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论文致谢"走红的寒门博士:这不是一个励志故事

因"论文致谢"走红的寒门博士:这不是一个励志故事

　　2021年8月，黄国平主导的第一个人工智能技术原创产品——交互翻译客户端，已经到了冲刺阶段，这是他九年科研生涯的阶段性答卷。从2012年开始，他就在导师的引导下开始了交互翻译技术的科研攻关。

 　　原计划上半年发布的产品，因其博士论文“致谢部分”(以下简称《致谢》)的意外曝光，让发布日期一拖再拖。2021年4月，这篇回顾了自己一路走出山村、靠读书改变命运的《致谢》在各大网络平台传播，感动了不少网友，也引发了社会对农家子弟和教育公平的讨论。

　　这样一位专注科研的理工男，突然被人们铺天盖地地谈论个人过往，多少让他有些尴尬。黄国平从没想过要吃“网红”这碗饭，也不需要流量加身，获得关注——他从事的交互翻译，是人工翻译与机器翻译结合的细分领域，属于人工智能的前沿方向之一，贡献和认可依赖于技术突破本身，与其他无关。据他介绍，这一领域从业者极少，目前还没发展到向大众普及的阶段。他更在乎自己的科研成果能否得到行业的肯定，以及自己设计的产品能否满足用户需求。

　　意外的走红，打破了生活原有的平静。《致谢》刷屏的那段日子，黄国平的电话被打爆，微信的新好友认证信息多到无法显示。他索性关闭了添加好友功能，找来一张鲜花照片替换了头像。

　　工作邮箱和企业微信也时不时蹦出采访邀约或者问候，“估计很大一部分同事都受到打扰了。”直接联系黄国平本人的各类媒体超过150家，不包括各种讲座和活动的邀约。

　　网络上的评论除了对黄国平的经历表达钦佩，也有不同的声音——“这么穷了为啥不去打工，毕业后不一样打工吗”、取得今天的成绩主要是“碰巧”选对了最热的计算机专业、讲述父母用那样的口吻是“不孝”，还有高校教授实名举报《致谢》不符合博士学位论文规范……网络热度和戾气都超出了黄国平的认知，也严重影响了他的工作效率和心情。他不得不申请了在家办公，“关机，回家工作。”

　　唯一欣慰的是，这么多年真正熟悉他、走得比较近的亲友和老师，面对媒体的追逐，都默契地选择了沉默。黄国平把当时没联系他的亲友和老师，都称为“亲人”，“他们了解我是个低调、踏实的人，出于保护我的目的，都拒绝了采访，也没有来打扰我。”

　　他像潜水艇一样，让自己处于静默状态，等待七天网络记忆期的结束。当一切恢复平静，他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开始追赶之前落下的工作。

　　在反复沟通近四个月之后，黄国平接受了《南方人物周刊》的独家专访。与记者第一次见面时，他穿着T恤、短裤和凉拖鞋，即使第二天参加一个较为正式的活动，也只是把短裤换成了长裤——T恤和凉拖鞋是他在居住地深圳常年的搭配。他说自己全身上下的花费不会超过300元。

　　在五六个小时的讲述中，黄国平谈到了自己的童年和离散的原生家庭、影响至深的婆婆（祖母）、求学期间困扰他多年的胃病、从小对知识的敬畏和广泛的阅读体验，以及自己的兴趣、事业和“毕生的信仰”——计算机……在经历了几次人生重要选择之后，他感受到阶层跃升带来的欣喜和阵痛。

　　黄国平特别引述了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讲师程猛在一次演讲中的话：“它不是一个天赋异禀的故事，也不是一个逆袭的励志故事。它是一个寒门子弟负重前行、充满了矛盾冲突和困惑挣扎的故事，也是一个走出不真实的内心投影、重建自我的故事。”

　　程猛从2014年起，开始关注像黄国平这样农村出身、取得高学业成就的寒门子弟，搜集他们通过读书“走出农村、改变命运”的成长故事。

　　对于自己突然被誉为励志的榜样，黄国平“没有计划，也没有想法”——“社会上励志的人其实有很多，也不缺我一个。我对自己的定位首先是一个科技工作者，希望用科研成果回报社会，这是我的目标，也是我擅长的。如果说我的个人经历有什么社会意义，就是或许能让困苦的人看到生活的希望，找到生活的动力，最终做出行动上的改变。”

