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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体前拒不脱帽 她才是周恩来一生中最凶狠的敌人

京港台:2021-9-8 10:57| 来源:赵无眠 | 评论( 25 )  | 我来说几句


遗体前拒不脱帽 她才是周恩来一生中最凶狠的敌人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历史学家们多认为,江青周恩来一生中最后和最凶狠的敌人。周去世前,他和以江青为首的文革(专题)派之间的矛盾,已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甚至到他死后,这一矛盾还在继续升级。江青在周的遗体前衣领露出红毛衣、拒不脱帽,指使御用文人在报纸上含沙射影对周进行攻击,大有鞭尸之势。被评为“荒诞手法集大成者”的中国历史作家赵无眠在其著作《真假周恩来》中,对江青与周恩来的历史渊源做出深刻探析。

  周恩来属于哪一派系

  中共党内派系复杂,每时期都有所不同,依各人的出身、经历、背景和利益,乃至性格、观点、思维方式的差异所决定,常常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不断分化和组合。康生原属王明的留苏派,或称王明(共产)国际派,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与王明同样回国,一口一个“我们的领袖”以称王明,后来看看风向不对,反戈一击,投到毛泽东的麾下,一直到死,都是坚定的忠毛派。张闻天早先也是国际派,王明统治时期进入中央高层,派到中央苏区政府任职,以擎肘毛泽东,不料反为毛说动联合王稼祥在长征途中策划“担架政变”,对遵义会议一举夺得博古、李德的指挥权,成为毛的骨干,对抗王明;不料大跃进时代附和彭德怀的“万言书”,又被打成反党“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

  周恩来早年到法国勤工俭学,组织少年共产党,可称作“旅欧派”。同属这一派的有蔡和森、李富春、聂荣臻、陈毅邓小平、王若飞等,还可以算上在德国由他发展入党的朱德,都是第一代共产党的重量级人物。归国后,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积极培植军校的中共势力,形成日后足以与国军黄埔出身的将领抗衡的另一支黄埔系。国共分裂,他领导发动南昌暴动,创建了第一支共产党武装,参加暴动的朱德、贺龙等一大批将领日后成了事实上的“暴动派”。主持中央工作期间,他组成建立了严密的城市地下党体系,所谓“白区派”,包括执行暗杀任务和打入敌人内部的一整套特工、情报系统。进入中央苏区,他又成了“苏区派”,直到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成为毛派的一员主角。

   最后都成了“毛派”

  毛泽东取得党内最高权利,先后遇到张国焘、王明、彭德怀、刘少奇林彪等人的挑战,每一次周恩来都无条件地站在毛一边,可以说是最坚定的毛派。这也是他屹立党内数十年不倒的主要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他在党政军特诸系统内广有人脉,别人都不能轻易动他,连毛泽东都不敢对他下手。当然前提还是周为坚定的毛派,如果稍有异心,以毛的一惯好强的性格和勇于啃硬骨头的精神,无论付出多多大的代价也会放手一搏的——也就是,没有什么敢不敢的。

  中共党内,除了早期错误路线的主要代表如李立三、王明、博古、张国焘等少数人物外,其他高级领导人,后来都成了“毛派”,统归于毛的领导之下。就算是上面那几位代表人物,也都迫于形式不同程度地俯首称臣,只是终于不被接纳和重用罢了。李立三、王明一直担任中央委员,博古如果不死,张国焘如果不逃走,中央委员总归是有的做的。不过他们是作为错误路线的代表留下来的,永远也成不了毛派。

  站在毛泽东一边,旗帜鲜明的拥护毛泽东:他的思想、他的路线、他的战略、他的领导权,反对他的敌人,就可以称为“毛派”。在毛泽东党内权利稳固之后,几乎再也没有非毛派公开存在和活动的空间,这是不言而喻的。大家都拥护毛泽东,齐声高呼万岁,统一思想,统一步调、统一行动,谁敢跳出来反毛,无异于以卵击石。

  但是拥护仍然有程度和方式的不同。有人是公开拥护,私下反对,如彭真;有人是这一阵子拥护,过一阵子反对,如林彪;有人是不反对,拥护也不踊跃,如陈云;有人拥护是拥护,反对敌人却不积极,如朱德;有人是拥护你的领导,反对你的某些错误,如彭德怀;有人是拥护你本人,反对你手下的另一些人,如高岗;有人是一心想拥护,另外却还经营一块自留地,如文革前的刘少奇;有人是抽象地拥护,具体地反对,如文革中复出的邓小平。只有无论何时何地,在何种情况下,都自觉自愿地坚决拥护毛泽东,反对、声讨和迫害他的敌人,才可算作真正的毛派。从这个意义上说,周恩来是最当之无愧的,他甚至不惜反对和迫害被当作敌人的自己。

  历史上拥毛最力的人物

  刘少奇、林彪是历史上拥毛最力的人物,地位由此一升再升,直至进入中央最高层,仅次于毛。刘少奇提出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林彪提出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最后都从毛派沦为毛的敌人。他们是不同时期毛派的代表,犯的却是同一个错误——在“毛派”这一大的体系之下,逐渐形成了另一个不以忠毛为主旨的派系,危害了毛的权威和地位。

