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大地震中的丧子家庭，再生育后的12年

汶川大地震中的丧子家庭，再生育后的12年

　　这是一部关于“震后一代”成长的影片。

　　5·12汶川地震后，失去孩子的家庭，很多选择了再生育。

　　截止2018年，陆续有3542个再生育孩子出生。他们是“震后一代”，最大的孩子，今年已经12岁。

　　川川和妈妈在一起，背后是姐姐的照片

　　他们不是大地震的亲历者，但每一个都活在余震里，从出生起，就背负着上一个孩子的伤痕。

　　2009年，范俭开始拍摄这些家庭，一拍就是12年，

　　《两个星球》是范俭继《活着》之后“震后三部曲”的第二部。

　　《活着》讲失独家庭再生育，《两个星球》讲这些家庭平常又特殊的亲子关系。

　　范俭导演在西宁接受“一条”采访

　　大时代变迁里的小人物，是范俭最擅长的题材，代表作《摇摇晃晃的人间》、《吾土》《的哥》，获奖和入围过多个国内外电影节。

　　今年8月，他和我们讲述了震后13年发生的故事，关于时间、亲情，以及生与死。

　　范俭带着《两个星球》来到FIRST电影展首映。44岁的他，早已是纪录片导演里的“长辈选手”。

　　他长得很硬汉，话不多，语速平稳。他穿深色T恤，牛仔裤，一个人在人群里晃来晃去，总背个帆布袋，上面印着卡通图案，一个粉色的草莓和牛奶。

　　他们看不太懂，因为汶川地震那一年，他们还没出生。城市摇晃，楼房坍塌，钢筋水泥掩埋呼吸，他们不曾经历过上一代人的集体创伤。

　　而身边的大人们，紧盯着银幕。

　　范俭所拍下的故事，像一团漩涡，把他们卷入遥远的记忆里。

　　在河边祭奠的母亲

　　震后

　　2009年，范俭第一次接触到在都江堰做震后心理援助的团队。他们援助的主要人群是失去小孩的妈妈们。

　　表面上，她们很平静，内心却承受着严重的创伤。有的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愿意见人，有的跑到街上，像疯了一样地到处找孩子。

　　在都江堰北边的板房区，聚集了上千个受灾家庭。板房区有一个叫“妈妈之家”的屋子，教室般大，四面墙上贴着大幅婴儿照片。

　　一群女性在里面，流水线般地折纸花，有人做花苞，有人做叶子，聊天的内容却是：“我要去打针了”、“你想生个男孩女孩”。

　　这是范俭第一次关注到震后失独家庭。

　　叶姐抱着朋友家的新生儿

　　《活着》画面

　　他注意到一个40岁左右的女性，有一些微胖，特别爱说话，性格外向，有好多小姐妹。这就是叶姐，她在地震中失去了八岁的女儿祝星雨。后来叶姐成为“震后三部曲”中的绝对的女主角。

　　这样的家庭有很多，熟悉了一个，就牵出一群。范俭深入了解了十几家后，最终选择3个再生育家庭作为拍摄对象。

　　诗人余秀华，范俭另一部纪录片《摇摇晃晃的人间》的主角，曾形容范俭的作品是“小人物的生活，小人物的悲愁，小人物的狭隘和辽阔，小人物的惧怕和坦然。”

　　面对地震这个沉重的生死命题，范俭把镜头探入普通人的家庭内部，历经漫长的等待，关心他们如何在被颠覆的命运里，活下来。

　　叶姐和祝哥在板房

　　怀里抱着其他家的孩子

　　再生育：为了活下去

　　经过两年的跟拍，2011年范俭完成“震后三部曲”的第一部——《活着》，英文片名是“the Next Life”。

　　范俭这样解释：“再生育，对这些女性来说，是一种治疗行为。她们之前已经充分建构起作为一个母亲的自我认同，地震夺去了孩子，也把她们的自我给夺去很大一部分。”

　　这不仅是孕育新生命的过程，更是这些女性从伤痛里走出来，重获新生的可能。

　　叶姐和祝哥去做人工受孕

　　在影片里，叶姐和丈夫祝哥把女儿的衣服一件件抛入河里，和她告别。然后踏上去医院做试管婴儿的路。

　　叶姐40多岁了，身体不太好，他们也不富裕，没有车，要坐长途汽车去成都，再换公交车到医院，一趟趟奔波，打促卵针，取卵泡，疼得走不动路。

　　祝哥心疼妻子，几次说放弃吧，不行就领养一个。但叶姐很坚持，即使经历再多的痛苦，她也要生。然而，接连两次人工受孕都以失败告终。

　　祝哥重感情，地震之后总一个人喝闷酒，一度意志消沉。

　　当年他钻进学校的废墟里，从下午刨到凌晨3点，一遍遍喊女儿的名字，终于听到了回应：“爸爸我在这儿。”祝哥说：“你坚持住，爸爸来救你了。”但后来还是和女儿失之交臂。他觉得自己没有兑现承诺救出女儿，这辈子都对不起她。

