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跟苏荣妻子熟稔成"组织部长" 可随时叫一桌厅官

他跟苏荣妻子熟稔成"组织部长" 可随时叫一桌厅官

　　今天的《中国纪检监察报》披露了一桩“小吏酿大害”的事。江西省贵溪市委宣传部原四级主任科员朱英福18年间非法获取利益1500余万元，当地85名党员干部涉案。

　　一个四级主任科员，又如何能涉及局长、副局长跑官要官、买官卖官？

　　初核结果表明，朱英福利用长期在领导身边采访报道、随领导出席各种场合等机会，刻意接触贵溪市委少数领导，包装成与领导有特殊关系，树立起实力强、靠山硬、关系广的形象，乘势扩大影响力，并利用影响力插手乡村干部选用，被称为“地下组织部长”。

　　调查发现，朱英福大肆染指选人用人，他打招呼推荐的科级干部达60余人次。《中国纪检监察》杂志披露，2012年，贵溪市拟提拔1名副局长，贵溪市委分管领导和该单位党组织主要负责人推荐群众口碑较好的一位干部，而朱英福插手干预，让圈内朋友顺利“上位”。2013年，某干部经贵溪市委集体研究拟任某局局长，因其非自己圈内人员，朱英福向相关领导刻意诋毁该干部的能力，终止了该干部的任职。朱英福被查后，鹰潭市23名县级干部、16名科级干部主动交代问题。纪检部门分类处置涉案党员干部85人，其中有不少涉及到跑官要官、买官卖官问题。

　　苏荣身边的记者可随时叫来一桌厅官

　　近年曝光的官场腐败案，不少都有“政治掮客”的身影。如当年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案中的女商人丁书苗，原本籍籍无名，靠攀上刘志军而飞黄腾达，成为了刘在铁路系统的代理人。

　　江西省委原书记苏荣落马后，一个隐秘的权力掮客群体也浮出水面。其中《中国经济时报》江西记者站原站长郭海，利用长期在苏荣身边采访报道的机会，一步步成为“政治掮客”。

　　据媒体报道，郭海与苏荣的关系超过了正常省级党报“跟书记”的记者。苏荣到地方调研工作时，郭海都会陪同。《苏荣案警示录》称，郭海和苏荣妻子于丽芳熟稔后，经常插手人事安排，被称为“地下组织部长”。在苏荣主政江西时，只要郭海打一个电话，随便可以叫一桌厅级干部坐在一起吃饭。苏荣在任时，郭海办公的聆江花园弄得跟会所一样，经常高朋满座，往来各色人物，苏荣的妻子偶尔也会光临。

　　位子不高，能量很大的“政治掮客”

　　掮客本是商品社会的产物，即在买家和卖家之间牵线搭桥、沟通信息的中介。而“政治掮客”则是利用人脉关系，游走于官场和政商之间，为权力的暗箱操作及权钱交易提供方便。“政治掮客”之所以能力很大，凭借的并非其身居高位，而是他背后的人脉和资源。

　　秦光荣主政云南时期，苏洪波凭借秦光荣“密友”的身份，成了不少省内领导干部巴结、追捧的“老佛爷”。通过秦光荣等打招呼，苏洪波违规获取工程建设项目；向重点资源领域等推荐、安插干部，获取这些领域的工程建设项目等，在云南攫取巨额经济利益。有一次去苏洪波喝多了，还扇了一个副省级领导一巴掌，说：“你给我滚远一点。”苏洪波之所以能如此嚣张地把一群地方官员玩弄于股掌之间，固然有他善于为自己打造“手眼通天”的人设的原因，但更大的问题，在于那些被他“唬”住了的人被追名逐利的欲望蒙住了心，甘愿拜倒在“政治掮客”的脚下。

