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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登央视震撼无数观众的农村女性 如今怎样了

京港台:2021-5-26 21:56| 来源:每日人物社 | 评论( 14 )  | 我来说几句


20年前登央视震撼无数观众的农村女性 如今怎样了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20年前上过央视的农村女性刘小样,与主持人张越精神交流十几年,后来却消失了……

  

  失踪的女人

  张越一直在等一个女人的电话。差不多十年了,那个号码再也没有打来。

  第一次接到女人的电话,还是遥远的2001年秋天。那时,世界还笼罩在千禧年乐观和浪漫的余晖中。那是《半边天》节目开播的第六年,女人结婚的第十年。

  距离北京1100公里的关中平原深处,电话从一座簇新的红砖院落拨出,由《半边天》节目组的策划王峻接起。此前大半年,这个农村女人给节目组写来数封长信。在其中一封信中,她写道:

  「在农村,有钱可以盖房,但不可以买书;可以打牌闲聊,但不可以去西安。不可以交际,不可以太张扬,不可以太个性,不可以太好,不可以太坏。有约定俗成的规矩,要打破它就会感到无助、无望、孤独,好像好多眼睛在盯着你。不需要别人阻止你,你会自觉自愿地去遵守这些规矩。」

  王峻对这封信赞叹不已。他揣着这封信,激动地在办公室里,见人就读。在又一封来信中,女人描述了自己生活的地方:

  「夏有一望无际的金黄色的麦浪,秋有青纱帐一般的玉米地……可是我就是不喜欢这里,因为它太平了。」

  来自平原陌生女人的书信和电话,震惊了节目组的每个人。在《半边天》诞生的最初几年,观众看到的多是都市女性的故事,鲜少听到来自村庄和边地的女性声音。女人在来信中所写的,也与过去农村妇女的主流叙事殊为不同。

  《半边天》主持人张越和同事们敏感地捉住了这个声音。2002年3月23日,《我叫刘小样》在《半边天》周末版播出。那是观众第一次在国家电视台的平台上,听到一位普通农村妇女内心的呐喊。

  在北地冬季的漫天风雪中,刘小样穿着一件大红的外套,坐在灰黄一片的天地和田垄间,向张越讲述她对生活和所处世界的诸多不满。

  「人人都认为农民,特别是女人不需要有思想,她就做饭,她就洗衣服,她就看孩子,她就做家务,她就干地里活。然后她就去逛逛,她就这些,你说做这些要有什么思想,她不需要有思想」。刘小样咬咬牙,「我不接受这个。」

  「我宁可痛苦,我不要麻木,我不要我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我就很满足。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这就很好了。我不满足这些的,我想要充实的生活,我想要知识,我想看书,我想看电视,从电视上得到我想要得到的东西——因为我不能出去。」

  所有看过那期节目的人,都记住了电视机里,那个始终微微抬高着下巴,做出不服从的姿态,颧骨处的皮肤发红,像是正发着一场高烧的红衣女人。

  

  图源节目《我叫刘小样》

  在新世纪之初的北方平原,中国传统农耕文明最厚重的核心地带,刘小样忍受的,是「一种怪异的悸动,一种心有不甘的感觉,一种渴望」。

  这种来自女性的悸动和渴望,第一次为世人所关注,是在20世纪中叶的美国。作家贝蒂•弗里丹在《女性的奥秘》一书中,刺破历史文化语境形塑和压抑下的美国郊区主妇神话:

  「她铺床,购物,挑选沙发套布料,和孩子一起吃花生酱三明治,晚上与丈夫同床共眠,在做着这一切的时候,她甚至不敢默默地自问一声:『难道这就是生活(电视剧)的全部?』」

  来自中国北方平原的农村妇女刘小样,在半个世纪后,发出了同样的呼喊和不甘。 这不仅仅是一个农村选题,或者一个女性选题。穿过性别、地域、阶层的阻隔,刘小样的表达,是对 「人」的本质的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说,张越觉得,「刘小样既是她自己,又是我们每一个人——她是『一个人』,同时她也是全世界」。

  《我叫刘小样》因此成为《半边天》最著名也影响最深远的一期节目。「刘小样」这个名字,从北方的平原走出,成为不同世代观众心中的一个暗号,在之后的二十年里,不断引发识别和回响。

  刘小样和张越,两个同出生于六零年代,但生存环境截然不同的女性,因为20年前那场风雪中的对话,成为之后彼此生命的观察和参与者。

  在节目播出后的若干年,她们在电话中交换着彼此的生活。这些电话从客厅、麦田、工厂、县城、学校、商场、车站、外省打来。在电话里,刘小样告诉张越,她做了什么,她去了哪里,她在计划什么,她又因为什么而雀跃和哭泣。

  从2010年起,这样的电话消失了。没过多久,张越的手机坏了,系统重装后,通讯录全部丢失。她失去了刘小样的联系方式。

  此后十年,张越换过几只手机,号码从未改变。只是她再也没有听到电话那头,响起刘小样的声音。

  「她如果真想找我,她是能找到我的,但她并没有找我。」那个来自北方平原的女人,突然从张越的生活里消失了。

  和张越一样,很多人也在寻找刘小样。每隔几年,就有人在网络发出问询:有人看过刘小样那期节目吗?有人知道刘小样后来怎么样了吗?

  几乎每个人都提到黄土垄和红衣服,但这些丢出去的石子,大多没有回音。后来,《半边天》也终结了。20年间,工作人员不断流散。早年收到的观众来信,连同信封右下角的邮寄地址一起都散失了。

  但「刘小样」似乎无处不在。「刘小样」甚至出现在课外辅导机构的初中语文试卷里。

  在试卷的阅读理解部分,出题者设问:「宁要痛苦,不要麻木」说明了刘小样怎样的思想状态?结合刘小样的处境和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请借助所学过的知识提出建议:中国农民怎样才能获得良好的「心灵的去处」?

  没人知道刘小样究竟去了哪里。失联十年,不需要特别的场景和时机,永远有人在提醒张越,刘小样的存在。

  最近一次「遇到」刘小样,是在2018年的英国。台里派张越去伦敦进修。有一天,她站在威斯敏斯特大学传媒系的走廊,等待上课。楼道那边,突然扑过来一个亚洲面孔的女性,她抱着张越,大哭着说,你改变了我的一生。

  女孩生在河南农村,成长中一直不受重视。小时候,她不甘于眼前狭小的生活,却也不知如何改变自己的人生。直到某一天,她在电视里看了刘小样那期节目。

  「你知道你那期节目给了我多大的鼓励,刘小样给了我多大的鼓励吗?」她哭着告诉张越,「刘小样当年说的那些,让我也想走出去,去看平原外面更广大的世界,后来我努力学习,考大学,大学毕业后进外企,又出国留学、结婚,现在在欧洲做纪录片导演……」

  张越觉得这位女士,「其实也是小样的分身,是小样的另一种可能性」。或许刘小样并没有失踪,「因为她一直都在」。

  

