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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作者,经历了什么

京港台:2021-5-28 21:28| 来源:不灭老灯 | 评论( 21 )  | 我来说几句


《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作者,经历了什么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前言:李劫夫是中国著名作曲家,他创作了大量的毛泽东诗词歌曲和毛泽东语录歌曲,最为著名的就是曾风行一时的《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特殊年代”期间,他和妻子被关入“学习班”审查,“学习班”一办五年多,直到“四人帮”被打倒,还没有“散班”的信息。

  1976年12月17日,李劫夫因心脏病发作,死于“学习班”中。

   李劫夫是谁?

  由于年代,也许,你已不知道他是谁。

  但,你应该听过《我们走在大路上》这首歌,或许还知道《革命人永远是年轻》那支歌;并且,几乎可以肯定,你在戴红领巾的那阵,必然唱过“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却不知道哪儿去了……”而,这首被传唱了大半个世纪、并至今不衰的哀婉动人的《歌唱二小放牛郎》,其作曲者,就是劫夫——李劫夫。

  至于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大批脍炙人口流唱甚广的歌曲,如《我们走在大路上》、《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一代一代往下传》、《蝶恋花》、《沁园春·雪》、《哈瓦拉的孩子》等,也都是李劫夫的杰作。

  劫夫是一个非常勤奋的音乐创作家。从他在抗日根据地开始创作歌曲时起,一生中,他一个人竟写就两千多首歌;其中,有相当部分,被人传唱不衰。

  “特殊年代”中,劫夫的创作,更是进入一个特别的时代:因那个时代的需要,他为毛泽东公开发表的所有诗词,都谱了曲,让毛泽东的诗词,成了可歌可唱的流行作品;他还为那些散不成词、律不成韵的《毛泽东语录》,写下了大量的所谓“语录歌”,并被广为传唱。

  然而,自1972年初起,在其后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天空,不论是广播电台中,还是电视里,却突然再也听不到劫夫所作的那些歌曲了。

  什么原故?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出来说明。

  流传的只有小道消息:与林彪的事有关。

   红色音乐家

  李劫夫本名李云龙,吉林省农安县人,读了几年县立师范。绘画与音乐,原本都不过是他的热爱(电视剧),却并非科班所造。1935年因参加过抗日活动被迫逃亡到青岛时,开始了以绘画与音乐为手段的谋生生涯,“劫夫”一名,则自此起。

  1937年5月,24岁之际,他到了延安,参加了八路军西北战地文艺服务团。

  1938年9月,加入中共。同年,由丁玲主编的《战地歌声》一书,由武汉生活书店出版,书中收录了29首歌,其中13首,为劫夫所作。

  到“特殊年代”前,劫夫担任了沈阳音乐学院院长。

  1966年3月,河北邢台大地震,劫夫奉命前往参加救灾活动。其时,遇到了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对劫夫说:“劫夫,我最佩服你的'大路上'(《我们走在大路上》),你的四段词我都会唱。”说罢,周总理还真唱了几句。

  受此鼓舞,劫夫在灾区创作了后来风行一时的《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无疑,共产党员李劫夫的音乐创作,非常政治化,而且可以说,基本就是为政治服务。

  如何看待劫夫写的那些歌,自然可以仁者智者,各持己见。

  但是,劫夫的确是诚心诚意地以艺术的规律去为政治服务,以音乐的美感来传导时代的旋律,而并不是生硬地将政治塞进歌曲。所以,他创作的歌曲,甚至连那些《语录歌》,都能让人传唱,流行多年。

  这是一个已经时间长期打磨了的事实。

  劫夫一生中,担任的最后一个官职,是沈阳音乐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任(1968年8月)。

  他的盖棺政治结论,辽宁省委在1979年11月对他下达的决定,则是:“犯有严重政治错误。”而他最后拟创作的一首歌、并亲笔写下了的歌题,竟是《紧跟林主席向前进》!