　　黄国平说，之所以接受《南方人物周刊》的这次独家专访，是因为《致谢》的篇幅有限，很多事实一笔带过，容易引起歧义，另外，也要澄清原文中的一些内容。这也是黄国平博士因《致谢》走红后首次回应外界关注。

　　以下是黄国平的自述：

　　透风漏雨的家

　　我1987年生于四川省南充市仪陇县炬光乡（现属仪陇县永光镇），那里是丘陵地带，耕地少且贫瘠，经济状况相对落后，曾经多年是国家级贫困县。

　　我公公（祖父）服役期间在战场上受了伤，去世得早，因此家里很长时间缺乏劳动力。再加上家里分到的田地过于零碎，且以山地居多，收成抵不了肥料、农药的花费。长期以来，我家都是特困户。

　　父辈年轻时就面临吃饭和穿衣的问题，一直住在土墙屋里，没有通电，晚上靠煤油灯照明。父亲去世后，我们家才修了砖瓦房，是村里最后一批，但我没有住过。

　　从我上小学记事起，跟父母、哥哥、婆婆团聚的时间不超过一个月。一家人总是聚不齐，也没有拍过全家福。现在回想起来，很多事情已经模糊，比如，父亲的长相记不清了，他生前也没有留下照片。

　　父亲是个泥瓦匠，平时爱喝一点酒，在外打零工挣的钱有一部分都请客喝酒了。为了改善家里的经济条件，他做过不少尝试，但大部分以失败告终。我小时候体弱多病，经常看医生，药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哥哥大我10岁，成绩本来不错，但念到初二，因为交不起学费，只能辍学。我一年级刚入学，他就去南方打工了。后来一直在陕西做装修，逢年过节偶尔回家。他身体也不太好，常年药不离身，经济状况也不太好。

　　印象中唯一一次全家一起过年，哥哥回来了，但大年初一就跟父亲吵架，闹翻了，没过几天，又出去打工了。父子关系一直比较僵。

　　我现在已经成家，但也没办法完全理解当时我们家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状态：父母总有吵不完的架，对小孩也谈不上上心。印象比较深的一次是，他俩趁我睡着了，在厨房吃腊肉，当时肉是很稀有的，逢年过节才能吃上。我夜里上厕所，正好看到，但只能默默走回房间，心里感觉很委屈。

　　我跟父母的关系比较疏离，父亲脾气不太好，从母亲那里我也很难感受到温情。所以打小我就比较内向，在村里也不爱叫人。我因此日渐孤僻，但也越来越自立。

　　因为经济原因，我上学比较晚。小学一学期学费一百多元，中学两百多元，再加上一些杂费，负担一直比较重。哥哥会寄来一些钱，但可能很快就被父亲花掉了。家里的生活主要靠卖小猪崽、出租水牛维持，相当一部分上学费用是我抓黄鳝、钓鱼解决的。我读五年级时，母亲离家出走。从那时起，我就不得不靠自己赚钱了。

　　▲2017年的炬光小学。黄国平曾在“爱国”两字下边的二楼教室就读

　　初中三年级，我考进了镇上的大寅中学，学费和生活费的压力更大了。那时，父亲改变了想法，支持我继续上学。为了挣钱，他第二次离家去外地打工（我五岁多时，他被同村人骗去陕西黑砖窑做了一年工，没收入，没自由，所幸后来逃了出来）。

　　父亲在那年农历十月到达广东，过年时往家里寄了一千多块钱。为了省路费，春节没有回来。大年初一晚上，他遭遇交通意外，后因抢救无效去世。

　　父亲去世后没多久，照顾我17年的婆婆也病故了。临近中考，我一下子成了事实上的孤儿，面临断口粮的危险。初三下学期，学校将学费减半，班主任老师和同学又筹了一些钱，我才勉强度过了那段艰难的日子。

　　婆婆是我感情上最亲近的人，跟她在一起的时间比其他所有人都长。她五岁就作为童养媳嫁到我公公家。后来公公参军了，很少回家。婆婆刚生完孩子，就下地摘菜做饭，落下了很多病根。

