陈莹在头条上发布了一条视频,讲述疫情中自己在印度的日常生活。视频中,陈莹询问一位印度男子对疫情的感受,男子称并不害怕疫情。当时他正在户外打棒球,从他身上看不到任何防护措施。

  陈莹还随拍了很多街上的印度民众,他们大多没有戴口罩,生活如常。这条视频很快被各个媒体转载,突然很多人联系陈莹,向她询问印度当地的疫情状况,“我这才知道,印度疫情已经这么严重了。”

  这条视频在头条上的播放量达到26万,陈莹的视频号粉丝也因此快速增长到8万。

  在印度浦那,18岁的高中生杨鑫也是通过网络上的讯息,才知道疫情已经如此严重。杨鑫所在的学校在浦那当地的一个村里,几乎和城市隔绝,但浦那靠近孟买,疫情也并不乐观。

  二月底,杨鑫拿着等待了三个月才下发的签证,从迪拜转机到了印度。未曾想到,学校正常上课仅仅一周,就突然将所有线下课程改为线上授课。

  

  (图说:2月底杨鑫刚抵达印度,看到机场少有人戴口罩 图源:受访者杨鑫供图)

  手机里开始频繁弹出学校关于疫情的邮件通报。“医务室的护士都被检测出阳性了,有两个同学的报告也显示阳性,虽然后来证实了是假阳性。”

  这一系列事件让杨鑫觉得事情不太乐观,他开始在网上查找一些疫情相关的资料和报道,发现每日的确诊人数已有二三十万,“原来印度的疫情已经这么严重了。”

  意识到疫情严重后,陈莹特地去了一趟印度甘地医院,想看看医院目前的状况。甘地医院外的马路,从左到右已排满了救护车。

  因为病房不够,医院外的马路牙子上,病人们扎堆坐在一起(电视剧)。很多上了年纪的病患,被救护车拉到医院时已经不行了。医院里的物质紧俏,护士基本只有一件防护服,穿了脱,脱了又穿。

  “看到这些我吓得说不出话来。”陈莹说。

  “在印度,大家都戴棉布口罩”

  陈莹说,从第一轮疫情来看,只要疫情稍微放缓一点儿,出门戴口罩的人数就会大大减少。即便第二轮的疫情已严重至此,街上也有很多人不戴口罩。戴口罩的印度人基本选择棉质口罩,或者在口鼻处围一块方巾作简单的遮挡防护。

  陈莹所在的海德拉巴,多数药店里的口罩储备充足,不存在断货情况,价格也跟国内差不多。

  印度当地的街道上有很多晾晒口罩的杆子,不少人在晾晒后重复使用口罩。令陈莹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阿富汗的留学生,每每出门都戴同一副口罩,脏了就洗一洗继续用。

  

  (图说:印度当地戴棉布口罩的孩子们 图源:受访者陈莹供图)

  中国留学生是防护做得最好的。陈莹说,从4月开始,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就陆续给留学生们分发口罩、护目镜、消毒液等物资,过年前后发的物资还没用完,第二批就又来了。在中国留学生的微信群里,大使馆会不定期问大家缺些什么。

  “在印度我也不习惯戴医用口罩,大家都戴棉布口罩。”杨鑫一直戴的是学校二手商店买来的棉布口罩。这类口罩制作所使用的棉布是二手回收来的,有各色的图案和花色,相比于单调的医用外科口罩来说,更为好看且有辨识度。

  除了花色特别之外,大家基本不戴医用口罩还有另一个原因,“医用口罩戴一两次就必须扔掉,学校觉得这不环保。”杨鑫从国内带去的300个医用口罩成了“压箱底货”,他已经习惯了四个棉布口罩换着戴,不定期清洗。

  30岁的袁小绍,被公司派遣至印度蒂鲁伯蒂工作。他对医用口罩的记忆是:哪里也买不到。他在印度时的生活物资都是公司调配的。袁小绍所在的蒂鲁伯蒂,是安得拉邦的一个小县城,无论是实体药店还是网上,都没有医用口罩供应。

  “街上百分之七十的人会做一些相应的防护,但真正戴一次性医用口罩的,一百个当中估计只有一两个。”除了缺乏物资供应,袁小绍觉得当地的经济情况限制了民众在医疗物资上的购买,“他们的工资可能不是特别高,不会把钱花在这些物品上面,很多人还在想怎么填饱肚子。”袁小绍说。

  

  (图说:印度街道上依旧出摊的小商贩 图源:受访者陈莹供图)

  “疫情对印度人来说就像发烧一样正常”

  相比于第一轮疫情,这一次疫情暴发后的防疫措施反而更不严格。陈莹记得,第一轮疫情暴发后,政府对全城封锁。如果你随意出门被当地警察发现,可能会被责问。相比于此,这次的限行措施目前只有“宵禁”。

  宵禁的时间是晚上9点到第二天早上5点,晚上8点左右,就会有警察开始驱赶在街道摆摊的商贩,周末也有一定的出行限制。除此之外的时间,人们在这里的生活一切如常。街上的超市和饭店照常开放,来来往往的人都可以选择去饭店里堂食。“疫情对很多印度人来说,就像发烧一样正常。”陈莹感慨。