　　苏洪波

　　有些“政治掮客”的隐藏实力不容小觑。比如孙小果继父李桥忠，虽然只是昆明市一名区级城管局局长，却能使20年前被判处死刑的孙小果离奇“复活”，靠的就是他在官场中的长袖善舞。电视专题片《正风反腐就在身边》中，时任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刘天鸣指出，李桥忠这个人尽管官不大，但他通过绕，我认识你，你认识他，他认识他，最后绕到决策者那里。比如孙小果案立案时，他打听到时任立案庭庭长田波曾经和自己在同一个部队当过兵，就辗转托战友约田波吃饭，给田波送了10万元。审判环节，李桥忠又辗转联络，通过不止一个人和时任云南省高院院长赵仕杰打了招呼，最终将孙小果由死缓变成了有期徒刑20年。

　　“政治掮客”为何可以横行？

　　“政治掮客”之所以有市场，与当地政治生态中的山头主义、帮派现象横行有很大关系。警示教育片《政治掮客苏洪波》指出，苏洪波谋财，白恩培、秦国荣之流谋求政治资本和自身利益，与苏洪波形成共鸣。其他云南官员为了走入“政治中心”，攀高枝、乘风而上、求政治安全，必然会走入苏洪波的“圈子”。进不了这个“圈子”的官员很难得到重用，而善于投机攀附的人却平步青云，导致云南用人导向被严重扭曲。秦光荣在其忏悔录中，承认了自己违背党的组织路线，拿组织原则作交易，导致选人用人不良风气盛行的恶果，承认了自己想通过苏洪波攀高枝，谋取更高职位的愿望。在秦光荣的恶劣影响下，不少官员选择了对其“攀附”。也正是这些“攀附”在秦光荣身上的问题官员，将当地官场风气弄得浑浊腐败。

　　而介于苏荣家族与利益寻租者间的掮客，除了刚才提到的那位记者之外，还有苏荣曾经的下属，苏荣儿子的吉林老乡兼酒肉朋友、武警系统同事、南昌名不见经传的副处级干部等多人。这些“政治掮客”之所以能在江西官场上蹿下跳，主要因为苏荣身边的多名亲属借助掮客之手，多次插手江西土地、工程项目及干部任免。据法制网报道披露，江西省新干县原副县长刘建军通过认识自称“苏荣外甥”的曹正光搭上苏荣之子苏铁志，刘建军斥巨资为曹正光、苏铁志买豪车，曹正光则帮刘建军成功当上新干县副县长。事实上，这位号称“苏荣外甥”的曹正光也只是苏铁志身边的一名酒肉朋友。苏荣落马后在忏悔录中写道：“正常的同志关系，完全变成了商品交换关系。我家成了‘权钱交易所’，我就是‘所长’，老婆是‘收款员’。”

　　从根本上消灭“政治掮客”存在的土壤

　　“政治掮客”既是官场的围猎者，更是逐臭者。它像“毒瘤”般寄生于官场，为权钱交易提供隐蔽的温床，同时又借着与权力的暧昧关系繁衍生长，构筑一条腐败生态链。可以说，“政治掮客”实际也成为官场腐败的“推手”。

　　时至今日，仍有部分领导干部没能树立起正确的政绩观，惯于与“有后台、有背景”的朋友在酒桌上谈笑风生，任由山头主义不断滋长。错误的、带有私欲的出发点，令其不断偏离正确航线，最终被自己一手打造的不良政治生态所反噬。

　　从本质上看，“政治掮客”主要靠钻体制的空子，找到官员的“软肋”，然后再将其俘虏。因此，要让这路人无利可图，最重要的就是堵住体制漏洞，同时着力于消除官员的“软肋”。

　　有关部门也要大力加强制度建设，通过让“明规则”全面指导选人用人、预算分配等重要工作，从而缩小“潜规则”的生存空间，以釜底抽薪的方式，消除官员成为商人“围猎”对象的可能。

　　与此同时，对于山头文化、圈子文化、码头文化的治理同样不能放松。2018年8月，河南曾在全省集中开展为期3个月的整治“帮圈文化”专项排查工作。专项排查工作以治理“酒局圈”为切入点，重点查摆党员干部中是否存在违反有关规定组织、参加自发成立的老乡会、校友会、战友会的行为；是否存在经常组织、参与各类“酒局圈”活动的行为；是否存在热衷于拉关系、找门路、套近乎、站队伍，广织关系网络的行为；是否存在投机依靠、趋炎附势，将上级领导当成个人靠山的人身依附行为。