　　婆婆这辈子很辛苦，除了养大二男一女、操持家务，还要照顾孙辈和重孙辈，没享过福。但在我的印象里，她没有哭过，也没抱怨过，大多数时候都是不说话，默默承受一切。

　　乡亲们都说我婆婆是个好人，她与人为善到了一种夸张的地步。有一次，小偷来家里偷东西，发现也没啥可偷的，最后竟被她留下来吃了顿晚饭。这事在我们那广为人知。

　　婆婆一辈子没读过书，不识字，但能让我感受到“家庭”的意义。她的隐忍和善良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后来因为家里穷，在学校被同学嘲笑，穿破旧的衣服和露脚趾的解放鞋，在路上被同村人指指点点，我会想到婆婆在世时常跟我说的话：“别人也很可怜，就不要再恨他们了。”

　　我继承了她看待世界的态度，但一直懵懵懂懂。直到走了很多路、读了很多书之后，才明白婆婆心中装着的就是孔子的忠恕之道，它助我一次次渡过危机，避开复杂的是是非非。

　　▲2017年黄国平返乡拍摄当年的上学路

　　童年印象最深的就是春秋两季每天晚上去抓黄鳝。黄鳝晚上才出洞，我写完作业，天一黑就出门，到晚上十一二点，差不多能抓一两斤，卖十块钱左右。这是当时我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为了避免与小伙伴发生纠纷，我基本是一个人行动。

　　四下无人的水田里，我一手举着煤油火把，一边蹚着水走“之”字形。最怕刮风天，一片漆黑中，风吹着草丛发出沙沙的声音，也不知道是惊扰了小动物还是别的什么东西，非常瘆人。有时煤油烧完了，我就摸着黑，连滚带爬地逃回家。一个人很怕，就唱着歌一路小跑给自己壮胆，经常唱的是《倩女幽魂》里的《道道道》，羡慕宁采臣还有女鬼帮忙。

　　我在抓黄鳝、钓鱼的过程中，有好几次差点出意外。比如，掉到河里，水很深，我那时还不太会游泳；或者在雨后的水田里遇到“脾气”不好的水蛇，又没人帮忙。

　　也是从那时候起，我就知道自己的命没有那么珍贵，没准哪天死了就死了，真的是命如草芥。但我是个怕死的人，想要活得久一点，没有他人可以依靠，只好自己珍惜自己。所以，后面遇到再大的困难，我都尽可能去解决，从没有逃避或自暴自弃。

　　把书念下去

　　因为家庭环境，我从小学毕业开始，就一直被身边的亲戚劝说读中专或者职高，尽早工作，挣钱养活自己。这也是我们那边孩子们的普遍出路。

　　但我坚决不认命，很早就确定了自己的道路——要把书念下去，这是谁也阻挡不了的。这一路上，历任老师也都鼓励我把书念下去，然后走出去。

　　小时候，村里能写得一手好字的老人非常受尊重，那些退休回到村里的工人（当时的工人都具备一定学识），大家有重要的事情会找他们商量。因此，我从小就有一个观念：有知识的人会受尊重。

　　那时，哥哥专注学习的样子也影响了我。记得有一次放学赶上下大雨，他用身体护着书，一路跑回家，浑身湿透。我在哥哥的指导下，在上小学前已经修完一二年级的课程，时不时在空白纸上练习。

　　初一上微机课时，有一个小伙伴也对计算机很感兴趣，常跟我一起练五笔打字，两人经常在机房一待就是一天。他后来没有考上本科，去了一所专科学校学计算机，毕业后到民办计算机培训学校当辅导员，之后因为经济压力，转行做了销售生意。我有不少同学，后来也做了生意。

　　从我们的山沟沟里走出来，一般只有三条路：打工、做生意，或者上学。打工通常靠体力，而我从小瘦得跟猴似的。至于做生意，我认为局限性很大，即便挣了钱，也难走得远。

　　但读书可以有很多可能，可以走得更远。我的小学和中学出过司令员、少将和院士，都是读书读出来的。朱德就是我们仪陇人，当年写下的“认真读书”四个字，刻在石头上，摆放在各个校园的显眼位置。可见我们那里读书氛围浓郁。

　　▲大一时黄国平游览朱德故居

　　我也算过一笔账。我时常跟打工或做生意的小伙伴聊天，知道他们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上学虽然令我暂时经济困难，但从长远来讲，这条路还是更适合我。哪怕我读完书不一定挣很多钱，但至少可以做更有意思的工作，有益于自己的人生发展，甚至后代。