  张越 图源网络

  生活好像不太对劲

  飞机降落咸阳机场,世界顷刻之间被拉入一只昏黄的大罩子。罩子的底部,是广漠、单调、一览无余的关中平原。

  这就是刘小样在20多年前的信中,向《半边天》节目组描述的八百里秦川。在来咸阳寻找刘小样前,张越告诉我,她问过当年参与节目制作的所有同事,没人保留了刘小样的具体住址,只有人提供了一个模糊的地理信息:咸阳兴平农村。

  刘小样最后一次留下踪迹,大概是在2010年的冬天。刘小样的丈夫王树生,给张越打来了求助电话。从他那里,张越才知道,那年42岁的刘小样,去江苏打工了。

  电话里的王树生很苦恼,「打扰您,张越老师,您能帮我劝劝刘小样吗?她就不能好好过过日子吗,老折腾,今年过年也不回家。」

  张越打过去,刘小样正在昆山一家工厂的食堂做工。那段日子,她和丈夫之间有一些不快。张越回忆,「听上去主要是,一家子可能嫌她有点不安分吧,老往外跑」。

  那年农历春节前,刘小样给张越打来电话,说她已经从昆山去了西安。张越劝她,别走得太彻底。「因为她那样个性的人,如果再离了婚,再没了家,在外面漂泊,她内心又特别的敏感,她会受苦。」

  那是她们的最后一次通话。张越不知道刘小样后来怎么样了。有时她甚至担心,她已经离婚了。当时夫妻二人的不快,不是因为一时一事。「她的问题在于她的心越来越远,这个怎么办?」

  汽车停靠在一只孤零零的站牌前。站牌后是一座水泥砌成的小桥。过桥,眼前是一条泥泞板结后的狭长烂路。刘小样的家就在路旁边的一座红砖院落里。

  推开掉漆的暗红大门,门后的暗影里,有两人在倒麦粒。牵着口袋的那人,正是刘小样。她没有消失,她隐身在平原深处的庭院。

  二十年过去,刘小样的面容没有太大变化。大笑时,头依然喜欢往后仰去,细长的眼尾皱在一处,没有保留地展示此刻的快乐。马尾短了,也低了,黑色薄毛衣外面罩一件灰白羽绒背心,脚上是一双旧棉拖。高高的颧骨,最紧处的皮肤依旧泛红。

  只是普通话远没过去流利。她有七八年没和人说过普通话了。夹杂着陕西方言说了十几分钟,她终于找到了熟悉的语调。

  二层院落,还保留着当年节目中的样子。褪色的砖墙勾出头顶四方的天。客厅摆着几件家具,茶几,妆台,衣柜,沙发,都显得陈旧黯淡。

  妆台镜前,立着一张婚纱照。照片里只有一个抱着百合花的年轻女人。那是2001年,刘小样独自去县城影楼里拍的。刘小样有些羞赧地解释,「我们农村啊,好多女人都拍过这个,男的都不去。」

  

  一个人的婚纱照

  婚纱照对面的墙上,贴了十几张褪色的粉红便利贴。每张上面有一首刘小样抄的古诗。其中一张写着: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前院墙边,斜歪着两盆牡丹。刘小样计划开春后,把它们移植到后院的地里。厨房光线昏暗,一束方形的光,斜着,从厨房顶上的天窗透下来。那是整座院落最光亮的角落。在这束光正下方的灶台边,刘小样开始了作为妻子、儿媳、母亲的青年和壮年。

  「2001年那年的冬天,张越他们来了,我也是在这里,给他们和面,弄的油泼面。」

  她回忆起那个下着大雪的冬夜。一群扛着设备、拎着箱子的外省人,从北京风尘仆仆地来了。他们竟然真的来了,她惊慌到想要连夜逃跑。随后,那期节目的播出,改变了刘小样的人生。

  变化就是从雪夜开始的吗,刘小样和王树生都不这样认为。她觉得,它发生得更早,也更隐蔽,很难说清楚,究竟是河面的哪块浮冰,最早在早春苏醒,继而开始融化。

  1968年,刘小样出生在关中平原渭河边的一个村庄。80年代起,僵固的社会板块逐渐松动。苹果园从麦田里长出,成为当时最赚钱的营生。

  15岁的一天,家里大人说,回来帮忙吧,别念了。家里的三个哥哥和四个姐姐,都在家里照料苹果园。那时她读初二,没有挣扎,懵懵懂懂地,刘小样和大部分同学一样,离开学校进了果园。

  那是1982年,家里的苹果园每年能卖出一万多块钱。几乎每个村民手里都有一只小小的收音机。远方的声音,第一次来到刘小样的世界。

  她觉得自己的心里,从小就有一块莫名混乱或者混沌的地方。憋闷的时候,同学们去逛县城。她喜欢一个人骑车去渭河边发呆。

  她从小喜欢花。秋天放学路上,摘一筐河滩上的金色野菊花回家,随随便便找一只瓶罐,往窗台一放。再大些,从地里头干完活回家,手里也是一把野花。

  有了收音机,多了一个伴。盛夏,果园该除草了。田垄上的收音机,跟着刘小样手里的镰刀,一米一米往前挪。

  那时,收音机里常播广播剧。跟着李野墨的声音,刘小样在苹果园里听完了路遥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她也喜欢《新闻和报纸摘要》,总是在心里默默跟着播音员,一字一句学习普通话。

  「普通话对我非常重要」,刘小样说,那代表着外面的世界,「可能就是从听收音机开始,心里觉得不满足,觉得生活好像不太对劲。」

  

  2001年拍摄节目时,这里还曾是一片农田

  我的心没有遵守

  具体哪里不对劲,刘小样说不上来。平原上的一切,没有起伏和遮挡。

  1991年,刘小样23岁,她的生活,终于起了波澜。经媒人介绍,她和隔壁村的青年王树生结了婚。婚前,王树生和家里的哥哥们在青海做生意。两人通过书信交往了两年。

  刘小样常常会将生活诗意化和审美化。她认为自己是个幸运的女人。似乎是随便找了一个婆家,但正合她的心意。她喜欢看书,王树生的爷爷曾是村里的私塾先生。家里祖宅的门楣,写着「耕读传家」四个大字。

  除此以外,王树生是极少数的出去闯世界的男人。刘小样觉得,这个人能够带给她「一种新的生活,跟别人不一样的生活。」

  新婚第一年,王树生把她带去了西宁和西安。火车从平原驶向高原,刘小样觉得生活是那么新鲜畅快。

  在西宁塔尔寺前,这位新婚的妻子,没忘了从路边摘来一把波斯菊。照片里的她,留着童花头,在阳光下露齿大笑。

  新生活很快中止了,她怀孕了。1992年,刘小样回到平原上的王家老宅待产。一年后,她再度怀孕。她和王树生有了一对儿女。

  王树生在外勤勉奋力。1996年,他们在祖宅地基上,修起一座簇新的二层红砖院落。新房里摆了大彩电,安装了当时罕有的电话。王树生和刘小样的生活奔到了村庄的最前面。

  在王树生的记忆中,从结婚到两个孩子陆续出世的那些年,刘小样和村庄里其他媳妇没有太大不同。她管两个娃,做家务,干地里活,照顾老人,一切做得都很好。

  