　　广大干部应该加强学习，从反面案例中汲取教训，提高思想认识，使自己不至于轻易被别有用心之徒的诱惑所俘虏。云南省委党校副校长、省行政学院副院长欧黎明建议：“应该相信组织，不要把自己的政治前途寄托在某些能够‘通天’的个人的身上。”

　　延伸阅读

　　副市长：我去省纪委打探 如没回来 让我老婆搬空别墅

　　黄继宗，1962年12月生，1983年8月参加工作，1984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甘肃省正宁县委常委、副县长，正宁县委副书记、县长，正宁县委书记，甘肃省庆阳市政府市长助理、秘书长，庆阳市副市长，甘肃省平凉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2019年11月28日，黄继宗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甘肃省纪委监委审查调查并被采取留置措施。

　　2020年5月，经甘肃省纪委常委会会议暨省监委委务会审议并报甘肃省委批准，决定给予黄继宗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2020年9月23日，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审理黄继宗受贿一案，并宣布将择期宣判。

　　“组织本来要提拔我的，但听说被省纪委拦了下来。”黄继宗来回踱步、坐立不安。他深吸了口气，仿佛下定了决心，转头对其心腹李某说道：“明天一早我就去省纪委打探一下虚实。如果明天下午还没回来，你就马上告诉我老婆，让她搬空别墅中的东西，抹除一切生活痕迹。”

　　次日，黄继宗来到甘肃省纪委监委“投案”，在交代问题的时候，他遮遮掩掩、避重就轻。办案人员告诉他，“既然来了，就刮骨疗毒，把‘病’好好治治吧。”当天下午，黄继宗被宣布留置。

　　发现情势不对，在附近等待的李某立即通知黄继宗的妻子于改香，并与其一同转移财物，那天晚上对黄继宗家来说是个不眠夜。然而，再精心的“安排”，都注定是一场掩耳盗铃的闹剧。在组织的感化、纪法的威慑和扎实的证据面前，黄继宗最终交代了其违纪违法问题。

　　在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时，黄继宗对着省纪委监委的办案人员深深鞠了三个躬，哽咽道：“感谢组织的关怀与挽救，是你们给了我一次新生。不论将来判我多少年，我都认罪认罚。”随后，他转过身，走向等待着他的高墙和铁窗。

　　将一次提拔受挫归咎于没送钱，夫妻双双心态失衡

　　甘肃庆城县，梁峁起伏、沟壑纵横，黄继宗就出生在这里的一个农民家庭。从农家子弟到党员领导干部，再到腐败分子，他经历了苦与乐、喜与悲、荣与辱。

　　黄继宗将他的人生总结为“三个18年”。

　　第一个18年，从1962年到1980年，这是他艰难求学的18年。据黄继宗回忆，小时候家里人口多，在生产队决算时年年超支，生活的窘迫使他将改变命运的唯一希望寄托在勤奋学习上。1980年，他考上清水农校，3年后，他中专毕业，成功实现了改变其一生的“两个转变”——由农村户口向城市户口的转变、由农民向干部的跨越和转变。

　　1983年，黄继宗参加工作。从这一年起到2001年担任正宁县县长，他认为这是他奋力拼搏的18年。那时黄继宗还能记着自己是农民的儿子，记着父母“瓜田不弯腰、李下不伸手”的叮嘱，勤恳工作，严守纪律。这期间，黄继宗经人介绍认识了于改香，与她建立了自己的家庭。从小在林场长大的于改香手巧能干、勤俭持家，家里家外都是一把好手。

　　那时候，黄继宗与什么人交往、怎样交往，于改香都积极参谋、把关，她曾多次当着送礼人的面，把礼品扔出去，甚至还拉着黄继宗把一些别人送来而又退不回去的钱交给纪委，俨然是家里的“纪检员”。

　　有一次，女儿幼儿园放学回家问于改香，“为什么别的小朋友都有爸爸开着车来接，而我没有？”于改香听后，摸着女儿的头说：“车是公家给爸爸干工作用的，不是给咱们用的。”

