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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自愿:多地给未接种疫苗者的特殊待遇

京港台:2021-7-17 03:14| 来源:ABC | 评论( 10 )  | 我来说几句


中国式自愿:多地给未接种疫苗者的特殊待遇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专题:全球疫苗研发最新动态!

  中国多个省份近日下达通知,要求对尚未接种新冠疫苗的人群采取限制措施,引发网民和媒体质疑这是变相实施强迫接种工作。

  中国江西、陕西、浙江、福建、山东、河北等省份下辖的城市宣布,未接种新冠疫苗者不允许出入学校、商场和超市、医疗机构、车站景区景点、养老院、托儿所、宾馆、银行、农贸市场和机关企事业单位,同时,尚未接种者也成为重点监管对象、须开具二级医院证明。

  此外,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公职人员也成为了疫苗接种的目标群体。

  在河南唐河县,不能提供接种禁忌证明又未能接种新冠疫苗的公职人员将面临停发工资的待遇。

  在江西瑞金,当地政府发出公告,要求在职在岗的公职人员及其三代以内亲属在8月25日前完成两剂疫苗接种。

  中国网民在社交媒体微博上就此展开了激烈讨论。虽然有一些网友支持这种做法,呼吁尽快完成全民接种,但也有网友指责这些规定是变相强迫民众接种疫苗,并对此表达担忧。

  “没打的赶紧去打,这样的福利只有我们大中华才有,”一名微博网友写道。

  “所谓的自愿其实就是变着花样强制性的……国家都说不强制,每次到各个地方的通知就变味了,”另一名网友说,这是“中国式自愿”。

  此外,还有网民认为这是中国的地方政府“立功心切”的表现。

  早在今年4月,中国国家卫健委就曾明令禁止强制接种新冠疫苗。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锋曾在发言中强调地方政府的疫苗推广工作不可“一刀切”。

  “近期,个别地方接种工作中出现了简单化,甚至一刀切的情况,强制要求全员接种,必须坚决予以纠正,”米锋说。

  “个别地区在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的推动过程中,存在简单化的问题。”

  《北京青年报》发表的评论文章称,强制接种新冠疫苗十分简单,既不必多动脑子,也不必多跑腿,是地方官员为自己图省事。

  “剥夺了民众的选择权,如此不仅无法提高接种的自觉性,反而可能激发人们的逆反心理,甚至让一些本来自愿接种的人也产生抵触情绪,”这篇文章写道。

  截止7月14日,中国的疫苗接种工作已累计施打超过14亿剂,其中大部分疫苗由本地公司科兴(Sinovac)和国药(Sinopharm)集团研发。

  “地方官员是为了维护自己的需求”

  国家和地方政府在疫苗推广方面的政策不一致,不仅引发社会的质疑,而且也引起中国媒体的关注。

  中国五个区级和县级政府回应媒体质询时称,他们已经取消了这些规定,并“对未接种人群,只动员其进行接种,并不要求重点场所实施禁入”。

  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在采访中称,文件里说的是“原则上”,具体要看最后的执行。还有官员解释“如果没有一定的力度、一定的措施,就完不成”大规模接种的目标。

  对于中国各级政府在完成疫苗施打方面的举措,民主中国阵线全球主席秦晋博士表示无法理解,并认为这是地方官员的行为特点。

  “根据中共官员的行事方式,应该还是地方政府官员的行为[问题]比较大,”秦晋博士告诉ABC中文。

  “如果不能把工作做好的话,他们会担心丢掉乌纱帽。我觉得地方官员是为了维护自己的需求来做出的应对措施。”

  秦晋博士认为,中国政府在国家治理方面虽然行动力强,但用的是强权,严重忽视了老百姓的感受。

  “中国的控制力确实要比西方所有国家要强。因为中国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政治力量。这一点西方是做不到的,”秦晋博士说。

  “中国政府对老百姓长期、有效地管控,老百姓应该说是比较麻木的...... 我感觉这是中国民众的一种悲哀。”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目前正在经历新一波疫情的考验,在德尔塔变异病毒的威胁下,当地报告的每日新增病例相较从前仍居高不下。

  “澳洲政府讲的都是真实情况,而中国的一些真实情况却得不到披露,”秦晋博士说。

  “自上而下的集中式”

  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公共卫生系统专家刘朝杰教授说,这些地方政府的做法属于限制性措施,但不能算是强制性的预防接种。

  刘朝杰教授认为,中国地方当局实施这些限制措施和其他激励手段的目的是“扩大目标接种率”,而中国的体制习惯于从中央到地方逐级下达,中央政策大多是原则性和目标性的,具体实施则是由地方政府安排。

  “中国之大,出现一些偏差也是难以避免的。上一级政府如果认为政策的执行偏离了原有政策所设定的原则的话,要采取一些干预措施,”刘朝杰教授告诉ABC中文。

  “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说,一般预防接种都是资源性质的,但是会有一些限制性的措施。

  “个人有权利没有问题,但是个人所享有的权利绝对不能够以危害别人的权利、自由、健康作为前提。两者之间必须要取得一个平衡。”

  与此同时,刘朝杰教授还指出,社会动员的方式多种多样,而营造全民接种的社会氛围“可能就是一种压力”。

  “导致大家更有可能去接受预防接种的做法,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倾向于集体主义,就是说随着别人的做法去行动,”他说。

  刘朝杰教授指这种现象并非在中国特有的,他以澳大利亚举例说,在预防免疫方面,过去的做法是将一个家庭的子女在疫苗接种方面的状态与家庭福利方面挂钩。

  2018年12月,西澳州政府出台新规,允许卫生部在疾病爆发期间禁止未接种疫苗和接种不足的儿童上学。该规定从2019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所有幼儿园、学校和托儿所都被要求收集和报告入学儿童的疫苗接种情况。

  “如何孩子没有接种疫苗,那么在享受社会福利方面会受到一定影响和限制。在进入学校等公共场所的时候也会受到一定的限制,”他说,“因为要保护其他人的目的很明确。”

  “从公共卫生角度来看,自上而下的集中式的,命令式的这种管理通常来说效果是非常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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