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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之孙 “七一勋章”获得者每月买几百元彩票

京港台:2021-7-2 23:33| 来源:解放日报 | 评论( 18 )  | 我来说几句


李大钊之孙 “七一勋章”获得者每月买几百元彩票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他是“七一勋章”获得者

  是李大钊之孙

  还是被中纪委“清查”出来的清官

  他就是李宏塔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宏塔

  2005年,中纪委接到举报信,内容是检举揭发李宏塔利用担任安徽省民政厅厅长职务之便,倚仗祖父李大钊、父亲李葆华的名望,涉嫌贪污、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一系列经济问题。

  中纪委极为重视,派出调查组直接进行调查。经过一段时间深入细致的调查,调查人员并未发现举报信中列举的情况,却被一个个感人的故事打动了——

  十几年间,李宏塔先后4次主持分房工作,分房超过200套,却从未给自己要过一套房,一家人一直住在一套50多平方米的旧房里。

  因为他负责分房,看到了很多同志对福利分房的急切渴望:有的三代挤在一起(电视剧),有的年轻人领了结婚证仍然分居,还有的身体不好或者快要退休了。因此,他把自己的名字从分房名单中划去。

  1998年,大家觉得李宏塔应该搭上福利房分配“末班车”了。不料,分房名单上,他依然“榜上无名”。他幽默地说:末班车上人多,我怕挤。

  除了少数重要公务时刻,李宏塔天天骑自行车上下班,以至于合肥多个路口的交警、摊贩都认得这位高个子厅长。

  有人提醒:你不坐车,别的领导咋办?李宏塔说:咱这是锻炼身体,并不影响别人坐车。

  不过,李宏塔并不是一个“顽固”的人,也懂得“与时俱进”。随着年龄的增大,他在2003年将自行车换成了电动车。

  装备更新换代,但不忘初心、热诚为民的情怀始终没有改变。不管骑的是自行车还是电动车,他更多的是在体察百姓生活状态,让自己更贴近人民群众。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这样的修身律己,这样的矢志不渝,这样的为民办事,早在李大钊、李葆华身上就能看到。

  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期间,月工资是120块大洋。之后,他担任北大(专题)教授,月工资涨到200块大洋。

  按理说,这样的收入已经不低了。但李大钊衣食节俭,经常是一块大饼、一根大葱就对付一顿。原来,他把很大一部分工资用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建党事业上,再加上经常仗义疏财,家里的日子过得很紧张。

  为了不让他家中断炊,北大校长蔡元培特意嘱咐会计科,每月从李大钊的工资中拿出50块大洋,单独交给他的夫人。

  

  学生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大钊阅览室学习。新华社发

  李葆华一生清廉,克己奉公,生活节俭。他常对家人说:“当人民群众温饱难济之时,干部的生活也必须艰苦,不允许搞特殊化。生活中有许多东西在变化,但有一样东西永远不能变,那就是共产党的宗旨。这一点如果改变了,那就不是共产党了。”

  2000年,中央有关部门想为李葆华调房。他说:“我住惯了,年纪也大了,不用调了。”他还经常教育子女:“不能吃苦,就不能成人。”2005年,李葆华去世时,家中的简朴让人难以置信:房子是20世纪70年代的建筑,老旧的三合板家具,人造革的椅子,沙发一坐下就是一个坑。

  一根红线系三代,一种家风传初心。祖辈、父辈的以身作则,红色家风的熏陶传承,让李宏塔的艰苦朴素显得那样自然、真实。

  不过,李宏塔也有“大方”的时候。每次出去看到福利彩票店,他都会掏钱让工作人员帮忙买上几注,每个月下来也有小几百元开销。不仅自己买,李宏塔还经常“忽悠”大家一起买,“买彩票是爱的奉献,万一中奖了那也是爱的回报”。

  但身边的人知道,李宏塔从不兑奖。这位“老民政”只是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国家福利事业多做点贡献。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精神内核

  是不变的

  上观新闻:您这次获颁“七一勋章”,有何感想?

  李宏塔:很荣幸党中央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但我做得还远远不够。回望我们党10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多少老一辈革命家,在战争年代、在和平建设时期,付出了自己的汗水、心血,甚至牺牲了生命。跟他们比起来,我仅仅是做了党员干部该做的事情。

  上观新闻:这次获颁勋章,是否也是对先人最好的告慰?