  上述这三件事,从劫夫一生的经历中看,其实都不是他要追求的东西。对当官,他的确历来无什么兴趣;对政治,他也从来没有过真正的认识;他想做的,只是专心于音乐创作。顶多,只想用音乐,来为党的事业服务。

  然而,鬼使神差,阴差阳错,劫夫却偏偏被那政治黑洞给吸了进去,且英华之年,便断了他的创作,也断了他的生命。

  打倒“四人帮”后两个月的一天,即1976年12月17日,李劫夫因心脏病发作,猝逝于“学习班”中,终年63岁。

  

  李劫夫在指导学生

  得到“中央‘特殊年代’”力保

  李劫夫的“政治错误”,帽子很大,其罪名是“投靠林彪反革命集团”。

  一个音乐人,一个作曲家,怎么会陷到那个吓人的反革命集团中去呢?

  用一句政治术语说,是“事出有因”,但绝对“查无实据”。

  “特殊年代”一开始,劫夫其实就很害怕。因为,他是个音乐天才,在音乐方面,能无师自通,但对其他方面,则常显幼稚。尤其是,他的确不懂政治,不知道政治游戏中的潜规则,而从延安时期起,偏偏又看到过很多个人政治的悲剧。因此,对政治运动,他常常害怕,害怕会整到自己头上来。

  1957年反右派运动时,李劫夫就已名列省文化局右派“候选”的黑名单中。他害怕得精神有些失常,对家人,对老朋友说:“我完蛋了,就等着抓我的右派了!”幸亏,当时的省委宣传部长是劫夫在抗日战争时的老上级,非常了解他,而负责抓右派的省委书记,平日也清楚劫夫的诗化性格,故不仅不抓他的右派,反而来劝他放心,不要着急。

  不过,1959年进行党内“反右倾”,作为沈阳音乐学院院长的劫夫,却没能逃脱。因为,他那业务第一、政治第二的作风,几乎众所周知。因此,沈阳市委给他定了一个“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结论,不过,还算幸运,没戴正式的右倾帽子,只需作检讨。

  “特殊年代”开始后,像成千上万的领导干部一样,劫夫自然逃脱不了被音乐学院的红卫兵批斗、抄家的厄运。对此,劫夫只好逆来顺受,等着挨批斗,等着被抄家。

  事情到此,劫夫与绝大多数其他领导干部一样,若熬过了此关,以后“特殊年代”的日子,无非就是检讨检讨所谓“走资派”之类的错误,然后,便能随“众神归位”,可重新回到音乐学院院长之类的地位。

  然而,此时却发生了一件“好事”。

  沈阳音乐学院的红卫兵,分为两派:一派为“红色造反团(红造团)”,是要打倒李劫夫的;另一派叫“井冈山”,却是想保劫夫的。

  “红造团”是激进造反派,势力不小,而“井冈山”虽是拥军派(拥护军区),但估计力量斗不过“红造团”。于是,他们为了不让“红造团”劫走李劫夫院长,1967年1月15日,便派专人将劫夫送到北京,藏了起来,同时,向“中央‘特殊年代’”与周恩来总理送信反映。

  结果,1月31日,“中央‘特殊年代’”的戚本禹真的派他的秘书刘汉,来李劫夫的住处了解情况,并将李劫夫转移安排住到了北京航空学院。因当时,北航已由“北航红旗”造反派红卫兵掌了权,没有“中央‘特殊年代’”的话,谁也不可能从北航将劫夫弄走的。

  2月9日下午,戚本禹出面接见了劫夫与沈阳音乐学院各派红卫兵代表,并公开表示,“中央‘特殊年代’”江青、康生与他戚本禹,都是同意“保”劫夫的,因为,他们认为,劫夫所作的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等,他们都熟悉,也都认为是符合革命文艺路线的。