  结婚后一年,刘小样生下儿子,从外地回到平原

  他们所栖居的村庄,被厚重的历史密集地包围。阿房宫的脂水曾流经此处。杨贵妃「宛转蛾眉马前死」的遗址就在县城。再往东走,是汉武帝的陵寝。往南,是《诗经》里的渭河,还有半坡遗址。

  来自历史的强大惯性,依旧支配着平原上的生活。一年中,除去农忙的两三个月,剩下的时间,刘小样和所有女人一样守在家里。

  农村女人的空间是很小很小的。有时,刘小样会觉得周围有许多双眼睛在监视她。农闲或者孩子睡着的时候,她喜欢打开电视机,停下手里的活计,观看《读书时间》和《半边天》。和小时候一样,她在心里跟着字幕默读,把电视当做书来读。

  有一阵子,中央一套开始播放一则公益广告。广告里,一个穿着红棉袄的女孩,在雪后的原野起舞。「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每次看到这里,刘小样就「怦然心动」。她会想,「她为什么要穿着红棉袄在那儿跳舞呢?她穿着红棉袄就好像是我在那儿,田间地头就是我的舞台,锅碗瓢盆就是我的音乐。」

  村庄的地理位置,似乎加剧了她内心火焰的燃烧(电视剧)。村子的北口,有两条平行的省道和铁路。南边是一条竣工不久的高速公路。所有道路都直通西安,往返车费只要9块钱,但村里很少有人去过。距离村庄二十公里,就是西安咸阳机场。

  在四方的院落里,刘小样常抬头寻找飞机的踪迹。只要仔细分辨,还能听到高速公路上,汽车飞驰而过时,摩擦空气发出的嗡嗡声。最规律和最清晰的,是火车经过时的汽笛声。

  外面的世界就这样不由分说地,挤到刘小样的面前。西安是刘小样30多年里的一个梦。结婚后,王树生带她去了西安。站在钟楼下,看着眼前陌生的人群和匆忙车流,她失声痛哭。她不明白,到底是什么把她和世界分隔开来。

  她由此更觉得,眼前的生活太平了,土地也好像太平了。她觉得孤独,想要知道更多的知识和讯息,幻想生活在地平线之外的大山大海边。

  她有意给生活制造一些动静。衣柜里的衣服大半是红色。城里人觉得红色土,那时的刘小样觉得,周围的一切都是土色,再穿得跟土接近,人彻底没有了。「红」成了她的寄托。

  孩子睡着的时候,她开始悄悄在纸上写下自己的想法。好多好多的话表达不出来,她气自己只读到初二。一个人边写边哭。村里的人都认为农民,特别是女人,不需要有思想。每个人都自觉自愿地遵守着这些规矩。

  刘小样觉得自己的身体在遵守,「心没有遵守」。她为自己感到深深的悲哀。有时她会问自己,如果住得远一点,离那条高速公路远一点,离那条铁路远一点,她的内心会不会平静一些。

  「但是,它就是,看得见,摸不到,离得又不远,又不近。」

  就在许多的新和旧,远和近,许多的僵固和流动的混杂中,平原上的刘小样苏醒了。那是20世纪的最后两年。迈过30岁之后,刘小样觉得眼前的世界突然清晰了。

  2001年秋天,儿子和女儿都上小学了。刘小样有了更多的闲余时间。她照着《半边天》节目的地址,写下了第一封信。后来,踩了十里地的自行车,从县城邮政局寄出了这封信。

  

  咸阳市里依然有许多身穿红衣的行人

  这人是不是假的?

  20世纪的最后两年,也许是一种微渺的巧合,在距离刘小样一千多公里外的北京,张越也正在经历一场蛰伏和觉醒。

  她辞职在家两年了。1995年,她开始担任《半边天》的主持人。做了三年后,她渐渐对自己感到失望。屏幕上,她雄辩、聪明,话不落地,但她知道,自己并不满意眼前的工作状态,也从未见识过演播室外真正的生活和人群。

  游荡两年后,张越回到《半边天》。2001年秋天,组里的策划王峻,从几袋子观众来信里,挑出了刘小样的信。所有人都被刘小样「宁愿痛苦不要麻木」的表达触动了。

  但刘小样拒绝了采访的提议。她说,写信只是想鼓足勇气找人说说话。她请求王峻不要再给她家打电话了,这会让公婆、亲戚说闲话,「一个媳妇儿不好好过日子,给远处的陌生人打电话,这是特别坏的行为。」

  因为她的一再拒绝,节目组基本放弃了这个选题。但刘小样的信没有停止。每封信都写得很长。有一天,她在电话里说,愿意跟他们聊一次,只要他们不吵得全村所有人都来看就行了。

  丈夫王树生还不知道这一切的发生。2001年冬天的一个雪夜,晚上九点多,他跑完运输刚进家门,刘小样仓皇地告诉他,怎么办,张越老师他们已经住进县城招待所了。

  她想逃跑,王树生稳住了她。第二天一早,摄像机在院门外的地里架起来,刘小样又垮了。信里那些丰富的感受,一句也说不出来。张越停下采访,和刘小样同吃同住了三天。

  三天后,摄像机再次在雪地里支起来。但刘小样还是无法说出一个长句。录了两个小时,张越最终决定放弃。

  她让摄像去周围多拍些空镜备用,拍完就走。摄像搬走脚架,挪去了院墙那边。张越不愿意场面太尴尬。她随口问道,小样,你说你老不开心,可是怎么着你就开心了呢?比如,换成书里或者电视里的谁,你就开心了?

  「你。」

  「啊,为什么是我?」

  「你有工作,你有朋友,你有同事,你哪儿都去过,不像我……你看我住的这个地方,去西安只要5块钱,村前头就有汽车站,后头有火车站,但我一辈子就去过一次西安……」

  真正的谈话开始了。也许是看到摄像抱着机器离开了,刘小样终于定了下来。张越体会到现场对记者而言的那种巨大魅力,但同一时刻,她又被无边的绝望和恐惧挤压着。

  以刘小样的性格,如果把摄像叫回来重录一次,她一定说不出来了。张越浑身冒汗,手指甲无意识地抠进手心里,棉服里的毛衣湿透了,心里不断在重复:完蛋了,我全错过了。

  簌簌的风雪中,昏黄的原野模糊又清晰。雪花落在两个女人的肩头,她们的谈话充满历史感、时代感和个人的命运感,但张越不能张口说,停下来吧,等我一下。

  

  图源节目《我叫刘小样》 对张越而言,那天最后一小时的谈话,是巨大的折磨也是巨大的收获。在刘小样这里,她看到了一个普通人波澜壮阔的内心世界。对刘小样来说,那同样是生命里重要的一天。她第一次清醒地原原本本地讲述作为人类个体活着的感受。

  等张越起身去看同事都去了哪儿时,躲在屋后的摄像,远远地冲张越做了一个ok的手势,他救下了这期节目。

  在欣喜的人中,还有王树生。那是他第一次深入了解妻子的内心。他悄悄告诉张越,他很欣赏妻子。「人没有思想,就没有进步。她这个人特别浪漫,可我是一个只能在现实中过日子的人,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录完节目,告别刘小样一家,他们回到县城宾馆。出差快一周了,他们决定当天就回北京。收拾好箱子正要出门,刘小样突然冲进了房间。她扎到张越怀里,痛哭了十几分钟。