　　在求学的几个关键节点，我都是自己做选择。我原本一直在乡里的学校读书，初二时，听老师说，镇上的大寅中学开办首届初三实验班，在片区内招收优秀学生。我没有犹豫，去试了一下，最终考到二十几名，顺利被录取。

　　在没有足够经济支撑的情况下，中考前转学到镇上的中学，现在想来是件很疯狂的事。我老家在两个县的交界处，从我家到镇上，走山路至少有25公里，单程要5小时，一路小跑也要4小时。可以坐摩托车，单程7块钱，但我付不起。

　　我平时住校，周末回家装粮食和咸菜。我一般周五下午3点放学就开始往回走，晚上9、10点钟才到家，常常走路走到绝望。有时，开车来接同学的家长会好心搭我一程。

　　一年后，我的成绩排到全班前五，中考考入县里的“省重点”仪陇中学实验班。高一开学后不久，学校了解到相关情况，免除了我后续的学杂费。

　　2007年高考我没有发挥好，被一所师范大学的师范专业录取。亲戚们都支持我去读。但我知道这不是自己的真实水平，而且实在放不下最感兴趣的计算机，所以选择到绵阳的南山中学复读。南山中学也免除了我的学费，还补助了生活费。

　　在复读的第一个学期，我的成绩其实已经上来了，期末考试成绩名列班级第二，年级七十名左右。南山中学前七十名，基本可以录取到较好大学的计算机专业了。

　　过完年刚要进入下学期，我多年的胃病发展到了胃出血，开始咳血，医生要求住院。开学前我已向班主任蔡老师请了假，但因为交不起住院费，只住了一天就跑出来了。当时，我已经做好了在学校或者考场上可能倒下的准备。

　　▲仪陇中学老校区内朱德题词的“认真读书”

　　5月12日汶川地震后，所有学生疏散放假，辗转避灾，加上胃病等因素，我的心态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经济上也无力应付了。最终，我的第二次高考也发挥得不如人意，但报的志愿全部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不服从调剂。我最后被西南大学录取，犹豫再三之后，决定不再复读，并在大一军训时决定读研。

　　计算机是我的信仰

　　我最早接触计算机是在小学五年级的微机课上，觉得这玩意新鲜，可以打字、绘图、看影碟、打游戏，很感兴趣。

　　初一时，我无意中在镇上一家打印店看到打字员正在工作，第一次知道还有这样的职业——不用怎么与人打交道，又可以通过操作计算机来挣钱，很动心。于是，我开始自学五笔打字，梦想有一天可以成为一名打字员。事实上，直到现在与陌生人打交道，我也时常会手足无措。

　　▲2017年黄国平返乡拍摄的老家从未住完的“新房”

　　自学五笔遇到问题，我就请教微机课老师邱浩。当时全校就他懂计算机，自然成了我的计算机引路人。

　　学校每周只有一节微机课，我平时也没什么可玩的，就练打字。我把键盘默写下来，画在家里的墙上、桌子上、书本上，一边在这些“模拟”键盘上练习，一边琢磨其中的规律。

　　坚持了差不多一年，有一天，我盯着家里土墙上用粉笔画的键盘，心里默念五笔拆字口诀，突然像开窍了一样，找到了按键与字根之间的关系。之后打字速度越来越快，每分钟能输入两百多个汉字。

　　邱老师看到了我的进步，开始分给我一些打印试卷和文稿的工作。录入一份试卷赚5块钱，我差不多要打两个小时。这比一晚上蹚着冷水抓黄鳝容易多了。

　　后来，邱老师干脆把机房的钥匙给我，就说了一句“别乱搞”。一到周末，我早上就窜进机房，出来的时候已经天黑了。我着迷于研究Word（可以录试卷）、PPT（可以帮老师做课件），常常顾不上按时吃饭喝水。

　　胃病就是从那个时候落下的。长期饮食不规律和营养不良导致我在初一时开始出现剧烈胃疼，初二确诊为浅表性胃炎，很快又发展到胃溃疡。胃病持续了我整个中学时期。高三复读时，我常常夜里疼醒，止痛药需要加大剂量。到了大学，经济条件好一点，吃得好了，心理压力也小了，才慢慢自愈。