  疫情严重后,陈莹将自己的出门频率缩减到了每周两三次,除了必须要出门倒垃圾和买水,其他时间能不出门就不出门。去超市采购蔬菜、水果和面,基本一次性囤够两个星期的量。

  

  (图说:印度当地卖水的小卖部 图源:陈莹发在网上的疫情日记)

  每次出门必须的防护装备是:两层口罩、手套、护目镜、消毒液和消毒湿巾。这样齐全的装备在印度的街上不多见,“每次我戴护目镜出门,回头率都很高。”

  杨鑫所在的学校虽然关闭了线下课程,但学生们的活动课还正常举行,因为学校里没有超市,学生们照常去食堂用餐。杨鑫说,有感染症状被隔离的学生也会来食堂吃饭,只不过他们单独坐一桌,但排队打饭还是在一起。

  一些同学为此向学校申请:既然食堂都是开放的,那游泳池也可以开放,其他类似的公共场所没有理由不开放。

  杨鑫能感觉到自己去印度后,对疫情的态度有了明显变化。在国内大家都对疫情很警惕,在印度,疫情已经变为生活的一部分,学生之间谈论的反而较少。

  学校里同学们照常出入教学楼和食堂,寝室之间相互串门,杨鑫报名的唱歌小组常规活动没有落下。浦那当地规定,举办活动需控制在三十人以内,有时二三十个同学还会聚在一起开party。

  第一轮疫情时,袁小绍一周要去两次工地。公司项目工地管控严格,来到印度的员工需要先居家隔离十几天,提供检测报告,才可以进出工地。“工地对我们来说算是相对安全的地方。”

  去年年底,项目周边每天就有二十人左右确诊,县里的确诊人数每日五百到八百人不等,袁小绍所在公司的本土员工也有不少确诊,那时他就已非常紧张。现在还留在印度的公司同事已经不敢再去工地了。

  据袁小绍所知,身边很多印度人对疫情没有太多恐惧。“他们觉得天气一热起来,疫情就会好转,也有些人认为印度人天生身体素质好,即便感染了,康复率也会很高。”

  或许是因为不同的信仰,袁小绍觉得印度人对死亡没有那么恐惧,“在印度的死亡赔偿很低,他们更看重来世。”

  

  (图说:印度当地民众 图源:受访者陈莹供图)

  第一波疫情稍有好转时,袁小绍注意到,印度当地的媒体对疫情的报道有所减少。媒体可能会用大幅版面报道“莫迪参加祭典”类似的新闻,而报道疫情的版面很小。

  “睡不着觉时,我在想怎么活着回去”

  杨鑫当初选择在印度就读,是源于充满好奇,“我觉得可能在印度会碰到一些神奇而有趣的事,没想到碰到了疫情,只能在学校待着。”

  4月底,学校通知印度疫情不太乐观,短时间内不会恢复线下课程,希望还在印度的留学生尽早回国。当地人很多感染了新冠,加之国内父母的担心和催促,最终在大使馆的帮助下,杨鑫顺利从新德里出发,在德国转机,回到了国内。

  

  (图说:为了回国,杨鑫去往当地警察局办理签证延期 图源:受访者杨鑫)

  袁小绍也于第二轮疫情暴发前回到了国内,目前他所在的公司驻派印度的员工只剩下两位,他们或将于近期乘从德国中转的飞机回国。纵相新闻记者与其中的一位取得联系,他表示这条德国中转的航线出现了问题,现在他们正想办法从斯里兰卡转机。

  从这位尚留守印度的员工口中,不难听出担心和焦虑,袁小绍向记者解释,他们从去年印度疫情开始时,就几乎不怎么出门,“这么长时间下来,肯定憋坏了。”两位还未“逃离”印度的员工几乎每天都向公司反映,希望尽快安排他们回国。

  相比于杨鑫和袁小绍,陈莹没那么幸运。她还没等到可以回国的机票,现在和另一位中国同学合租在校外的一间屋子里,线上网课因为网络原因常常取消,能衡量时间的便是每日雷打不动的三餐。

  为了减少出门购买物资的次数,她把早餐简化,一张素食饼,夹几片蕃茄,涂一点芝士,就是一顿饭。吃不好也睡不好,体重蹭蹭地往下掉。

  

  (图说:陈莹为自己准备的早餐 图源:陈莹的印度生活视频)

  她在想,最坏的情况就是感染上。病毒看不见也摸不着,能不能躲过全凭运气。

  但这些担忧她都不能告诉父母,“他们每天看新闻,心情已经很抑郁了,我要是再说这些,他们连饭也吃不下了。”陈莹注意到,疫情后,父母因为担心,肉眼可见地变瘦了。

  她在心里已经做好计划,如果感染后的症状不严重,就独自在家吃药,抵抗病毒。“现在印度的医院满是交叉感染的风险。”

  原本今年六月可以顺利从印度毕业的陈莹,现在不知道经疫情一拖,何时才能回国。睡不着的时候,她也时常想,怎么活着回去。

  除了等待,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只要一有机票,就立马回国,顾不上学业了。”陈莹说。

  

  (图说:袁小绍和印度当地人交流 图源:受访者袁小绍供图)

  (文中陈莹、杨鑫、袁小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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