  临行前,她告诉张越,「你们忽然就来了,忽然就走了,就像一场梦一样。你们走了,我就又一个人了。」张越很酸楚,她明白那不是一般性的离别伤感。离别的伤感不至于这样。

  「她是因为在那个环境里没有跟她交谈的人,没有跟她一样的人,突然碰到一群人,她觉得这些人跟她互相能够懂得,突然之间这些人走了,她就觉得立刻又给扔回去了。」

  2002年3月23日,《我叫刘小样》在央视播出。很多人告诉张越,刘小样身上有自己的影子。其中很多是男人,有的是艺术家,有的是学者。

  也有不少人,跟张越表达质疑:这人是不是假的呀?是不是你们教她说的那些话?否则一个北方农妇,怎么能说出「人在向往的时候,ta的眼睛里会有光泽的」,「我虽然痛苦但我不悲伤,我的痛苦可能也是一种蜕变」这样的话语。

  甚至有一位观众打来电话,一口咬定刘小样是城里的大学生,弄不好是被拐卖到农村的,希望节目组再去陕西调查一下。

  还有许多记者找到张越,希望拿到刘小样的联系方式。但刘小样告诉张越,谁都别给。

  因为,「生活没有机会再改变了,如果我还年轻,我是待不住的,你知道我一定会走出去的,可是我现在的生活没有机会改变了,别再让别人来勾我了,我现在都觉得我待不住了,可是我只能这么待着。」

  

  图源节目《我叫刘小样》

  因此只得走

  在平原上,这期节目也引发了轰动。村里人看了节目,说,刘小样还会说外头的话呢。哥哥姐姐问咋回事,她几句话躲过去了。她不喜欢自己变成一个异类,不愿意再跟人提起这件事。

  咸阳当地的官员,从张越那里要不到刘小样的联系方式。他们根据节目中描述的地理和交通信息,锁定了村子。慰问的人来了一拨又一拨,送来许多书。其中一位官员说,你的心情我们非常理解,其实有时候我也会这么想。

  面对涌来的关注,刘小样表现出不合时宜的冷漠和人际交往上的生疏。王树生记得,慰问的人问她想在家干啥事,是搞养殖还是搞一间农家书屋,人家给对口支持。刘小样一口回绝了,她不想要别人的施舍。

  那场雪中的谈话,像一场高烧的序幕,将她的生活拉入了翻搅不停的岩浆之中。她不知道自己的话,击中了平原外无数陌生人的心,她只感到自己成了村里那个「瞎想,胡扯,想的东西一点儿都不实际」的女人。

  那是清醒后最难捱的日子。每天清晨五六点,她早早地醒了,躺床上跟王树生说心事,一遍遍地说,一遍遍地说。

  「主要就是说,人家把她捧上去了,她自己这样子,啥都干不了。」王树生安慰她,「人家是弘扬你的思想,不是奔着你的能力和位置来的。」

  说到天亮,两个孩子该起床上学了。王树生记得,那段时间,两个娃都自己搁锅,热两个馍,一吃就走了。

  刘小样终于短暂地离开了那间昏暗的厨房。如同1923年,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所说过的,「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

  从漩涡中和床上坐起,刘小样出走的第一步,迈向了别人家的农田。她一直羡慕有工作、有同事的人。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她跟邻居说好,以后帮她家去干地里的活。

  有一次,张越打电话过去,王树生说,她上别人地里给人干活去了。电话再打回来时,刘小样告诉张越,现在每天起来,拿着东西出门,骑车去别人地里,「有了一种早晨起来去上班的感觉」。

  2005年春天,刘小样收到《半边天》节目组发来的邀请。那年的「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半边天》将举办一台名为「我们的十年」的晚会,纪念「95世妇会」和《半边天》十周年。

  张越本想让他们夫妻俩来北京玩一玩,散散心,没想到刘小样在北京又哭了两场。

  第一次,是看到台上表演节目的小朋友,她想到了自己的女儿。第二次是晚会录制结束,道具部门开始拆景,观众排队领取几十块的车马费时。

  「她原本特别向往城市的文化生活,特别尊敬城里人,可是没想到城里人是这样的,那么好的东西,你们给砸了,电视台好心请你们来看晚会,你们还跟人家要钱……」

  隔天,张越打算给刘小样买几件新衣服。刘小样死活不去柜台,在商场里就要翻脸。但是一说,咱们去书店吧,立刻就去了。

  在西单图书大厦,她提出想买一套鲁迅全集,另外还想要几本西北作家的书。走过心理丛书架,张越问,要不要买几本心理学方面的书,譬如「怎样战胜孤独」之类的。刘小样拿起两本翻了翻说,「这些书一点都没用,人的心理问题得靠自己去调整和战胜。」

  刘小样的话又一次令张越震动。她回忆起在咸阳村里采访的一周,刘小样永远在做饭,「一天三顿,永远在和面、擀面和煮面,唯一能变的只有面的形状。」

  在天安门的金水桥前,夫妻俩留下合影。照片里的刘小样,穿一件淡紫色的短羽绒服,看上去比同龄人年轻许多。只是眼神焦灼不安,像是在筹谋一件大事。

  回忆那一年的北京之旅,刘小样说,自己根本就不高兴。再次遭遇「刺激」的结果是,她更清楚自己的处境了。

  离开北京前,张越嘱咐她,小样,你的心别乱,你回去还是好好地过你的日子,我们能帮你的,或者你自己能帮自己的,是隔三差五地小小地刺激一下,比如出一次门,或者多读一些书。

  「你不要企图离开你的环境到北京这样的地方来生存。大城市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以你思想的细腻和敏感程度,即使在大城市里也算是一个异类,这个城市会严重地伤害你,你根本就承受不了。」

  

  2005年, 丈夫王树生和刘小样在「我们的十年」晚会现场

  我就是不甘心

  从北京回到平原上的村庄,刘小样不再满足于去别人地里干活。

  既然已经走出厨房和庭院,她还想走得更远些。那几年,除了照顾好一双儿女和丈夫的生活,她的内心只有一件事:突围。

  2006年的一天,刘小样经过县城商业街时,看到了一张招聘启事。新开的商场招聘会说普通话的售货员,年龄在20到30岁之间。

  刘小样心动极了,在街对面站了好一会,最终走开了。走到半路,不死心,她掉头回到商场门前,来回又走了好几趟,终于鼓起勇气推门进去。

  因为多年来自学的普通话,刘小样在快40岁的时候,获得了第一份工作。每月工资600多块,每天骑自行车来回县城和家,单程半小时,每天八点半上班——符合她对一份工作的基本想象。

  她极为重视来之不易的工作。有天早上,她起迟了,王树生骑摩托车送她去上班。骑到半路,摩托车没油了,刘小样急得快哭了。冬天,大雪没过膝盖。下班时,天已经黑了。刘小样一个人蹬着自行车,在雪中缓慢前行。蹬不动的时候,就下来推着走。