　　学会了五笔打字，我想继续挖掘计算机的其他功能。但当时相关书籍非常少，互联网也不发达，遇到问题，除了向邱老师请教，我会定期去县城的书店和报刊亭，买《电脑报》和各种关于电脑技巧、维修方面的书籍、期刊。

　　看得越多，越想动手实践。第一次拆电脑是在学校机房，拆完装不回去，最后找邱老师帮忙，还惊动了校长。但邱老师并没有责备我，也没有收回机房钥匙。我马上又拆了第二台，这回自己可以装回去了。

　　我至今感激邱浩老师一直以来的鼓励和支持。我今年34岁，邱老师去世时也是34岁。他已离开14年，却在我生命的轨迹中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

　　读初二时，我就能给学校维修机房设备，发现修电脑、装系统比打字还挣钱。因为我装机很溜，又比较热心，老师们都很喜欢我。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用自己的专长做对他人有益的事，能得到正向反馈。

　　初三帮人装机器时，我常去市里的电脑城看配件价格，也渴望有一台自己的计算机。记得当时看到一台带17寸纯平显示器的二手机，配置很好，要价才800块。但我手里只有400块。有一段时间，我总去那家店铺打听价格，最后也没有买成，遗憾了好几年。

　　我的第一台电脑是后来考上西南大学计算机专业，报到之前在成都买的，花了四千多块，是当时的顶配，每个配件都把商家的利润压到50元以内。这台机器陪伴了我大学四年。

　　高三备考那年，在应付各科考试之余，我自学了计算机专业的大学课程，特别是最难的编译原理和离散数学。研究计算机的时候，我总是感到无比幸福。

　　我大学就开始写代码做项目挣钱了。自从接触计算机以来，我的绝对经济水平其实没那么差，甚至通过计算机挣的钱比一些同学的生活费还多。但是，我都拿钱去买书了，最后，生活费和学费还是紧巴巴的。

　　2012年我本科毕业，被保送到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硕博连读，创造了学院的保研纪录（中科院计算所、自动化所和软件所此前在该校未有保研记录）。此时，计算机已从兴趣变成信仰，我已确认将它作为自己长期的事业。从此，山坳里的放牛娃变身成了一名信息技术工作者。

　　▲黄国平博士毕业时与导师宗成庆合影

　　导师宗成庆研究员是我学术道路的引路人，对我的生活也诸多关照。记得有一次晚上同路回宿舍，他鼓励我说：“你来了这个地方，就不会那么苦了，以后的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这句话我牢记在心。更重要的是，在自动化所的五年，我完成了从信息技术人员到人工智能科研工作者的蜕变。

　　毕业时，因为现实压力，我放弃了留在宗老师课题组的机会。但我决定沿着自己的博士课题继续做十年交互翻译，以报他知遇之恩。我也放弃了在其它地方可以解决的北京户口，最终选择了位于深圳、支持我继续这一研究的腾讯人工智能实验室。

　　▲黄国平现在的工位。博士毕业后，他决定沿着自己的博士课题继续做十年交互翻译 图/赵恩博

　　我有时想，如果当初没有接触计算机，会不会选择其他专业，也这样一路坚持下来？大概率还是会的，因为我知道自己的人生没有失误和后悔的机会，选择一条路就把它做到极致。就像人漂在水里的时候，哪怕只有一根木棍，甚至一根稻草，也会拼命去抓。

　　《致谢》刷屏后，有些网友说我是“碰巧选对了计算机专业”。对此，我只能淡然一笑。虽然不能否认运气的成分，但这种说法在我看来就跟很多人说刘备只会哭一样，刘备靠哭是做不到三足鼎立的。

　　很多人不知道我为了走计算机这条路，花了多大代价——如果不是计算机，我的胃病不会发展到那个程度；我也不会放弃一些不错的机会，经济状况也许会比现在好很多；我的心理负担也不会那么重。

　　计算机是我的信仰，所以我会以最高的投入来要求自己。我相信“一万小时定律”，如果想在一个领域做出成绩来，必须经过长时间积淀。坚信付出终有收获，哪怕晚一点。

　　向上流动的阵痛

　　求学的二十多年，我一路从农村小学到镇上的初中、县里的省重点高中实验班、市里的国家级示范高中的重点班、大学本科、中科院自动化所，再到现在的腾讯人工智能实验室，人生的每个阶段都面临着新的环境和挑战，以及由此带来的阵痛。

