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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大地震中的丧子家庭,再生育后的12年

京港台:2021-8-30 22:45| 来源:一条 | 我来说几句


汶川大地震中的丧子家庭,再生育后的12年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这是一部关于“震后一代”成长的影片。

  5·12汶川地震后,失去孩子的家庭,很多选择了再生育。

  截止2018年,陆续有3542个再生育孩子出生。他们是“震后一代”,最大的孩子,今年已经12岁。

  

  川川和妈妈在一起(电视剧),背后是姐姐的照片

  他们不是大地震的亲历者,但每一个都活在余震里,从出生起,就背负着上一个孩子的伤痕。

  2009年,范俭开始拍摄这些家庭,一拍就是12年,

  《两个星球》是范俭继《活着》之后“震后三部曲”的第二部。

  《活着》讲失独家庭再生育,《两个星球》讲这些家庭平常又特殊的亲子关系。

  

  范俭导演在西宁接受“一条”采访

  大时代变迁里的小人物,是范俭最擅长的题材,代表作《摇摇晃晃的人间》、《吾土》《的哥》,获奖和入围过多个国内外电影节。

  今年8月,他和我们讲述了震后13年发生的故事,关于时间、亲情,以及生与死。

  范俭带着《两个星球》来到FIRST电影展首映。44岁的他,早已是纪录片导演里的“长辈选手”。

  他长得很硬汉,话不多,语速平稳。他穿深色T恤,牛仔裤,一个人在人群里晃来晃去,总背个帆布袋,上面印着卡通图案,一个粉色的草莓和牛奶。

  他们看不太懂,因为汶川地震那一年,他们还没出生。城市摇晃,楼房坍塌,钢筋水泥掩埋呼吸,他们不曾经历过上一代人的集体创伤。

  而身边的大人们,紧盯着银幕。

  范俭所拍下的故事,像一团漩涡,把他们卷入遥远的记忆里。

  

  在河边祭奠的母亲

  震后

  2009年,范俭第一次接触到在都江堰做震后心理援助的团队。他们援助的主要人群是失去小孩的妈妈们。

  表面上,她们很平静,内心却承受着严重的创伤。有的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愿意见人,有的跑到街上,像疯了一样地到处找孩子。

  在都江堰北边的板房区,聚集了上千个受灾家庭。板房区有一个叫“妈妈之家”的屋子,教室般大,四面墙上贴着大幅婴儿照片。

  一群女性在里面,流水线般地折纸花,有人做花苞,有人做叶子,聊天的内容却是:“我要去打针了”、“你想生个男孩女孩”。

  这是范俭第一次关注到震后失独家庭。

  

  叶姐抱着朋友家的新生儿

  《活着》画面

  他注意到一个40岁左右的女性,有一些微胖,特别爱说话,性格外向,有好多小姐妹。这就是叶姐,她在地震中失去了八岁的女儿祝星雨。后来叶姐成为“震后三部曲”中的绝对的女主角。

  这样的家庭有很多,熟悉了一个,就牵出一群。范俭深入了解了十几家后,最终选择3个再生育家庭作为拍摄对象。

  诗人余秀华,范俭另一部纪录片《摇摇晃晃的人间》的主角,曾形容范俭的作品是“小人物的生活,小人物的悲愁,小人物的狭隘和辽阔,小人物的惧怕和坦然。”

  面对地震这个沉重的生死命题,范俭把镜头探入普通人的家庭内部,历经漫长的等待,关心他们如何在被颠覆的命运里,活下来。

  

  叶姐和祝哥在板房

  怀里抱着其他家的孩子

  再生育:为了活下去

  经过两年的跟拍,2011年范俭完成“震后三部曲”的第一部——《活着》,英文片名是“the Next Life”。

  范俭这样解释:“再生育,对这些女性来说,是一种治疗行为。她们之前已经充分建构起作为一个母亲的自我认同,地震夺去了孩子,也把她们的自我给夺去很大一部分。”

  这不仅是孕育新生命的过程,更是这些女性从伤痛里走出来,重获新生的可能。

  

  叶姐和祝哥去做人工受孕

  在影片里,叶姐和丈夫祝哥把女儿的衣服一件件抛入河里,和她告别。然后踏上去医院做试管婴儿的路。

  叶姐40多岁了,身体不太好,他们也不富裕,没有车,要坐长途汽车去成都,再换公交车到医院,一趟趟奔波,打促卵针,取卵泡,疼得走不动路。

  祝哥心疼妻子,几次说放弃吧,不行就领养一个。但叶姐很坚持,即使经历再多的痛苦,她也要生。然而,接连两次人工受孕都以失败告终。

  祝哥重感情,地震之后总一个人喝闷酒,一度意志消沉。

  当年他钻进学校的废墟里,从下午刨到凌晨3点,一遍遍喊女儿的名字,终于听到了回应:“爸爸我在这儿。”祝哥说:“你坚持住,爸爸来救你了。”但后来还是和女儿失之交臂。他觉得自己没有兑现承诺救出女儿,这辈子都对不起她。