  李宏塔:是的。之前我也说过,如果是李大钊同志获得“七一勋章”,我们作为后人去代领会感到很光荣。我会把勋章送到李大钊纪念馆,告慰李大钊同志。

  上观新闻:您对祖父李大钊有什么印象?

  李宏塔:1927年4月28日,祖父英勇就义,年仅38岁。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出生。虽然从未谋面,但我通过文字与祖父得以相遇。

  祖父是由他爷爷一手抚养长大的。他五六岁的时候便读私塾,后来去日本(专题)留学,前前后后一共上了18年学。在那个年代,能上18年学是非常难得的。严厉的家教、长期的求学,使祖父从小便树立了致力于民族解放的远大志向。

  祖父英勇就义后,家里的遗产仅有1块大洋。由于没钱安葬,只好举行公葬,也就是向公众募集安葬款项。祖父的高尚品格感染了许多人,在为他举行公葬的募捐人员名单上,就有蒋梦麟、鲁迅等人的名字。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是祖父写下的勉励之语,也是他一生奋斗的真实写照。作为我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和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祖父一直在为革命事业而积极奔波,大声呼唤民众尤其是青年人觉醒起来,实现中华民族的自立自强。1922年至1924年,他三赴上海、两下广州、五跨长江,与孙中山先生进行多次会谈,为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奠定了重要基础。

  

  原创歌剧《晨钟》充分展现李大钊为民族探寻真理的革命精神。蒋迪雯摄

  上观新闻:至今,“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仍然被频繁引用、广为传颂。

  李宏塔:现在时代不同了,每人的任务也不一样,但“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精神内核是不变的。铁肩担道义,简单说就是“敢担当”;妙手著文章,则可以称作“善作为”。在本职岗位上把工作做好,以求真的态度求学,以求真的态度做事,就是“敢担当”“善作为”。

  父亲说,我们只有一种权力

  就是为人民服务

  上观新闻:您的父亲李葆华曾任水利部副部长、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等职。在您眼中,他是个怎样的人?

  李宏塔:我父亲是1909年在河北出生的,十几岁时,就在祖父的引导下走上了革命道路。

  祖父被杀害后,父亲为躲避抓捕,在友人的帮助下东渡日本,考取了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物理化学系,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父亲毅然中断学业,迅速回国,投入抗战的洪流中。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在水利水电战线上奋斗了12个春秋,可以说是新中国水利水电事业的主要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记得有一次,他陪同国务院领导同志到水库视察,附近没有招待所,大家就睡在一个潮湿的工棚里。

  20世纪60年代初,父亲到安徽工作。他工作很认真,不是光研究制定政策就行,还要调查政策是否可以兑现、执行能否到位。当时,粮食是定量供应的,一个城市户口每月一般20多斤,政府要求其中要有10斤精粮。父亲来了后,特意跑去粮站买精粮。结果,售货员眼一瞪:“哪有这么多精粮?”他后来给我们讲这件事,说:“如果是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那就不可能把党和政府赋予的任务完成。”

  上观新闻:父亲的言行对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李宏塔:父亲继承了祖父的高尚品质和良好家风,对我们没有什么条条框框的规定,更多的是身体力行,严格要求自己。久而久之,我们也知道了该如何做人、如何做事。

  同时,父母很注重用祖父的事迹来教育我们,要求我们严于律己,不断学习进步。我体会,这是父母对子女的大爱,是真诚的、严格的爱。

  记得有一次,有人送来几袋葡萄干。在当时,这可是稀罕东西。我少不更事,就拆开一包吃了起来。父亲回家发现后,当即批评了我。他说,我们只有一种权力,就是为人民服务。因为做了一点工作就收礼物,这不是共产党人应该干的事。随后,父亲就把葡萄干退回,我吃的那一包也折价退款。

  父亲退休后,我到北京开会时顺便去看他。他却说,开会就要好好开会,把会议精神领会好,回去抓紧贯彻,不要动不动就往家里跑。到老了,他心里想着的都是工作和人民。这就是老一辈的特点。

  上观新闻:您如何看待“革命之后”这个身份?