  她喜欢柜台的工作,每天都能接触许多人。在那里,她学会了做账,学会了推销和帮顾客搭配衣服。她终于有了一份真正的工作,并从中获得了成就感,但有时也不免受到伤害。

  有一次,女装部丢了一件衣服。没人知道是顾客还是售货员拿的。商场老板要求每个人下班的时候,在门口接受翻包检查。刘小样告诉张越,自己有受折辱的感觉。

  2008年,张越正好有一个去陕西出差的机会。在县城最大的商场,她看到了在柜台整理毛衣的刘小样。她给她带去几只小包,包的大小只够容纳几件随身的小东西,她想,这也许能够避免她下次再被搜包。

  这次见面后不久,商场经营不善,倒闭了。当时一起在柜台工作的一位同事,去贵州开了一间化妆品店,叫刘小样一起过去。

  张越不建议她去。贵州和陕西,不论地理还是文化习俗,相隔遥远。她又从来没出过远门。刘小样说,好,那我就不去了。过两天,电话又打过来:

  「我就是不甘心,还是想去试试。」

  「行,既然这样你就去。」

  「我害怕,不去我不甘心,去了,我又有点害怕。」

  「能怎么着啊,顶多就是不干了,买张火车票回家。再退一万步说,出了天大的事你给我一个电话,我半天之内一定出现在你面前,你去吧。」张越安慰她。

  火车不停地钻洞。从西安出发,一路往西再向南。刘小样坐在靠窗的位置,累了就趴在小桌瞌睡,醒了就望着车窗外变换的地形和作物发呆。

  那是她人生中第一次一个人出门远行。王树生把她送上了火车。火车走了两天两夜,刘小样满怀心事,不知这次出走,会把她的生活带向何方。

  上车前,王树生拿出一些钱给她防身。在结婚的第17年,妻子决意要去远方寻梦,王树生没有阻拦。他已经明确感知到,妻子内心有一座火山。那座火山活过来了,妻子也醒了。

  他时常感到愧疚。如果家里条件再好一点,如果他不是家里最小的儿子,如果结婚后他们不需要回到老家照顾父母,那么他带着她,到外面去打拼,去接近她对生活的那种「抽象的想法」,也许她就不会那么辛苦。

  刘小样的这次出走,也让张越感到意外。2002年节目播出后,刘小样说她已经认命了。事实上,她没有。从替别人家干活,到争取一个去县城上班的机会,再到去远处打工,她有一个挣扎的过程。

  许多人觉得苦闷,于是在房间里打转,很少人真的会走出去。在原地打转了好多年后,刘小样真的出走了。

  那段时间,张越特别留意是否有去贵州出差的机会。结果真的出现了。她安排好行程和住宿,临去贵阳前,刘小样打电话过来,「我干不下去,我想回家了。」

  王树生从县城车站接回了妻子。在贵阳的大半个月,刘小样都在店里卖化妆品。她觉得营销、产品、同事都不太对劲,很快就撤回了。

  第一次出走,以失败告终。刘小样再度陷入焦灼。要不就在附近再找个工作干吧,王树生劝慰她。她很快在县城一所寄宿小学,找到了一份生活老师的工作。

  刘小样喜欢和这些留守家庭的小孩待在一起(电视剧)。她负责照顾30个孩子的生活起居。每个周末,她从家里带来糖果、饼干。王树生说她工作认真负责,不到一年,就成了几个生活老师里管事的那一位。

  那几年,他们的家庭生活看上去宁静平稳了许多。儿子和女儿都在念高中,刘小样有了固定的工作和收入。只有张越,从刘小样间隔越来越长的电话中,察觉到了一些异样。

  「她是这样一个人,如果她过得好,她会跟你分享的,如果过得不好,她会老觉得我都在电视里采访她了,一定是很看重她的,她却不争气,没有干出点样来,她就不好意思来找我。」

  张越做主持人快三十年了。她承认,一个人没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去跟踪、同步每个采访对象的生活。但对刘小样,她始终有一种心疼和怜惜。不过那几年,张越也处在自顾不暇的阶段,工作忙,家人生病,「心里一大堆事,每件事要逼到眼前才能面对」。

  

  图源节目《我叫刘小样》

  你也看了,就往回走吧

  刘小样再次逼到张越面前时,是两三年后。那时,刘小样的儿女都去西安念大学了,女儿读的还是旅游相关的专业。

  孩子们都离开家了,她43岁了,结束又一段繁重的母职期,她依旧迫切地「想冲破有些东西,想突破一些东西,想突围出去。」

  最初她考虑的是去东莞,最后定的是江苏。她知道娘家好多亲戚都在那边打工,万一有什么意外,也不至于太慌乱。和过去的每一次出走一样,除了丈夫和孩子,她谁都没有告诉。

  王树生陪她去西安买票,再度送她上了火车。他从不干涉她的计划,「任她折腾」,他能给的只有支持,「多的没有了」。那段时间,他手里没钱。从别人那里借来,马上给妻子转了过去。

  孩子们都长大了,小时候看过妈妈上电视,但很快就忘了。此后的十几年里,家里不再谈论那段往事。可这个妈妈确实和别人的妈妈不一样。

  她喜欢读书看报,但与人交接时,总是不老练。她喜欢春天第一场雷雨后激起的土腥味。喜欢鞋底踩过麦地后,带出的青苗味,「那个味儿甜甜的,好像得眯着眼睛才能去闻它」。她觉得劳动里不只有繁累,也有美的部分。早春时节,她还会领着他们去地里看叶苗上的露珠。

  「这个妈妈总是长不大,太幼稚。」

  妈妈又要一个人出远门了。在别的家庭,外出打工,多是出于生计需要。刘小样是为了自己。

  在昆山,43岁不是一个好找工作的年纪。她在一家工厂的食堂,找到一份做员工餐的工作。真实的打工生活,比她在家想象的粗粝得多。工业园的环境一般,员工待遇不均,厂里很少有她这个年纪的工友。

  刘小样觉得孤独,不快乐,她想辞职,又怕找不到别的工作。在怏怏中,待到了2010年底。她不甘心像贵阳那次一样,很快就回去。在一次电话中,她向王树生抱怨对工作的不满。王树生劝她回家,她还想再坚持。两人发生了争吵,她宣布,那年过年留在昆山,不回去了。

  王树生知道她的性格,只好求助张越。张越劝她,最好不要彻底和家庭决裂,「别走得太彻底」。要不去西安找工作吧,她建议她,西安是大城市,「既能当职业妇女,离家又近,可进可退。」

  女儿和儿子也打来电话。「你回来吧,这种年龄在那边根本找不到好工作的。你也知道南方是咋回事了,南方就是种稻子的,你也看了,就往回走。」

  刘小样陷入了挣扎。她表现出强烈的坚持下去的意愿,并不惜与家人对峙。临近春节,打工的外乡人都回家了。刘小样最终听从张越的建议,从昆山去了西安,和做了导游的女儿,租住在一起。

  她的秘密出走,又一次以返归平原而告终。离开昆山前,刘小样专门进城,去参观了昆山市立图书馆。

  