  夫妻俩热切地盼望,下一个孩子依旧是女儿。范俭花了好久才理解,其实他们期待着生命的轮回,如果生的是女儿,意味着,失去的孩子又回到身边了。

  “他们记住的全是跟女儿相处的美好瞬间。如果女儿能回来,他们就可以像从没发生过地震一样,如常地生活下去。他们想回到过去,继续未完成的抚育女儿的过程。”

  终于在2010年9月,范俭接到消息,叶姐自然怀孕了。

  2011年5月,范俭在产房拍摄叶姐分娩。作为一个情绪一向稳定的人,范俭还是在孩子出生的刹那,泪流满面,“连屏幕都看不清,几乎拍不下去。”

  叶姐生了一个健康的男孩,起名“川川”。

  在产房,护士把婴儿抱到叶姐眼前,她说的第一句话是:“这下祝老四要不高兴了。”

  终于做爸爸的祝哥,只是望着女儿的照片,眼泪不停地流,重复着:“幺儿,对不起。”

  

  川川

  震后一代:姐姐在的话,不可能有你

  拍完《活着》,范俭始终抱着这样的疑问——“叶姐和祝哥,对这个男孩的感情是什么样的?

  这才有了新片《两个星球》——“震后三部曲”的第二部,聚焦震后一代的亲子关系。

  

  川川在姐姐的墓碑前

  2017年,范俭再次来到都江堰时,川川已经6岁了,是个活泼天真的小男孩,眉眼和姐姐祝星雨越来越像。

  5·12纪念日那天,范俭跟着他们去公墓,祭奠姐姐祝星雨。叶姐一遍一遍地告诉川川:“这是你的姐姐,你去摸摸她。”

  在这之后叶姐的一番话让范俭印象很深:“因为你姐姐的逝去,你才来的。姐姐在的话,不可能有你。”

  其他朋友劝叶姐,不要这样跟孩子说,孩子会觉得自己是替代品。但叶姐不这样想,她希望儿子能明白,自己的生命来之不易,要好好珍惜。只是有时候,她会恍惚,摸着川川的手,怎么摸怎么像姐姐的。

  川川站在公墓里,望着哭成一片的女人们,眼神迷茫。妈妈让他摸摸姐姐的脸,他有些迟疑。

  

  家里摆着姐姐的大幅照片,全家福上贴着她的单人照,姐姐的玩具不倒翁和川川的奥特曼混在一起。这个素昧谋面的亲人的痕迹,无处不在。

  父子关系时好时坏,不停地出现矛盾。

  祝哥的沟通有些生硬,川川6岁的时候,仅仅因为用多了几张纸巾,祝哥就斥责他,孩子吓得不敢作声。叶姐把孩子的手放到祝哥手上,孩子都不愿意牵爸爸的手。

  “其实祝哥是一个重感情的人,他只是情绪比较外化,不知道如何跟孩子沟通。”范俭几次捕捉到祝哥柔软的,卸下严厉的时刻。

  祝哥总一个人在天台,抽烟,发呆,跟范俭诉说内心的沉闷,念叨和女儿相处的点滴,那是他的一方小天地。

  有一次他竟主动喊川川到天台,训练他丢沙包。一个一个动作地示范给川川看,看川川甩手太用力了,祝哥握住他的手,低头吹一吹:“不怕。”川川蹦蹦跳跳的,脸上全是笑意。

  随着时间推移,镜头下紧张的父子关系在渐渐松动。

  “我们的拍摄,对他们没有任何的治疗作用,反倒是这种生活的惯性,孩子的出生成长,生活的秩序感,对他们是一种很好的治疗行为。”范俭说。

  

  冉冉

  我们在两个星球

  《两个星球》的主角有两个家庭。除了川川,还有一个叫冉冉的女孩。

  冉冉是游哥和高姐的小女儿。地震前,夫妻俩把大女儿雨雨带在身边,小女儿冉冉则跟着山里的亲戚住。不幸的是,雨雨在汶川地震中去世,后来他们把冉冉接回身边。

  这对母女关系,有点怪。既粘稠,又彼此伤害。前一秒还好得不行,过几分钟就吵得不可开交。

  