　　没有人是天生的腐败分子。大好的年华，黄继宗也曾为理想挥洒过汗水。若他能像一开始那样严以修身，正心明道，他的妻子能一如既往当好贤内助、廉内助，结局应该是圆满的，但遗憾的是，进入第三个18年后，他的心态发生了变化。

　　2001年8月黄继宗担任正宁县县长后，施展才华的平台大了，跟在后面当拉拉队捧场的队伍也长了，开始自我膨胀。起初他对于“有心之人”的围猎还有所防范，然而，一次提拔失败的打击，直接改变了他的价值观、权力观。

　　2006年，是黄继宗仕途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当时他自认为工作出色，希望能更进一步。“在考察的时候，我的排名是比较靠前的，但是组织考虑后没提拔我，我感到非常挫败。”黄继宗说。

　　当时，一些人跟于改香吃饭的时候开玩笑说：“你当着家呢，你拿出来500万他就当上了嘛。”于改香闻言痛哭一场，将黄继宗落选的原因归结为没有送钱送礼。面对审查调查人员，于改香坦言道：“从那时开始我的思想就转变了，没钱人这么可怜，没钱是这么可怜。”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她脑子里就想一定要做生意，要挣钱。

　　面对妻子的错误认识，黄继宗不但不教育引导，反而采取了认可、赞同的态度，结果夫妻双双心态失衡，价值观严重扭曲，对金钱的渴望和占有成了他们最大的人生追求。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对个人的发展至关重要。有的党员干部坐惯了升迁的“快车”，对于一次两次的“停顿”便心生不满，认为是“钱没花到位”“关系不够硬”。跑偏的“官念”，成为他们陷入腐败泥潭的推手，黄继宗就是这样一个典型。

　　开“夫妻店”合力敛财，信奉“捞大钱当大官、当了大官捞大钱”

　　两年后，黄继宗晋升为庆阳市副市长。然而，组织的信任并没有校正他的价值观、权力观、事业观，他仍然执迷不悟，把人生目标定义为“捞大钱当大官、当了大官捞大钱”，常把“升官靠钱财，当官为钱财”挂在嘴上。

　　此后，黄继宗开始把权力当作明码标价的“商品”，把私营企业主当作其致富路上的“财神”。他利用担任庆阳分管城市建设规划副市长的职务便利，通过“主动遵循总规、优化详规，实际违规”的操作方法，干预插手工程项目承发包，为不法商人开绿灯、搞变通，谋取不当利益，自己则借机大肆寻租揽金、以权生钱。

　　经查，黄继宗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承揽、协调办理有关手续等方面谋取利益，先后89次收受45名商人所送款物折合人民币(专题)1800余万元。

　　对于黄继宗的改变，于改香不再像以前一样监督提醒，反而大力支持。当她看到亲戚朋友大把花钱而自己囊中羞涩时，更“咽不下这口气”，在黄继宗的默许和支持下无视自己国家公职人员（庆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人员）的身份，走上经商的道路。彻底从“廉内助”变为“贪内助”。

　　利用黄继宗和油田的关系，于改香开办了石油公司，通过给油田打井队提供泥浆料，第一年就挣到了120万元。

　　“一年120万，什么概念，我在法院工作一辈子都不可能挣这么多！”提及此，于改香情绪仍有波动，旋即她又低下头，“我当时被从没有想象过的巨额利益冲昏了头脑，想着我终于也可以扬眉吐气，抬头做人了。”

　　这之后，于改香的口头禅变成了“钱里面有火呢”，像飞蛾扑火般，一心扑在捞钱上。而看到了“赚钱捷径”的黄继宗对妻子做生意的态度慢慢由动摇变成支持，甚至亲自出面拉关系、打招呼、接项目，使家族生意遍布油田、小额信贷、房屋装修、城市绿化等多个领域，短短4年就获利1400余万元。

　　为了“漂白”违法所得同时赚取更大利益，黄继宗夫妇把受贿所得和经商获利归整到一起，以关心企业发展、缓解企业困难为名，先后给3家企业放贷2800多万元，仅利息就获得973万余元。