  这一来,劫夫总算脱了难,安然无恙回沈阳了。

  当然,这次保劫夫,虽是戚本禹出的面,打了“中央‘特殊年代’”的旗号,但实际是当时的中央高层都知道的事,而并非只“中央‘特殊年代’”的人同意。中共“九大”后进入了中央政治局的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对此事作过证:“这件事中央是清楚的。”所以,当戚本禹不久后倒台时,劫夫并没有因这一接见而受到整肃。

  不过,因受到中央要人的保护,李劫夫便对去北京有了好感。因此,当他于3月8日回沈阳后,仅过一个多月,在沈阳发生了武斗,又据军区情报,知道有一派造反派仍想抓他去批斗之时,他便以要为《人民日报》写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的文章为由,在沈阳军区安排下,于4月份,又到了北京,住到了《人民日报》招待所。

  以后一年多中,京沈间,来来往往,劫夫大多数时间留在了北京。

  在京期间,一是受到“中央‘特殊年代’”领导人的重视,劫夫零星非正式地参与了“中央‘特殊年代’”文艺组的一些活动,而重点则是为一段段的《毛主席语录》,作歌谱曲,同时写下了那首当时全国亿万人都会唱、至今在每个卡拉OK歌厅也都会有的《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这样,原本是从外省逃亡来京的李劫夫,反而在北京过起了充实而有滋有味的日子,甚至,还被邀出席了当年中央举行的“八一”宴会。

  与黄永胜的往来

  在北京的第二件事,便是加强了他与黄永胜一家的往来。

  这是导致李劫夫陷入万劫不复的人生黑洞的开端(电视剧)。

  李劫夫1943年在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时,任三分区下属的文艺机构“冲锋剧社”的副社长,当时,三分区司令员是黄永胜。因此,从那时起,李劫夫与黄永胜便有了一种部属关系。

  1962年,李劫夫去广州开会,遇到了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黄永胜。当黄永胜的夫人项辉芳得知劫夫是沈阳音乐学院的院长时,便让劫夫将黄永胜的三儿子黄春跃,招到沈阳音乐学院去学音乐。结果,12岁的黄春跃到“沈音”后,劫夫让他住到了自己家中,以从生活上能照顾这个小孩子。后来,项辉芳还让黄春跃做了李劫夫的干儿子。

  黄春跃在劫夫家中住了一年时间,就搬到学校宿舍去了。只是星期日,则或是到劫夫家,或是让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派人接去他家度周末。

  “特殊年代”开始后,黄春跃离开了学校,当兵去了广州部队海上文化工作队。

  有了这层关系,劫夫1967年在北京期间,便同当时也常住北京的黄永胜一家,有了较多的往来。劫夫的夫人张洛与黄永胜夫人项辉芳的往来,则更是越来越密切,二人甚至以姐妹相称。

  1968年3月后,黄永胜正式调往北京,任总参谋长。

  由于两家的这层关系,特别是张洛与项辉芳的亲密往来,使劫夫不仅得知了高层很多人对江青的不满,更扯出了一件为林立衡(林豆豆)找对象、接着又受到林彪接见的事情,使劫夫在后人眼中的“林彪集团要犯”色彩,愈加浓重。“做媒”之事是项辉芳惹来的。

  为林豆豆做媒,受到林彪“接见”

  1968年初的一天,项辉芳告知张洛,叶群委托她帮林豆豆找一个非干部子弟做对象;可她项辉芳周围哪来合条件的工农子弟?因此,问张洛能否在文艺界找找,因张在沈阳文联工作。张洛还真在文联给找了一个小伙子,经带给项辉芳与叶群先后“目测”合格后,叶群便让项、张带给林彪看。可是,怎么让林彪看呀?叶群便安排了一个由林彪接见革命音乐家李劫夫的政治活动,让那小伙子冒充劫夫的随行人员,一道参加接见。