　　本科毕业后，无论是在中科院自动化所，还是在腾讯，工作和生活环境都还不错，这种阵痛主要来源于心理。几乎每个升学环节我都是擦着边进去的，考进了最好的学校或班级，成绩却是吊车尾，当差生的感觉不好受。工作的时候，又重演了这种经历。

　　俗话说，宁为鸡头，不做凤尾——我却是反着来的，因为当鸡头很难找到学习的对手或榜样，对我而言，很重要的一条成长经验就是多向身边优秀的人学习。

　　读书、工作这些年，我身边的人大多是些“非一般人类”——无论是过去的同学，还是现在的同事，多是一流的人才。要想在专业上跟上他们，没有捷径，只有下苦功夫。

　　从初中开始，我很少休息，基本上是晚自习最后一个离开教室的人。周末和寒暑假，我也几乎都在学习。到西南大学后，我便很少过周末和节假日，仅数学建模比赛就参加了十次，做项目的代码量超过20万行，最终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保送到中科院。

　　在北京五年，我基本都在所里学习和做科研，连故宫都没去过，到附近的中关村，迷路也不奇怪，因为真的很少出自动化所所在园区。

　　工作后，我也很少有休息日，现在做的领域单靠看书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要看最新的论文、实验报告，还要自己去尝试一些新方法。

　　这些年我去过一些地方参加学术会议，但真正意义上的旅游极少。印象比较深的是博士毕业从北京到深圳工作，途中在上海有个讲座，顺道去了趟黄山，那是难得以观光为目的的出行。

　　所幸这些努力没有白费，每次擦着边进入一个新环境，到离开的时候基本能排到前30%的位置。

　　▲来深四年，黄国平日常早9点出发上班，这座快节奏的年轻城市让他对未来充满期待 图/赵恩博

　　阅读让我知道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律

　　因为自己的家境，我受到过一些排挤和嘲笑。小学时，身上的衣服总是带着补丁，根本谈不上款式，冬天脚蹬一双破旧的解放鞋，夏天只能光着脚，是班上绝对的“老土”。

　　我会有意识地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免得被同学看到衣服，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一直憋着股劲。作为“反击”，我每次都把分数考到最高，奖状拿得最多。

　　我还因为消费观的不同，跟小伙伴产生过分歧。比如一起出去玩，我肯定选择不花钱的方案，不能达成一致， 我就自己走了。我也曾遭受触及法律层面的侵权，甚至伤害。

　　最难过和低落的时候，是阅读帮我化解这些情绪。从小学四五年级开始，我就跟老师、同学借书。我阅读的范围很广，四书五经、唐诗宋词、近现代散文、经典小说、中外历史都看。从《安娜·卡列尼娜》《水浒》《论语》到《刑法》等，这些书籍，或让我认识到命运的残酷和人性的复杂，或激励了我，或教给我忠恕之道，或者让我学会处理是非曲直。为了提高阅读速度，我曾把吕叔湘的《现代汉语词典》大部分内容背诵下来。

　　▲黄国平在书房。他的藏书以计算机和文学经典为主。计算机类书籍涵盖几乎全部领域：操作系统原理和内核设计、程序设计语言、算法和数据结构、微服务和云计算、动画和前端等 图/赵恩博

　　阅读是个人经历的延伸，把我带到另外一个时空，暂时逃离现实的纷扰，也让我慢慢知道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律。虽然我的成长经历与周围人相比有些特殊，但放到大的历史中去看，也没什么大不了，总能找到相匹配的人物，看看前人是怎么做的，麻烦就解决了一半。

　　中学时挣点钱都用来买书了，成套成套地买，计算机和文学书各一半，甚至文学书籍买得稍多。所以，那时我的语文成绩常常比数学还好。同样花50块钱，吃顿好的和买一本专业书，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买专业书，然后在路边买块饼充饥。高考结束，我的旧书（论斤）卖了两百多块钱。