　　夫妻俩热切地盼望，下一个孩子依旧是女儿。范俭花了好久才理解，其实他们期待着生命的轮回，如果生的是女儿，意味着，失去的孩子又回到身边了。

　　“他们记住的全是跟女儿相处的美好瞬间。如果女儿能回来，他们就可以像从没发生过地震一样，如常地生活下去。他们想回到过去，继续未完成的抚育女儿的过程。”

　　终于在2010年9月，范俭接到消息，叶姐自然怀孕了。

　　2011年5月，范俭在产房拍摄叶姐分娩。作为一个情绪一向稳定的人，范俭还是在孩子出生的刹那，泪流满面，“连屏幕都看不清，几乎拍不下去。”

　　叶姐生了一个健康的男孩，起名“川川”。

　　在产房，护士把婴儿抱到叶姐眼前，她说的第一句话是：“这下祝老四要不高兴了。”

　　终于做爸爸的祝哥，只是望着女儿的照片，眼泪不停地流，重复着：“幺儿，对不起。”

　　川川

　　震后一代：姐姐在的话，不可能有你

　　拍完《活着》，范俭始终抱着这样的疑问——“叶姐和祝哥，对这个男孩的感情是什么样的？

　　这才有了新片《两个星球》——“震后三部曲”的第二部，聚焦震后一代的亲子关系。

　　川川在姐姐的墓碑前

　　2017年，范俭再次来到都江堰时，川川已经6岁了，是个活泼天真的小男孩，眉眼和姐姐祝星雨越来越像。

　　5·12纪念日那天，范俭跟着他们去公墓，祭奠姐姐祝星雨。叶姐一遍一遍地告诉川川：“这是你的姐姐，你去摸摸她。”

　　在这之后叶姐的一番话让范俭印象很深：“因为你姐姐的逝去，你才来的。姐姐在的话，不可能有你。”

　　其他朋友劝叶姐，不要这样跟孩子说，孩子会觉得自己是替代品。但叶姐不这样想，她希望儿子能明白，自己的生命来之不易，要好好珍惜。只是有时候，她会恍惚，摸着川川的手，怎么摸怎么像姐姐的。

　　川川站在公墓里，望着哭成一片的女人们，眼神迷茫。妈妈让他摸摸姐姐的脸，他有些迟疑。

　　家里摆着姐姐的大幅照片，全家福上贴着她的单人照，姐姐的玩具不倒翁和川川的奥特曼混在一起。这个素昧谋面的亲人的痕迹，无处不在。

　　父子关系时好时坏，不停地出现矛盾。

　　祝哥的沟通有些生硬，川川6岁的时候，仅仅因为用多了几张纸巾，祝哥就斥责他，孩子吓得不敢作声。叶姐把孩子的手放到祝哥手上，孩子都不愿意牵爸爸的手。

　　“其实祝哥是一个重感情的人，他只是情绪比较外化，不知道如何跟孩子沟通。”范俭几次捕捉到祝哥柔软的，卸下严厉的时刻。

　　祝哥总一个人在天台，抽烟，发呆，跟范俭诉说内心的沉闷，念叨和女儿相处的点滴，那是他的一方小天地。

　　有一次他竟主动喊川川到天台，训练他丢沙包。一个一个动作地示范给川川看，看川川甩手太用力了，祝哥握住他的手，低头吹一吹：“不怕。”川川蹦蹦跳跳的，脸上全是笑意。

　　随着时间推移，镜头下紧张的父子关系在渐渐松动。

　　“我们的拍摄，对他们没有任何的治疗作用，反倒是这种生活的惯性，孩子的出生成长，生活的秩序感，对他们是一种很好的治疗行为。”范俭说。

　　冉冉

　　我们在两个星球

　　《两个星球》的主角有两个家庭。除了川川，还有一个叫冉冉的女孩。

　　冉冉是游哥和高姐的小女儿。地震前，夫妻俩把大女儿雨雨带在身边，小女儿冉冉则跟着山里的亲戚住。不幸的是，雨雨在汶川地震中去世，后来他们把冉冉接回身边。

　　这对母女关系，有点怪。既粘稠，又彼此伤害。前一秒还好得不行，过几分钟就吵得不可开交。

　　思念女儿的高姐

　　高姐总不自觉地在冉冉身上找姐姐的影子，把对姐姐的期待，转移到妹妹身上。她希望冉冉好好念书，考个好大学。这些冉冉都知道，但孩子有自己的心思。

　　每年五月，妈妈总是忍不住讲起姐姐，范俭观察冉冉的表情，“已经开始神游了，大人的话，像是从很遥远的一个星球传过来的。”