  图源节目《我叫刘小样》

  平原上咋就出了一个她

  此后的十年,刘小样成为众人心中的一桩悬案。

  在由丈夫、儿女和她组成的四人核心家庭,关于那次节目录制,以及此后多年,她内心的动荡和燃烧,早就成为全家心照不宣、从来都不去触碰和复习的秘密。

  关于那段往事,家里只存留了一件最明显的证据:一只黄鸭毛绒玩偶。那是2005年在北京时,张越给刘小样的女儿买的礼物。

  刘小样觉得,孩子们知道鸭子模糊的来历,「这就够了,到此为止」。有一年,孩子们说,要不全家一起出去玩一次吧。提到北京,大家都很有默契,「北京都去两次了,就不去了。」

  在核心家庭之外,刘小样从不和亲戚们谈往事。只是有时候,家族聚餐,娘家人会跟刘小样的女儿开玩笑,「你妈没上学,你妈可惜的」。

  2011年春节前,从江苏折返西安后,没有工作的日子,刘小样在平原上的村庄里,过着一种隐秘的生活。

  没有人知道,她一个人去过贵州、江苏和西安。没有人知道,她给女儿取的名字,来源《诗经》,她把自己名字中的「小」改成了「拂晓的晓」。没有人知道,她只愿去电影院看电影,因为在电视和手机上看电影,没有她想要的仪式感。

  一个人在家的下午,她从地里采把花回来,插瓶子里,倒上自己酿的葡萄酒,放着齐豫的歌,喝下午茶。

  尽管这一切都在大门背后进行,但村里人还是觉出了刘小样的不同。早些年,别家媳妇都用上手机了,她还没有。等人人都拿上智能机了,她手里还是一只老年机。大家都觉得奇怪,「这人在外头工作了那么多年,怎么对新生事物不感兴趣」。

  村里的媳妇们喜欢跟着手机拍小视频,男人们则喜欢傍晚的时候,拉出一套简易设备,在门口直播唱歌。

  前年春节,家里养了七年的狗,欢欢,眼睛里长东西了,一个劲儿流泪。刘小样抱着欢欢,坐在王树生摩托后面,去县城治病,花了两百多。村里人知道了都笑话,「这干嘛呢,农村土狗,自生自灭完了。」

  村庄里,几乎见不到年轻人。夏天的早上,树上的鸟,喳喳喳喳喳。刘小样说,这声音可好听,王树生说,吵得人睡不着觉。屋后有片池塘,刘小样说,青蛙叫得可好听,王树生说,你说那是好听,人家不笑话你。

  只有长大后的女儿和儿子,渐渐觉出了母亲的不甘。刘小样从来不跟孩子讲心事,她怕孩子不开心。但后来,她发现,他们只是不点破。她不喜欢看电视剧,他们就给她发电影资源。她不喜欢抖音,他们从来不推着她下载。她不喜欢出去和人打麻将,他们说,不想去就不去。

  「妈妈的渴望在哪里?我妈妈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刘小样觉得,他们都知道。

  生日的时候,他们送给刘小样一束红色康乃馨。出去旅游的时候,带妈妈住民宿。走在重庆街上,闻到黄桷兰花朵的香气,刘小样一定要找人问出树的名字,女儿等在一边,并不催促她。

  在西安的时候,有一天,女儿买好票,拖着她去曲江的音乐厅听古典音乐会。她担心自己听不懂,女儿说,咱去感觉一下,你不是有这个愿望嘛,人家鼓掌,咱也跟着鼓掌。

  那天,刘小样很开心。知道她还喜欢宫崎骏,女儿说,那下次咱去宫崎骏电影的音乐会,不过听宫崎骏,你可是要哭呢,刘小样说,哭就哭吧。

  这些快乐,无法与再多人分享。王树生不喜欢音乐会,但他不会去阻止。年轻的时候,他心气也高,渴望去外面的世界。17岁出门做生意,26岁从兰州回家。他的奋斗,让整个家庭在改革开放后「打了一个翻身仗」。

  中年以后,作为大家庭里最小的儿子,他必须在家照顾年迈的父母。早早知道不能再出去后,他干脆就不想了。这是他和妻子最大的不同。

  在他看来,妻子的目标都是很抽象的。「她就说她要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她要走出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俺都不知道她真的到底具体想干什么……她自己一个人出去,江苏也好,贵阳也好,都是很短时间她就回来了,待不住。」

  她与周围的人和环境都融不到一块。王树生感慨,「其实她也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啊,一生下来就是,俺这村3000多口人,整个县60万人,小小的地区,60万人,关中人口最密集的地方,这周边哪个村子的人,不是几千年都在这个环境生活,咋没人像她这个样子,这平原上咋就出了一个她?」

  

  2005年,张越给刘小样女儿买的毛绒玩具

  「病人」

  大概五年前,刘小样告诉王树生,她想去西安的一家「医院」「治病」。

  她觉得自己「病」了。否则为何过去二十年,她都像一锅永远在沸腾的水一样,无法平静。

  王树生也觉得她「病」了,「她的不快乐,任何人都看在眼里」。他记得,那年去北京,白岩松都来现场见她,说,「我来看看你这个外星人是啥样子」。

  「医院」是一家「帮助人清醒地认识自己,解决成年人思想问题和做心理疏通」的机构。整个疗程长达两年,「过程很折磨人」,学费就要好几万。

  王树生支持她去「看病」。当年,妻子在电视里说,她宁愿痛苦,也不要麻木。那时的王树生听了,极受震动。二十年里,妻子清醒了,可他不明白,人练敏锐了感觉,来更深切地感受自己活着的苦痛,究竟是为了什么。

  他和她都过了五十岁。这些年,王树生在村里任职,每个月不到两千块的工资。90年代那会儿,他们是村里最现代最富裕的家庭。如今,他们已经落在后面了。

  「表面上没有发展,实际上也没有积蓄」,他感到落寞。两个孩子都到了结婚的年纪,他紧追慢赶,还是赶不上别人,而妻子还在漩涡里受苦。

  想不出答案的时候,他也向她抱怨过,「对,你现在痛苦着,你清醒着,你没有麻木,但是你痛苦着,这就是你要的人生吗?你痛苦着,整个家庭也跟着你,包括亲戚朋友都跟着你,这合适吗?」

  当年呐喊的人,最终成了自己和别人眼中的「病人」。对刘小样来说,这或许是身处茫茫四野,无处也无力突围后的无奈暗示和自我改造。这也意味着,她终于接受了丈夫和其他人所说的一些东西——和大多数「正常人」相比,她是「不正常的」,始终「想入非非的」。

  和「想入非非」相比,丈夫对她的其他描述,比如「性情中人,天真的人,清高的人,不贪别人便宜的人」,都变得无足轻重。

  西安「医院」里的「病人」,有大学教授,也有公司老板。刘小样和一位上了年纪的女教授很谈得来。两人曾住隔床,教授不相信她只念到初二。

  关于「医院」的一切,刘小样不愿意详细去追溯。也因此,和外界彻底断了联系。

  她在「医院」里找了一份后勤的工作,每个月能拿到一点报酬。对外,他们说,她又在西安的一家学校做生活老师了。

  前几年的一天,王树生突然想上网找找《半边天》的那期节目。他发现,原来网上还有很多人在怀念和寻找刘小样,想知道后来她怎么样了。

  他知道,那期节目确实给很多人留下难忘的记忆,或许也真的影响了一些人,「可是如果她连自己的人生都改变不了,如何去影响别人?现在她自己的生活都是一塌糊涂,还有啥值得去弘扬的?」

  我问王树生,人完善自己,不就是一个最大的用处吗?