  思念女儿的高姐

  高姐总不自觉地在冉冉身上找姐姐的影子,把对姐姐的期待,转移到妹妹身上。她希望冉冉好好念书,考个好大学。这些冉冉都知道,但孩子有自己的心思。

  每年五月,妈妈总是忍不住讲起姐姐,范俭观察冉冉的表情,“已经开始神游了,大人的话,像是从很遥远的一个星球传过来的。”

  冉冉有自己的内心世界,不轻易敞开。范俭没有孩子,这方面毫无经验,他想靠近她,但少女总是有厚厚的心理屏障不让靠近。

  苦恼了一阵,范俭发现,她喜欢拿手机拍东西。于是他就在放暑假之前,给了冉冉一部手机,让她想拍什么就拍什么。

  

  冉冉在用手机拍摄

  这个寡言的少女,是一个有古典主义浪漫的导演。她拍月亮,拍晚霞,拍蝴蝶和蜘蛛,守着一直拍,全是长镜头,然后她指着月亮说:“两个星球。”范俭一下被这个词迷住了。姐姐雨雨生前的一段影像,就是举着手机在拍下雪。

  生者和逝者,像在两个平行的时空,凝视彼此的世界。

  好多观众问范俭,有没有问过孩子,他们怎么看待去世的哥哥姐姐。范俭曾遇到一个同样是震后出生的8岁女孩,说她梦到过一次姐姐,因为妈妈总是说起她。

  然后她说:“我会想起,但不会想念。”

  至于川川和冉冉,不会直接讲出来,但从他们的神态可以看出一些什么。

  现实生活里,孩子们都在好好地长大,父母对他们有无限的爱与包容,也通过养育孩子重建对生活的希望。只是,这爱里,还纠缠着对姐姐的思念,和对过去的感伤。

  范俭还希望拍得更久,一路拍到2028年,到孩子们成年,完成三部曲的终章。

  “因为妻子,我变得柔软”

  范俭硬汉的形象之下,他的纪录片总带有一种女性视角。

  拍纪录片之前,范俭的理想是做《焦点访谈》记者,铁肩担道义,非常硬核。从武汉大学新闻系毕业后,他在电视台做法制新闻,拍的东西生猛、粗粝。

  刚接触叶姐一家的时候,他才30岁出头,虽然很容易和祝哥打成一片,但他不知道怎么跟女性拍摄对象亲近,和叶姐有距离感。

  打破僵局的是范俭的妻子臧妮,从《活着》开始,臧妮便加入范俭的团队。她是剪辑师、制片人、录音师、司机,也是妻子。

  

  高姐的眼神

  在拍摄现场,臧妮会帮范俭观察很多他难以察觉的东西。

  有一次,冉冉、奶奶、高姐在院子里点篝火,原本范俭的注意力在奶奶和冉冉身上,臧妮提醒他,注意高姐的眼神。“那个眼神,是想要靠近女儿,却发现女儿躲着她,又悲伤,又动人。”

  这些年,范俭捕捉到越来越多女性角色的情感流动。《摇摇晃晃的人间》把余秀华的欲望拍得蓬勃生动,《活着》还原生育过程带来的身体疼痛,《两个星球》对母女关系的注视,对少女心思的把握,柔和、张弛有度。

  “臧妮身上有温柔又细腻的气质,我们一起生活和工作这么多年,我肯定受她的影响。”范俭说。

  在西宁,《两个星球》放映结束,有一个女孩找到范俭。

  她出生在2001年5月12日,家在四川。父亲在她出生当天去世。汶川地震那天,刚好是她生日,另一位至亲又在地震中丧生。家人迷信,和她决裂,怪她造成了一切的不幸,连亲生母亲也这样认为,两个人无法建立正常的母女关系。

  看这部影片的时候,她一度无法忍受,中途就想走,但她坚持看完了:“如果看这个影片都扛不过来,我怎么从那些阴影里走出来?”

  范俭很受触动,分别时,他留下了女孩的联系方式。他说,他还会和这个特殊的观众相遇。

  范俭期待用纪录片抵抗遗忘。

  “好多年过去了,很少再有人关心这些人的生活,但我在那儿所看到的,在不停提醒我,巨石投入河流,波纹还在不停地在延展,哪怕过了十几年,它的影响还在继续。我知道那些事还在发生,我想我们要抵抗遗忘。”

  很多年后,范俭还是会想起很久之前的一个5·12纪念日,叶姐往每个受难者家属手里发了一枝花。他们说,拿着花的人,大家在这世上,就是一家人。他们鞠躬,悼念,彼此拥抱。然后像潮水一样离开,回到看似寻常的日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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