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亲历者追忆拘捕前后与警察结下的特殊友谊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三十二年来，陈天石一直保守着一个秘密。
“六四”学运中，陈天石任北高联宣传部部长，是学生中的活跃人士。大屠杀发生后，陈天石被捕。7月15日，他被送押北京秦城监狱。
在“六四”的血腥镇压之后，一些抗议者和警察曾建立起了一种看似不可能的友谊。
今天是“六四”天安门广场大屠杀的32周年纪念日，陈天石决定讲述他在狱中与警察的故事。
“我在八九年被逮捕以后，一直到现在，在我人生当中我觉得我最应该感谢的人之一，就是他们，”陈天石说。
学运发生时，陈天石还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85级的学生。
1989年6月4日，解放军戒严部队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和民众开枪，以血腥镇压结束了这场当代中国大陆最重要的民主运动。
镇压中的具体死亡人数至今对外保密。中国政府早期声称有241人丧生。但来自非政府组织的估计指，死亡人数应以千计。
陈天石现居美国，但那个夜晚经历的恐惧，一直留在他的记忆里。
大屠杀发生后不久，陈天石为躲避追捕，逃离了北京，但遭到通缉。7月1日，他在广东珠海被捕。
被捕的抗议者都受到了官方的严厉惩罚。有人被判处一年刑期，也有人直接被判死刑。
陈天石说自己从未和接手他案件的预审员探讨他们对学运的政治立场。
但是，他隐约感觉，警察了解学运参与者的诉求，也同情学生的遭遇。
在审讯中，有两位警察不时会给陈天石一些“暗示”，让他避免更严酷的刑罚。
“审讯的时候，涉及我们个人要负多少责任的时候，他们就会让我‘踩刹车’，把‘功劳’归给已经到海外去的这些‘朋友’，”陈天石说“朋友”是指逃亡海外的学运领袖。
“[其中一位警察]还提醒我：‘你要保持安静；你要忍耐。可能不是几天就能解决。可能要等几个月。’”
1990年，陈天石向他们提起自己有腰椎间盘突出，入狱时带了一张医生开具的疾病证明书。
他记得，两位警察得知后“显得很高兴”。几个月后，他们借这份证明成功帮助陈天石申请到了取保候审的机会。
同年5月底的一个下午，其中一位警察兴奋地告诉他，他的案件“将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解决”。
“按照纪律这些都不能通报的。但是他还是赶来告诉我。”
陈天石在1990年6月4日获准离开秦城监狱，但之后被广西玉林容县公安监视居住超过半年。
他表示，自己虽然清楚记得这两位警察，但并不知道他们的全名——在狱中，警察的个人信息都对犯人保密。
“跑吧，先躲一段时间就没事了”
参与1989年的抗议时，王丽玲是一名商人。她回忆，自己当年也有类似的经历。
6月3日深夜，当戒严部队的装甲车驶入天安门广场时，王丽玲和路人合力把公交站牌、垃圾桶等设施推到了长安街路中央，试图阻挡车辆。
但一切都是徒劳。
王丽玲回忆 ，就在自己快被军车撞上时，一位陌生人把她推到了路旁。但她不慎跪倒在满地的玻璃碎片上，膝盖严重感染。
两天后，王丽玲到北京邮电医院就诊，医院几乎满员。
给她看诊的医生建议她回家乡成都。在成都才更可能打到青霉素，治疗伤口的感染。
1990年春天，当地派出所的政治干事忽然找到王丽玲，要求她“晚上10点去派出所”。
一开始，她不知道等待她的是什么。
但后来，她碰到了“片儿警”刘辉（音）。当时，这位年轻的警察决定帮助王丽玲。
“他跟我说：‘跑吧，先躲一段时间就没事了’，”王丽玲说。
“他的原话是：‘过几年，没准这些人都是英雄。谁知道呢？’”
当天下午，王丽玲离开了自己的家，躲到了朋友家里。几周后，她逃离了成都。
但让她没想到的是，那一天竟是她这辈子最后一次见到刘辉。1998年11月，刘辉在一次抓捕行动中殉职，享年35岁。
直到今天，王丽玲仍然为刘辉的死心痛。她相信刘辉的家人根本不知道他当年如何帮助了自己。
“这哪儿敢说呀？要是帮助‘六四’逃犯，他的烈士称号可能都没了，”王丽玲说。
来自“体制内”的同情
知名民主运动领袖周锋锁与陈天石同期被押秦城监狱，他说，政府内部人士同情学生的情况在1989年后一度是一个普遍现象。
当年，周锋锁首先在西安被捕。他记得，当地有一位警察曾想进监狱看他，探讨对国家大事的看法。
“后来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可能这个事情后来还引起了一些他们内部的震动。”
“我还记着他那种特别热切，支持的表情。他是带着本子，想记下我的想法。”
周锋锁说，他也在后来经商的一些城市遇到一些政府内部官员对学生领袖表示同情，但这种体制内的同情在他1995年出国后变得越来越少。
直到今天，天安门屠杀依然是中国的政治禁忌。政府也试图在官方记录和历史课堂中抹去关于这场事件的记忆。
但陈天石和王丽玲都说，“六四”的经历影响了他们的一生。他们会一直记得1989年的一切。
对现居英国的王丽玲来说，她也会永远记得刘辉“是一个有良知的警察”。
“我还真希望他的孩子能听到我今天的这个叙述。”
“如果还能回国的话，每年我都会去他的坟墓前去看望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