  他说,「完善自己,最起码首先得把自己从烦恼中走出来,从痛苦中走出来,这才算你成功,但她做不到。世上的所有努力,一个是金钱物质上的,一个是思想上的。两点她都做不到。」

  刘小样也深觉自己的失败。在「医院」「治病」期间,她的头脑依然无法平静,疾病的联想和隐喻,逐渐弥散到她的生活中。以往的不甘心,渐渐转化成对自己的失望和否定。

  在进退两难的中间时刻,婆婆病倒了。刘小样主动提出,回家照顾婆婆的晚年生活。2016年前后,她回到了平原上的老屋,此后再未出走或「治病」。

  婆婆是个爱干净的人,几个媳妇里,她只满意刘小样做的饭。周末,刘小样还要去咸阳城里,帮儿子打扫卫生。

  一个农村媳妇该做的,刘小样觉得自己都在做。只不过,她一直在兼顾些其他的东西。在这方面,王树生从来挑不出她的毛病。可是,他觉得,这也正是妻子矛盾的地方:

  「她两边都想做好。她的痛苦就来自于,你既生活在这个现实中,家务你得干,娃和老人你还得管,然后你又有那么多想法。」

  

  王树生

  自我消除计划

  午后的村庄,空气一片死寂。走在村道上,能听见风吹柿子树叶的声音。远处,几个老妇人蹲在萝卜地里拔草,红色的背影在昏黄的冬日雨雾中缓缓移动。

  这是刘小样回归的乡村,如同中国的大多数事物一样,这里既古老又崭新,既躁动又凝滞。

  十月底,平原进入漫长的农闲季。几乎所有人家,都敞着大门午休。门前的空地,大多种着葱、辣椒和白菜,刘小样家的门口,种了一大片半人高的臭牡丹,鸡冠花,紫茉莉和玫瑰。

  前院和后院也遍植花草。前院正中,有一片黄槽竹。那是和女儿从重庆回来后,她从乡集上,花十块钱买回来的。三年后,已郁郁葱葱。这是少有的能在北方种活的竹子。

  攀着墙角的三角梅,也是她从南方回来后的念想。可惜只开了一次,后来只长叶子,不再开花。和她以前种过的百合一样,与这里水土不合。可她实在喜欢百合,后来绣了一幅十字绣,挂在了卧室墙上。

  近来的几年,刘小样觉得自己平静了许多。从西安回来后,她要侍奉婆婆,做家里三亩地的活,考虑两个孩子买房和结婚的事。这些事情,让她从半空中落了下来。

  2019年春天,婆婆去世了。院子里又只剩下刘小样一个人。头顶还是四方的天。一切像是回到了她刚嫁过来的时候。

  女儿年底就要结婚了。那几天,刘小样坐在家里,等女儿婆家送棉花过来。按照此地风俗,婆家送来棉花,娘家给孩子做成婚被。女儿的婚事之后,接着就是儿子。再之后,是他们的孩子出世。

  村里和她同龄的妇女,早就抱上孙辈了。刘小样由此看到一条清晰的干道。顺着这条干道往前,生活也许不会再燃烧起来。

  劫后余生,她将这些称为一个女人的主业和根本。她说,「在以前,可能意识不到这个东西,但现在,家和儿女就是我的根本。主业跟副业有时候不能颠倒了。」

  没人知道这是「突围失败」后的自我排解和注意力转移,还是经过「医院治疗」和自我改造后的反省,抑或是深厚艰固的历史文化逻辑在此时又发挥出了强大的形塑效力——总之,刘小样自愿回到了30年前的轨道里。

  在50岁后,她终于接受自己就是「一个普通平淡的农村妇女」。看到莫言出了新书,写「晚熟的人」,她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晚熟的人。

  毕淑敏的书,王小波的书,鲁迅的书,全被她收了起来。她已经好几年不看书了。那些书堆在一张旧木桌上,桌子藏在卧室房门背后的角落。最上面是几本张德芬的身心灵成长书籍。

  从西安回到村庄后,「好像是潜意识的」,她想跟周围的人一样,就拒绝看书。这几年,她只能听音乐,特别喜欢听欧美民谣。

  为了抑止自己再「发病」,她把过去写的东西,全部烧掉了。过去,王树生看过一些片段。他总劝她,「不要想那么多了」。现在,一页纸都没有了。她有意抹掉过去生活的痕迹,执行一种严格的自我消除。

  刘小样觉得,「敏感或者说敏锐,对自己来说,不见得是一件好事」。现在,她开始用丈夫过去劝慰她的那套话语,来进行自我说服,「一个普通人各方面还是迟钝一些好,否则你对痛苦的事情相应也会比其他人更加敏感。」

  她不再抱怨。她愿意承认,「这个土壤已经够可以了」。她所在的土壤,目前只能把她「养到这个程度,这就很足够了」。她承认前半生的失败,「连自己都没推动」,「没够着,那就接受吧。」

  火山似乎平静了下来,屋子和女主人都恢复了往日的面貌。只有客厅电视柜上的那只毛绒鸭,是还未被女主人消除的旧日符号。

  毛绒鸭的上方,有四扇狭长的木棂窗。最左边的那扇窗户,扣上了插销,永远朝外开着。那是刘小样专门为家里的猫——波妞——留着的。

  「我们家那波妞,生活最幸福了,想玩就玩去了,想吃就回来了。」

  

  小黄鸭身后的那扇窗,永远开着,是为猫咪留着的

  她不再给张越打电话,这也是整个自我消除计划的关键一步。张越的号码,一直在她手机里。从江苏回到西安后,她觉得自己一次次颓败而归,辜负了远方的期待。

  她开始变得合群。以前她很少和人站在路上闲聊。现在村里老人多了,有时她跟人去地里捡地瓜,有时去对方院子里挖棵花。

  我去的那几天,王树生正组织村民修路。隔天需要三十个劳力往路面铺沙,每人一天六十块的工钱。刘小样自告奋勇,连夜出门去找十个人。原先,这些集体活动她都不参加。这两年,在丈夫的教导下,她还学会了打麻将。

  从表面上看,刘小样和过去大不一样了。但在王树生看来,妻子只是在「努力地争取平静下来」,她「天生骨子里的东西,不可能一下子改变过来。」

  最明显的是,除了做家务、做饭之外,大多数时间,她还是把自己关在家里。白天,一个人在家。晚上,全部灯都要打开。王树生觉得这很不正常。

  「她的平静,就像坐牢。你的心没有收回来,你把自己关在家里,你的心关不住,你等于还是在痛苦中。」

  她还需要人陪。王树生每天回家,把当天发生的、见到的,包括工作中遇到的所有事情,都给她讲一遍。他觉得,那都是无聊的事情,「每天在一块待着有多少话题要谈啊?」

  他坐旁边教会她打麻将了,也让她别在意输赢。打了一两次,别人再叫,她不再去了。跟亲戚们也都没有深交。「谁也改变不了她,姐姐说话得顺着她」,她「拼命地孤立,就累,就烦,就痛苦」。

  这几年,他看她只爱好花草。「哪怕是野草,她也要养活,这就是她。」唯一让他稍感放心的是,已经五十多岁了,再要折腾,「恐怕也没气力了」。

  

  花园里的月季和紫茉莉还在开放

  我的小花园

  辩论有时会在两个人的庭院发生。2020年10月下旬的一个夜晚,王树生从工地回来,我们谈起「人是否应该去够自己可能够不到的东西」的话题。

  王树生认为,人如果超过自己的地域环境和家庭条件,去够一些现实里没有的东西,很徒劳,也一定会失败。

  和20年前相比,他显然世故了许多。「你这种思想,啥事都成不了,因为太普遍了。」

  他的话激怒了刘小样。她反问他:我连跳起来去够的权利都没有吗?