  李宏塔:曾经有人问我,李大钊、李葆华一定给你们留了不少家产吧?我的回答是,我们不需要什么遗产,李大钊的子孙有精神遗产就足够了。

  事实上,不管是从祖父还是父亲那里,我们学到的、传承的是“牢记革命传统”。“革命之后”带给我的更多是责任感,而不是一种光环。它时刻提醒我们,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

  

  参观者来到位于河北唐山乐亭县的李大钊纪念馆,缅怀革命先驱,传承红色基因。新华社发

  我们多一点辛苦

  群众就会少几分痛苦

  上观新闻:您是什么时候正式接触民政工作的?

  李宏塔:38岁那年,我面临从团委转岗出去的机会。当时,就想找一个干实事的部门。民政尤其实在,是直接给老百姓办事的。所以,在组织上征求意见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安徽省民政厅。

  上观新闻:民政工作千头万绪,任务艰巨复杂。干好了,“看不到、摸不着”;干错了,实实在在的“人命关天”。您不担心吗?

  李宏塔:民政工作是辛苦的,但我们多一点辛苦,群众就会少几分痛苦,何乐而不为?

  上观新闻:您对农村五保户问题似乎特别关心?

  李宏塔:2000年前后,安徽推行农村税费改革,规范乡镇财政收支管理。此前,农村有个“三提五统”,承担了部分五保户的供养经费。改革后,“三提五统”取消了,会不会因经费缺口而影响五保户生活?

  为了把真实情况反映上去,也为了给完善改革措施提供参考,我专门组织了对全省五保户的大走访。有的同志心存顾虑,担心给税费改革造成阻力。但我始终确信,为困难群众讲话、办事,有什么好顾虑的?一定要深入下去摸实情。

  最后,基于我们的翔实材料以及据理力争,五保户基本生活保障经费得到了较好的落实。

  上观新闻:安徽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地带,以前洪涝、干旱灾害不少。灾害多,救灾任务自然也很重。

  李宏塔:讲农业,讲救灾,是民政系统的分内事。

  之所以灾害多,主要是一条大江、一条大河,即长江和淮河从安徽经过,灾害发生概率确实要比其他地方高一点。再一个,江淮地区冬天受西北气流控制,夏天受东南气流控制,而春天、秋天是南北气流交汇,容易引发强对流天气。

  1998年就任民政厅厅长的时候,我给救灾处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做预案,起码把记录翻到1991年,再往前有记录就继续翻,哪些工作要提前做好、灾害发生后要怎么做都得弄清楚。

  预案做出来之后,长江特大洪水发生。我们因为有备而战,受灾群众安置妥当,得到民政部的高度评价。

  

  淮河蚌埠闸(无人机照片)。新华社发

  上观新闻:1991年的华东大水令人印象深刻。你们是怎么做到“吃一堑长一智”的?

  李宏塔:那一年的大水,淹了三季庄稼,到了秋季还有相当一部分水没有退完,又影响到了第二年。由此,国家进一步重视淮河治理,并新开了入海通道。

  后来,领导同志问我:淮河到底治理得怎样了,国家投入这么多有什么效果?我回答:明显有效果。

  一个,倒房少了,一年比一年少。1991年,那时候农村还很穷,泥房子,茅草顶,水泡一个月就全趴了。因此,省里给农民做工作,一定要把规划基础弄好,不能再搭泥房子了,有条件的先底下搞个地圈梁。即使发大水,几十厘米在那泡着,也倒不了。所以,后面倒房数基本上就不需要再统计了。

  再一个,退水期明显加快,恢复生产快了。农民可以抢种一季。种玉米、种芝麻或者种绿豆都好,有种就有收入。

  工作能不能做成、做好

  关键看能不能团结群众

  上观新闻:您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您是闲不住的人,做民政工作时一年中有大半时间在基层调研。您下乡主要关注些什么?

  李宏塔:有段时期,群众形容干部下乡有一句顺口溜:“围着公路转,隔着玻璃看。”层层陪同,只能看到精心打造的“盆景”;只有离开公路,才能了解最真实的情况。

  所以,我下乡时不搞接送,不向市县打招呼,喜欢一头插到底,经常把车子开到进不去的地方,然后走进村庄入户检查工作。

  20世纪90年代,皖北农村相对落后,我去得最多。那里的农村,不少人家会养狗,一见陌生人就狂叫,有的同志到村口便望而却步。我后来摸索出了一个办法——尽量轻车简从,把车子开到道路不通的地方后,瞅准机会,先到最近的农户家中,讲明情况后请户主带路。这样,一来找人方便,二来村里的狗因为熟人带路也不会乱叫。

  上观新闻:走进村、敲开门,直接和百姓坐在一起,有什么特别的感触?