  这是劫夫惟一的一次受到林彪接见。

  接见中,叶群将劫夫介绍给林彪,为劫夫吹了一顿,说他是八路军出来的音乐家,成就如何如何,煞有介事。而林彪自然也例行说了几句鼓励的话,表扬了写语录歌的方式。接见后,林彪还送了劫夫及其家人几样小礼物:两本《毛主席语录》,两套毛泽东像章,一些治心脏病的药等。

  虽说事由“做媒”起,但当时受到“林副统帅”接见,毕竟是大事。回家后,夫妇两人连忙给林彪写了一封感谢信,表示要“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林副主席”等等。

  这封信,日后便以向林彪表忠心的“效忠信”名目,成为劫夫的一桩罪行。

  “紧跟林主席向前进”

  除此以外,劫夫还有两个“投靠林彪集团”的问题。

  其一,是1970年的一天,张洛在林彪的另一位爱将李作鹏家里,偶然看到了林彪写的那首《重上井冈山》,当时是写在条幅上的。张洛便将它抄下,回沈阳时,带给了劫夫。

  为毛泽东诗词谱曲谱上瘾了的作曲家,情不自禁地主动为林彪的这首《重上井冈山》谱了曲。后来,6月底劫夫因病去北京301医院治病时,黄永胜与吴法宪、叶群便特地又接见了他一回,并请吃了一餐饭。其间,劫夫便向黄、吴、叶展示了他为林彪诗词所谱之曲,并当场演唱了一番。黄、吴、叶听后,都很满意,说曲子“很雄壮”。也不知是客套,还是真心。反正这事,劫夫的罪已铸成。

  其二,1971年9月下旬的一天,劫夫从偷听到的外蒙古电台所播的信息中得知,中国有一架飞机飞到外蒙古时坠毁了,但飞机上有许多文件,是中国内部出了事,毛泽东病危了。而到“十·一”国庆那天,劫夫又看到北京没有像往年那样举行庆祝,便愈来愈猜想高层出了事,但见报上报道了周恩来总理依然如旧,他便胡猜可能是毛泽东病重,已由林彪战胜了江青文人集团而接了班。

  于是,他便又来了创作歌曲的瘾,想提前操作一首庆祝林彪接班的歌,因而,在一张纸上写出了《紧跟林主席向前进》的歌曲题目,其他歌词尚未想好而正在思考时,他的夫人张洛进来看见了,问他写什么,劫夫就告诉她:主席病危,林彪就要接班了,现在写一首歌,一旦正式接了班就拿出去。

  张洛却说:你现在写这个干什么?赶快别写了。

  劫夫一听,也就停止了写作,并将那写了歌题的纸给烧了。

  按理说,这两口子之间的事儿,无影无踪,怎么日后却能被弄成了罪证呢?

  

  李劫夫一家

  所谓“学习班”

  据张洛后来回忆说:她被关进“学习班”后,1972年春节左右的一天晚上,吃过饭后,她突然觉得脑袋里轰的一下,随后,她便感到自己的头盖骨变得像木头一样了。她便问“学习班”的人,是不是给她吃了什么药?反正,自那以后,她就控制不住了,什么都讲。后来,出“班”时,她收拾东西时发现,抽屉里有她写的莫名其妙的东西,如交待她与基辛格的关系等等。

  张洛怀疑的事,应该是不会发生的。无疑,是她自己产生了幻境。

  凡经历过“特殊年代”中那种所谓“学习班”的人,都能明白“学习班”的厉害,“学习班”虽然不是正式监狱,但其精神摧残力度,却大大强过正式监狱。

  为什么?