　　除了自己努力，我这一路也遇到不少好人。不只是邱老师，还有高中时承包食堂的胡叔叔一家，他们每个月都把饭费打到卡里，让我随便吃，还邀请我去家里过春节。第一次高考结束，一位同学的母亲极力支持我去复读，还顺手“借”给了我2000元。还有一些老师，请我到家里给孩子当家教，会支付数倍于正常报酬的钱。我大二的学费是以梁大明书记为首的几位老师凑着交的。大学时，我还申请到国家助学金和浙商银行助学金，并两次获得国家奖学金。这些善待我都铭记在心。

　　尽管这个世界有残酷的一面，但永远不能放弃自己。周星驰的电影《喜剧之王》和《功夫》，我看了不下30遍，一方面对主人公的成长经历感同身受，也对电影里展现的底层人苦中作乐、但从不放弃梦想的决心，深有感触。

　　重建自我

　　我目前的经济状况相比小时候已有显著改善，但也没觉得生活有啥不一样。作为一名技术直男，我觉得穿短裤、T恤衫和拖鞋最舒适。

　　唯独对吃放不下。妻子常说我穿戴都无所谓，但总是要吃。可能是小时候吃得太差了，小学、初中时，吃得最多的就是咸菜和辣椒酱（只有辣椒，没有油和肉），就着米饭，现在贪吃算是弥补之前的缺失，结果是轻度脂肪肝替代了胃病。

　　▲2019年，黄国平在武汉做学术报告

　　我现在深圳安了家，总算有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家庭一直是缺位的，我对家庭关系非常陌生。

　　记得高中第一年在胡叔叔家过春节，我第一次看到阖家喜庆过年的样子，内心很震撼。从压岁钱（之前不知道还有这种玩法）开始，到长辈对后辈的教诲，我虽然知道自己不属于这个家，但希望以后自己的家能有这样和谐的氛围。

　　高中有两个春节是我自己在学校宿舍过的。宿管员知道我的情况，破例给开了门，当时整个校园只有我一个学生。除夕夜，我从校外的小摊上买来烧烤，吃完就在宿舍刷题、看书。窗外烟花炮竹声不断。

　　自从读初三时父亲和婆婆相继去世后，虽然还有哥哥这一位血亲，但相聚时间很少，我内心就默认自己没有家人了。对春节、生日这样的纪念日，没有特别的期望，也就没有失望。当时，我已经能通过维修和组装计算机养活自己，对现状还比较满意，唯一的目标就是考上好大学。

　　过去的成长经历或多或少给我造成了一定的心理创伤，难免让我对社会和家庭的认识存在偏差。一直以来，我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重建，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如何组建一个健全的家庭。

　　早些年，我情绪不是很稳定，容易无端地陷入极度忧伤的状态，多愁善感，容易说伤人的话。身边的人虽然承受了这些，但依然给了我很大的包容和支持。近年来，我意识到只有跟自己的内心和解，才能修复这种负面情绪。身边的人都说我如今改变了很多。

　　我还渴望成为一名合格的父亲，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去学习亲子教育的方法。我相信自己是一个正常的人，能够拥有和其他人一样的喜怒哀乐。

　　《致谢》的基调，看起来是很平和的，但是背后有着不易察觉的一面——表面越平静，背后越苦涩。

　　之前看到大街上父母依着孩子，给孩子买想要的书包、文具什么的，我内心真的羡慕，也很痛苦。看到大人在电话里叮嘱孩子，要这样要那样，我从没接过那样的电话。我的人生中，从来没有人问过我需要什么，尤其是来自长辈的那种关心，从来没有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生活的目标只有一个：活着。

　　胃病比较严重的时候，我心里很清楚，如果过不去这个坎，自己很可能就没了。我知道，从胃炎、胃溃疡到胃出血，最后就是胃穿孔，是要做大手术的，但我没钱治疗。还有一种可能是没有监护人签字，根本就做不了手术。

　　经历了这么多，很多事情我都已经在内心和解，只有五年级时母亲突然离家出走，我至今不能释怀。她临走前在房子旁边种了一棵柏树，跟我说，以后看到树就能想到她。我当时还很奇怪为什么这么说，后来明白了。那种被抛弃的感觉一直深埋在心底，我至今无法回忆关于她的一切。

　　回顾自己到目前为止的人生，一方面，遗憾于前面二十几年，确实过得挺恼火的，错过了童年，也刻意选择忘记一些痛苦的经历。另一方面，现在我34岁了，看着通过自己努力，再加上一些幸运而拥有的一切，又觉得这个世界对我也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