  在我来访的几天里,刘小样的内心似乎有一道定时升降的闸门。闸门总在午后升起,那个多年来上下求索,四处奔逐,不断出走又不断回归后,被压抑和驯服的自我被释放出来。她终于又「逮着一个能说话的人」,说出许多「平时不能说的话,不敢说的话。」

  可每到傍晚,那道闸门和墙外的暮色一起重重地落下。她变得游移,矛盾,躲避和反复。一道有力的监视的目光,从她自己内部发出,将她重新唤回牢笼里。

  2001年,觉醒后的刘小样告诉张越,她的身体在过着一种日子,心里永远想着另外一种东西,她又不能出去,这是她的悲哀。

  20年后,刘小样告诉我,不能彻底地出走,总想要兼顾,这可能就是她的局限。

  这位自认为不彻底的反叛和出走者,回到20年前出发的庭院。在一个人的庭院,她把内心和过往,放在磨盘下,昼夜不停地研磨、辨析和探寻。

  她想过,如果当年「配的是一个别的人,那个人彻底地不合自己心意,彻底地没有共同语言」,那么她可能也就没有这些纠结,「彻底飞了。」

  在重新一个人打转的日子里,她看到了自己身上的新旧杂糅,以及直面自身有限性后的虚妄:

  「有的人以为我这人思想前卫,『她怎么那样考虑问题』,其实我现在才发现,我其实是一个太传统的一个人——我传统的东西根本也揪不掉,新的东西够不着,就是处于这种状态下。」

  为了压服这些不断跳跃、互相抵牾的念头,从2019年的春天起,她「特别特别刻意」地开始在院子里大肆种花。

  她跟家人说,「谁都不能动我的花,谁动我的花我跟谁急。」

  有时在外面看到别家的好花,她开玩笑,「真想偷回我家里」。快到县城的绿化带,前年引种了海棠。去年春天,粉白的海棠花开了。她骑电瓶车经过,心里十分不服气,「这么好的花,应该种我家里啊!」

  至于为什么从前年开始种花,刘小样说,因为那年竹子长得特别好,给了她一种希望。 「竹子是绿的,那我得配红花啊,哎呀,那个春天,郁金香活了,芍药开了四五朵,几盆雏菊分开根,全都种到了院子里。」

  

  庭院四方的天和刘小样的竹林

  除了种花,这两年,她对家务也更上心了。农村一般不拖地。现在,刘小样几乎每天都要把水磨石地板拖一遍。她说,原来,「没有这么爱家,现在特别特别爱收拾家里。」

  在娘家做姑娘的时候,她喜欢骑车去渭河边想心事。这几年,种花、拖地,让她有一种回到渭河边的感觉。这是茫茫的生活里,她能捉住的少数几项慰藉。它们部分能使她从混乱的「想够够不着」的状态里,稍微安静下来。

  张越曾在采访中评价,刘小样思想的勤奋程度超过绝大多数人,「在这方面,她属于『为伊消得人憔悴』,是一个永远在思想中的人。」但现在,刘小样不想再开动了。

  「真的能做到吗?」我问她。

  「我得努力,我得努力啊!」她提起小时候的农业合作社,白天,大家在地里一块儿干活,晚上回家,自己的脑子爱想哪就想哪。

  这是刘小样给牢笼中的自己找到的运行方式。「我安静下来的同时,也给自己留着想的时间啊,我不是没给我留下时间,我有我的自留地啊。我这块自留地,在我自己家里,我爱想啥就想啥,我爱做啥就做啥,谁也干预不了。我出去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我能随大流。但我不能让你们彻底同化了,那样一种状况我永远达不到,如果让我跟别人一样,我永远达不到。」

  王树生知道她尽力了。他不否认妻子身上的某些审美价值。对她,他的情感里不只有亲情,不解,埋怨,也有义气和不忍。

  有时,听到妻子全盘否定自己过去的二十年,认为自己是个备受期待但最终失败的出走者。王树生会急切地打断她,「听我说啊,人家走出去那个想法,只是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与你那个想法差太远了,层次差太远了……」

  「但这也有限」,张越觉得,王树生比普通农村男性宽容和能沟通,「但哪个阶层的男的,最终也不能接受一个一心要追梦(电视剧),已经难以自控的女性,她总要往外冲,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她内心有强烈的悲欢离合的各种感受,有一段时间她会很沮丧,有一段时间她会很渴望,有时候她特伤心,你知道一个过日子的男的,谁一天天这么陪你跌宕起伏……」

  更多时候,王树生像守着一座火山一样忧虑和不安。她还会再次出走和突围吗?这场平原上旷日持久的高烧,真的褪去了吗?

  王树生不能确定。女人身体里那股力量太巨大了,他知道她现在是在「极力克制」。而刘小样自己觉得,「突围的前提是人在城里」。现在,她不觉得自己在里面,她觉得自己在边上,在里和外之间。

  边上是她的小花园。在花园里,她自己跟自己说话。一直以来,「瞎想」这件事,对她的生活都特别重要。

  20年前,在《我叫刘小样》的结尾,她带着绝望和不甘说,「我就是不要把这个窗户关上。我让它一直开着,一直开到我老,我就怕我失去那些激情,怕我失去那些感动。」

  现在,她真的有些老了。客厅的那扇窗户,为猫咪波妞永远打开着。

  窗外的小花园,鸡冠花正开得肆烈。她说,以后,小花园给她多少,她就接受多少。花开得好的时候,她跟谁都炫耀,说,我的花开得可好。女儿听了取笑她,就那几朵花,成天说我的花,说得好像有多多似的。

  我们最后一次谈话,是在厨房里。那天傍晚,平原上飘起了雨夹雪。我问刘小样,有时会觉得这是个悲剧吗?

  她陷入了沉默。天光从头顶的天窗透进来。厨房几乎还是二十几年前的样子。只有柴火灶荒废了,被一只电磁炉取代。碗柜、水缸、菜刀、蒸馒头的大木盆,都还是1991年刘小样嫁过来时,婆婆为她准备的。

  「我没觉得这是个悲剧。我这样的人,也许很多,只是咱不知道。即便发生在别人身上,也不能说是悲剧。我不会报以同情,怜悯或者怎么回事,我可能就是欣赏。」刘小样觉得,最多用「悲壮」来形容。

  「我觉得就是个悲壮的东西。悲壮的东西,它本身就有美在里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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