　　冉冉有自己的内心世界，不轻易敞开。范俭没有孩子，这方面毫无经验，他想靠近她，但少女总是有厚厚的心理屏障不让靠近。

　　苦恼了一阵，范俭发现，她喜欢拿手机拍东西。于是他就在放暑假之前，给了冉冉一部手机，让她想拍什么就拍什么。

　　冉冉在用手机拍摄

　　这个寡言的少女，是一个有古典主义浪漫的导演。她拍月亮，拍晚霞，拍蝴蝶和蜘蛛，守着一直拍，全是长镜头，然后她指着月亮说：“两个星球。”范俭一下被这个词迷住了。姐姐雨雨生前的一段影像，就是举着手机在拍下雪。

　　生者和逝者，像在两个平行的时空，凝视彼此的世界。

　　好多观众问范俭，有没有问过孩子，他们怎么看待去世的哥哥姐姐。范俭曾遇到一个同样是震后出生的8岁女孩，说她梦到过一次姐姐，因为妈妈总是说起她。

　　然后她说：“我会想起，但不会想念。”

　　至于川川和冉冉，不会直接讲出来，但从他们的神态可以看出一些什么。

　　现实生活里，孩子们都在好好地长大，父母对他们有无限的爱与包容，也通过养育孩子重建对生活的希望。只是，这爱里，还纠缠着对姐姐的思念，和对过去的感伤。

　　范俭还希望拍得更久，一路拍到2028年，到孩子们成年，完成三部曲的终章。

　　“因为妻子，我变得柔软”

　　范俭硬汉的形象之下，他的纪录片总带有一种女性视角。

　　拍纪录片之前，范俭的理想是做《焦点访谈》记者，铁肩担道义，非常硬核。从武汉大学新闻系毕业后，他在电视台做法制新闻，拍的东西生猛、粗粝。

　　刚接触叶姐一家的时候，他才30岁出头，虽然很容易和祝哥打成一片，但他不知道怎么跟女性拍摄对象亲近，和叶姐有距离感。

　　打破僵局的是范俭的妻子臧妮，从《活着》开始，臧妮便加入范俭的团队。她是剪辑师、制片人、录音师、司机，也是妻子。

　　高姐的眼神

　　在拍摄现场，臧妮会帮范俭观察很多他难以察觉的东西。

　　有一次，冉冉、奶奶、高姐在院子里点篝火，原本范俭的注意力在奶奶和冉冉身上，臧妮提醒他，注意高姐的眼神。“那个眼神，是想要靠近女儿，却发现女儿躲着她，又悲伤，又动人。”

　　这些年，范俭捕捉到越来越多女性角色的情感流动。《摇摇晃晃的人间》把余秀华的欲望拍得蓬勃生动，《活着》还原生育过程带来的身体疼痛，《两个星球》对母女关系的注视，对少女心思的把握，柔和、张弛有度。

　　“臧妮身上有温柔又细腻的气质，我们一起生活和工作这么多年，我肯定受她的影响。”范俭说。

　　在西宁，《两个星球》放映结束，有一个女孩找到范俭。

　　她出生在2001年5月12日，家在四川。父亲在她出生当天去世。汶川地震那天，刚好是她生日，另一位至亲又在地震中丧生。家人迷信，和她决裂，怪她造成了一切的不幸，连亲生母亲也这样认为，两个人无法建立正常的母女关系。

　　看这部影片的时候，她一度无法忍受，中途就想走，但她坚持看完了：“如果看这个影片都扛不过来，我怎么从那些阴影里走出来？”

　　范俭很受触动，分别时，他留下了女孩的联系方式。他说，他还会和这个特殊的观众相遇。

　　范俭期待用纪录片抵抗遗忘。

　　“好多年过去了，很少再有人关心这些人的生活，但我在那儿所看到的，在不停提醒我，巨石投入河流，波纹还在不停地在延展，哪怕过了十几年，它的影响还在继续。我知道那些事还在发生，我想我们要抵抗遗忘。”

　　很多年后，范俭还是会想起很久之前的一个5·12纪念日，叶姐往每个受难者家属手里发了一枝花。他们说，拿着花的人，大家在这世上，就是一家人。他们鞠躬，悼念，彼此拥抱。然后像潮水一样离开，回到看似寻常的日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