　　“黄继宗是个脑子很活的人，他善于钻营，不管是拉关系还是捞钱，都很有自己的一套。于改香也是一个胆子大的人，他们夫妻二人一个是‘搂钱的耙子’、一个是‘装钱的匣子’，形成了‘分头捞钱、集中管理’的模式，把权力变现用到极致。”办案人员评价道。

　　如于改香所说，钱里面确实“有火”，不过却不是能带给他们一家人温暖的希望之火，而是被贪欲附着的焚身之火。

　　“家”和“冢”两个字，表面看上去很像，区别就在于那个“点”摆在什么位置，这就像家庭建设一样，对家人要求高一点才能成为幸福之家，低一点就可能葬送一个好家庭。

　　恶名远播的庆阳“于姐”

　　在庆阳当地，干部群众早有议论，“黄继宗出事，一定出在他老婆身上。”

　　某酒店门口，一辆奥迪Q5停在路边，影响交通，交警按照执法程序正开具罚单，一名中年妇女从旁边的酒店冲出来，将一沓钱甩到交警眼前：“把这个钱拿回去给你们大队长，我很忙，以后我的车就不要贴了！”交警后来得知，这名中年妇女正是黄市长的夫人，“大名鼎鼎”的于改香。

　　做生意赚到钱后，于改香认为自己腰板直了，对家里的贡献大了，性格中强势霸道的一面逐渐显露出来。

　　“她是林区成长起来的，在子弟学校就读，长期缺乏基础教育和道德教育，她就像林区的天然林一样，无序地自由生长，养成了这种个性。”黄继宗叹息道。对于改香的种种行径，一开始黄继宗想管，也管过，但是于改香根本不服管，还冷言嘲讽黄继宗“没本事”“官当不大，钱挣不下”。更多的时候，争吵不过的黄继宗为了顾全家庭只好选择妥协。

　　为了让黄继宗屈服，于改香经常半夜将黄继宗叫醒理论，达不到想要的结果就不让休息，或者第二天干脆不让他出门上班，单位打来的电话也不许接听。在黄继宗工作时，她曾一口气打十几个电话，回到家就“找事”，让黄继宗不胜其烦，只能屈从，变成了家里的“二把手”，还给于改香起了个外号，叫“常有理”。

　　在黄继宗无原则的忍让下，于改香更加有恃无恐，对黄继宗的兄弟姐妹、司机和身边老板张口就骂。后来，在骂人不过瘾的情况下，又开始动手打人。黄继宗的兄弟姐妹基本都挨过她的打，一言不合，抬手就是一耳光，就连对黄继宗她也不分地点场合说打就打、说踢就踢。

　　不仅对兄弟姐妹不友不悌，对公婆，于改香也不孝不敬。有一次于改香和黄继宗一起去看望公婆，到了以后，发现院门前没地方停车，于改香很不乐意，嘴里挑各种毛病，让公婆非常紧张，以后再听说于改香要去，就早早地搬个凳子，坐到车位那儿给她占住。

　　还有一次家庭聚餐时，于改香因为婆婆没有喝她敬的酒，一怒之下，竟当着黄继宗的面将一杯水对婆婆当头浇下，黄继宗却敢怒不敢言。

　　对家人特别是配偶严管严教，既是一个党员领导干部的责任担当，也是党纪党规对领导干部的明确要求。然而，作为一名党员干部，黄继宗对其妻子不管不教，甚至在儿子驳斥于改香错误的时候，反劝儿子容忍退让，理由是一个家不能就这么散了，还要继续工作生活。

　　发展到后来，黄继宗对于改香从不敢管到不想管，放任自流。息事宁人的态度，使得于改香不仅在家庭、家族里大耍威风，在外也无所顾忌、恶名远扬。她常以“官太太”“大姐大”自居，成为庆阳人口中的“于姐”。对于这个称呼，于改香十分受用。

　　即使在被省纪委监委留置后，于改香跋扈的性格依然不改，撒泼耍赖、拒不服从管理。直至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时，她才幡然醒悟，明白党纪国法不是“纸老虎”，于是痛哭流涕，抱着椅子坚决不走。种种行为，令人啼笑皆非。