  李宏塔:在村里的寄宿学校、城郊的养老院、城里的老旧小区调研越深,就越想为困难群众发声,越想为农村留守儿童出力,越想老年人病有所医、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为此,我先后在全国两会上围绕“推进城乡一体化综合配套改革”“完善精准扶贫的制度化保障”“应对人口老龄化”“关爱农村留守儿童”等提交了多份提案,得到了国家相关部委的积极反馈。

  下乡过程中,我还听到这样一种论调:发展越快,矛盾越多。仔细想了想,我觉得矛盾不是因发展快造成的,而主要是我们党员干部的作风没有跟上,和人民群众心连心的好传统、好作风不同程度弱化了。

  于是,我专门就“密切党和人民群众联系、切实转变党员干部作风”写了一个提案。这个提案只有1000来字,中组部给我的回复却有4000字。

  

  安徽合肥肥西县新农村苗圃育苗基地的农民们忙着搭建大棚、培育树苗。新华社发

  2013年,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启,中央从政治局做起,一级带一级,一级严格检查一级,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进行了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经由这一系列大招、实招,我们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恢复得更快,执政能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上观新闻:正所谓,心中装着人民,方能行稳致远。新时代,您觉得该如何教育引导全党始终坚持光荣革命传统?

  李宏塔: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之所以能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主要就是因为能够紧紧依靠人民群众。

  我们党不是三头六臂,我们很多工作能不能做成、做好,关键还是要看能不能团结群众。团结是出发点,依靠是落脚点,中间要教育带领,关键时刻还要共产党员发挥带领作用、冲在前头。把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调动起来,很多事情就能水到渠成。

  这是我们党的好传统、好作风,是万万不能丢的。当年,“延安窑洞对话”提出历史周期律问题,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现在找到办法能够打破,那就是群众监督。这一点很重要,后边怎么实践、怎么进一步完善,理应一步步深化探索。

  无论是影视剧,还是思想政治课

  入耳、入脑是入心的前提

  上观新闻:退休后,据说您每天坚持走一万多步,锻炼身体?

  李宏塔:是的,我每天尽可能坚持散步,练毛笔字的习惯也在坚持。原来我的毛笔字像爬一样,现在有一点字形了。我练毛笔字不是为了当书法家,权当散步之后的又一个身体锻炼。过去工作的时候,一部完整的电视剧都没看过。现在空下来一些,可以好好看几部电视剧了。

  上观新闻:您看了哪些剧?

  李宏塔:《觉醒年代》我前后看了四遍。安徽台的50集版本看了两遍,中央台的43集版本也看了两遍。

  

  2021年4月20日,《觉醒年代》主创团队走进北大。新华社发

  这部剧在2015年、2016年就基本制作出来了,一开始便送给我看,请我提建议。我提了几条,很高兴都被采纳了。

  剧中有一个情节是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期间,一个日本姑娘喜欢上了他。编导的本意可能是想更加生动地表现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但编这样一个故事,怎么看都有点画蛇添足了。后来的版本就把这个情节删除了。

  上观新闻:《觉醒年代》备受赞誉,您觉得它的成功之处在哪里?

  李宏塔:电影也好,电视剧也好,思想政治课也好,入耳、入脑是入心的前提。央视版的《觉醒年代》别看拿掉了七集,但剪辑得很好;讲的故事,年纪大的人喜欢,年轻人也认可。

  尤其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故事,就讲得很顺。历史上的很多细节是没有记录的,主要是《新青年》一位同仁的回忆:李大钊送陈独秀出京,他们在路上研究了建立政党的问题。之后,陈独秀到上海组建共产党早期组织,李大钊在北京组建共产党早期组织,以实际行动推进南北党组织建设。要把这段历史过程的细节具体化,其实并不容易。《觉醒年代》的讲述和呈现是合情合理的,也是打动人心的。个中经验,希望可以认真总结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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