  你想想,不让你好好睡觉,一批又一批的专案人员对你搞“车轮战”,连番来上阵对付你;还有精神战,拿你亲人的前途,威胁恐吓你,没日没夜。不怕你是个多么坚强的人,也能将你的神经折磨成病态。在那种情况下,除非是曾受过特别训练的人,是没有一个人能将心中的秘密长期守住的,都会一一吐出来的——只要办“班”的专案人员认为需要。

  因此,劫夫两口子之间的一些话,也能被掏出来,并不奇怪。

  只是,劫夫两口子当时不知道,在劫夫的所有问题中,这为可能上台的林彪所写的《紧跟林主席向前进》歌一事(尽管只有一个题目),也许是导致他们长期受审、并永无政治上翻身之日的关键。

  因为,当1971年10月20日,上面决定将劫夫作为林彪集团的人而进行隔离审查时,也许仅仅还只是因他与黄永胜等有往来。而这种有各种工作与生活上原因的往来,只要查清了,问题也就还有消除或减轻之日。因为,毕竟劫夫并没有参与林彪集团的什么政事,而与黄永胜等有一般工作与生活往来的人,也不是仅他劫夫一人。但是,将劫夫审查后,却发现,在1971年9月与10月间,劫夫竟写出了准备迎接林彪上台的《紧跟林主席向前进》一歌题目,这,却是全国全军独一无二!

  你劫夫说你没有投靠林彪的意图,可是人家亮出这歌的题目,你还能说清楚?谁还能为你劫夫说话辩解?

  当然,如果真正按实事求是的原则看,从全面的逻辑上讲,分析一下劫夫作为音乐家作曲家的历史与性格,也就会知道,即便他写了这个什么《紧跟林主席向前进》的歌,也不应将他视为林彪集团的人。一则,以当时他的地位,他的能量,入那集团,显然还不够格,并且,也的确没有他劫夫参与了林彪集团活动的证据;其二,他原本就是个喜欢为党的事业、为党的领袖写歌的文化人,并非只为林彪而写。况且,当时,林彪还是进了党章的名正言顺的领袖接班人,在情况不明之时,为他写了歌,也不是什么投靠。

  若真正按实事求是的精神办,劫夫的这些问题,都不应算什么的。

  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有另类处理的。

   歌曲解禁,结论照旧

  劫夫两口子是1971年10月20日,从锦州押到沈阳,正式被解放军战士予以分别逮走的,尔后,被关进了地处沈阳的“学习班”,进行审查。

  专案“学习班”一办五年多,直到“四人帮”都被打倒的1976年12月了,还没有“散班”的信息。

  终于,老天来唤他了。1976年12月17日,中午12时多一点,因心脏病发作,李劫夫不幸猝逝于“学习班”中。

  1979年,辽宁省委的“纪委”于11月20日作出决定:“李劫夫积极投靠林彪反革命阴谋集团,问题性质是严重的,但考虑其全部历史与全部工作,定为严重政治错误,并因其已死,对其处分不再提起。”这是官方对李劫夫问题的最后正式结论。

  不过对这结论,不服者众,认为有“‘特殊年代’左风”余味。

  1981年7月,在“第四届长春音乐会”上,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路见不平,公开说话了。他说:“劫夫同志写的那些好歌可以唱,今后应该继续唱。他生前的后期有过错误,但他写了不少好歌,有的可以说是我们音乐创作中的珍品。”7月24日,《辽宁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上刊登了吕骥的这番话。

  从此,被封禁了十年的劫夫的歌,又可以唱了。《我们走在大路上》等歌曲,又开始响彻于歌厅,进入到录音歌带、歌碟之中,重新走进了千家万户的老百姓家里。

  1997年庆祝香港(专题)回归的音乐大会上,数万名群众一道又齐声高歌《我们走在大路上》。

  1999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进行的盛大阅兵式上,展示1960年代成果的方队经过广场时,伴随着前进步伐的,便是雄壮高昂的《我们走在大路上》乐曲。

  后记:1994年3月,当沈阳音乐学院的院长楼需要迁移时,劫夫的亲属提出:为一直没有落土的劫夫的骨灰,建一个墓。然而,学院经请示后,省委意见却是:可以将劫夫骨灰放到回龙岗革命公墓,但不修墓,不建碑,不举行骨灰安放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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