　　面对于改香的恶行，黄继宗为何一忍再忍、一让再让，甚至眼睁睁看着母亲受辱也忍气吞声？究其根源，是其自身不正、腰杆不硬、底气不足。黄继宗面对审查调查人员悔恨道：“我自己就做成这个样子，我有何脸面去说他们，我收人钱，拿人家东西，我自己不正，我怎么去说别人。”

　　黄继宗的腐化堕落成为于改香转贪转恶的污染源，而他的步步忍让，进一步加剧了于改香的张扬霸道、得寸进尺，使整个家庭就像被安置在地震带上，常常地动山摇。最终夫妻双双被留置，双双被移送司法机关，其结局发人深省。

　　在子女面前“斗富”“争宠”，教育孩子“能挣钱是本事，会花钱是艺术”

　　“妈，牙缸买哪一款？”

　　“要高档的。”

　　“最好的一个一万多。”

　　“好，就这个。”

　　这是黄继宗一家微信群里，妻子与女儿的一段对话。

　　在权力和金钱的刺激下，黄继宗生活追求奢靡，其家人也与他一同贪图享乐，衣食住行皆要“最好”。

　　记者了解到，黄继宗受贿所得的别墅装修极其豪华，装修费用高达200多万元，中餐厅、西餐厅分门别类，棋牌室、练歌房一应俱全。他热衷戴名表，一块手表30多万；他喜欢穿名牌，衣柜里每条裤子上都配着名贵皮带；他喜欢喝名酒，对茅台酒情有独钟，在兰州、庆阳等地多处住所内储藏着近百箱茅台酒，以至于其妻在转移财物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转移他的茅台酒。于改香在挥霍享乐上也毫不逊色，貂皮大衣挂满衣柜，生活物品一味追求高档。

　　由于忙着“捞钱”享受，黄继宗夫妻对子女缺乏关爱，在补偿心理的驱使下，二人对子女溺爱无度，毫无限制地用金钱满足子女的高档消费要求。于改香甚至教育子女“能挣钱是本事，会花钱是艺术”。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有什么样的家教，就长成什么样的人。在黄继宗二人的“言传身教”下，其儿女的世界观、价值观也随之扭曲。

　　因为经常给孩子钱花，于改香和子女的关系日益紧密，使黄继宗成了家庭中的“圈外人”，不甘心的黄继宗也开始通过给子女更多的钱与妻子“斗富”“争宠”。

　　在儿子上大学期间和参加工作后一年内，黄继宗给他100多万元，让其用于吃喝玩乐，平时又不断给他零花钱，父子关系也近了起来。

　　发觉黄继宗父子“抱团”后，于改香便去拉拢女儿，借着“女儿要富养”的名义，喜欢什么买什么，她的女儿也因此变得花钱无所顾忌。

　　夫妇俩互相攀比，对子女宠溺无度，在一味“买买买”和“花花花”中养成了子女花钱大手大脚、奢靡任性的恶习。儿子上班后买的第一辆车价值50多万，后来又换成70多万的豪华越野车；女儿使用的化妆品一套就价值上万元，背的都是一线名牌包。

　　养不教，父之过。爱之不以道，适所以害之也。黄继宗的儿子和女儿表面上是奢华生活的享受者，实际上是不良家风的参与者和受害者。“作为丈夫和父亲，我带头贪图享乐、生活腐化，不遵纪、不守规，对配偶、子女失管失教，带坏了家风，破坏了孩子健康成长的环境，导致孩子们形成错误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踏入‘火坑’。我是家风败坏的罪魁祸首。”黄继宗痛心疾首。

　　黄继宗夫妇的违纪违法所得已被纪检监察机关收缴，其犯罪所得，法院也将在判决中做出处理。奢华豪宅，人去楼空，奢靡生活，过眼云烟。留给子女的除了深深的忏悔，还有被高墙隔成两半的家庭。

　　家，是心灵的港湾、灵魂的归宿。黄继宗一案警示广大党员干部，家风建设不容忽视，务必要做到个人不失范、配偶不失管、子女不失教、家风不染尘，让家成为厚德之所、纯净之地、温馨港湾，以好家风带动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