  并不是说毛派内部决不允许再割分为派。毛泽东名言:“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既然整个共产党都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既然党内中允许公开存在一个拥毛的大派,那么在毛派的内部,不断地组合、割分、形成各种派系,也就十分自然了。如若不是这样,反倒“千奇百怪”。有趣的是,反对毛泽东的人也必须打着拥毛的旗号,所谓“打着红旗反红旗”,否则一天也活不下去。刘少奇派工作组到大学指导运动,打的就是拥毛的旗号,后来经毛出面反对,人们才知道这是“资产阶级路线”,是反毛泽东的。林彪指使陈伯达鼓吹“天才论”,要求反国家主席,打的就是拥毛的旗号,故而许多人受骗上当,跟着大表忠心,毛泽东又一次出面反对,人们又才知道是“唯心主义先验论”,是篡党夺权的需要。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手发动和部署的。由于刘少奇一派发展壮大,自成体系,盘根错节,其势足以与毛泽东分庭抗礼,毛在党内已是相当孤立。大伙儿虽然都尊敬他,维系着一片“拥毛”的虚假氛围,却多半是敬而远之,他的话已不大管用了。尤其在北京,天子脚下,竟形成了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在讨论是否进行一场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的提议险些没有通过。当时是三票对三票,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反对,毛泽东、周恩来、林彪赞成。毛泽东事后找也是常委的朱德劝说,朱德一句“我听润之的”,遂使文革的发动成为定局。

  周恩来也是响当当的文革派

  朱德年纪大,位高而职闲,已不大关心政事。林彪体弱多病,一直处于半休状态。他以为军功和对毛的忠心被大升为党中央副主席自足,毛为了加强在党内高层的说话的影响力,并掌控军队的一个重要部署。那时的林彪,尚无野心,也没有积极参政的兴趣和冲动,完全是一颗听话的棋子,毛主席叫干啥就干啥,叫怎样干就怎样干。毛在七大常委会的阵营中,真正能够对党政军各方起到作用的,只有一个周恩来。

  可见,把周恩来割出“文革派”之外,实在是天大的冤枉。

  以彭真为首的“文化大革命五人小组”被以陈伯达为首的“中央文革”取代后,一批文革新贵崛起。其中权势最大、后台最硬、能量最大的当然是江青。她在中央文革职位是副组长,却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直到刘少奇被彻底打倒,中共九大会议上,才被选为政治局委员,自此再也未能越过这一位置。她虽然有“毛泽东夫人”的特殊身份,见官大三级,毕竟不是毛泽东本人,所得到的只是表面的遵从与礼遇。要在一个个手握国家重器、功高位显的文臣武将中赢得实际的发言权和影响力,非得联合其他势力不可。这些势力有:陈伯达的“秘书派”,旗下大将包括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他们都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出身,曾直接与闻党的最高决策和机密,参与中央重要文件的炮制,上达天听,下传旨意,又年轻气盛,能说会道,个个都是好竹竿子,没有长期战争年代形成的复杂关系和背景,更有恃才自傲、想出人头地的雄心与欲望,是天生的文革闯将。

  林彪的“军队派”,旗下有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及林彪的妻子叶群。这些人掌握着中央军委的总参、总后的实力,控制了大部分军区、部分海军和几乎全部的空军。文革初期,黄、吴、李、邱都一度受到冲击、批判,经老首长林彪解救,才重获权利并逐渐结为死党,九大会上全部选为政治局委员,是倒刘战役中最大的赢家然而也输得最快和最惨。文革之初,林、江合作,双方亲亲密密各怀鬼胎,有过一段配合默契、你唱我合的蜜月期,在“九大”后出现矛盾。

  不管是谁当权 都少不了周恩来

  康生的特工系统和谢富治的公安系统。康生自投靠毛泽东以后,察言观色,忠心事主,而倍受宠幸。此人阴险狡诈,城府极深,有“党的理论家”、“坚强的反修战士”、“中国的捷尔任斯基”之称。连天不怕地不怕的江青都要敬他三分,尊他为“康老”。谢富治当然不能和康老比,但他执掌公安部,是搜集对手罪证、迫害异己的直接帮手。

  柯庆施的“上海派”。柯庆施是坚定的毛派。善于揣摩毛的意图、思想,也迎合其政治需要,号称“毛主席的好学生”。上海在他的极左风格长期经营下,终于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基地。可惜他未能看到这一天,在文革前夕病逝于四川。他的心腹,原政治秘书、后提拔为市委文教书记的张春桥,是他留给江青的一笔最重要的政治遗产。张春桥又一手推荐、培养和提拔了文学批评家姚文元,张、姚二人双双进入中央文革小组,成为江青的私人力量。江青也因而成了“上海派”的领袖。林彪垮台后,又拉进一个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王洪文,组成四人帮。

  除了柯庆施,还有一位来自地方的“毛主席的好学生”,那就是原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陶铸在文革初调到北京,不久升为政治局常委,仅次于毛、林、周而位居第四位。他主管宣传,主持大部分的中央日常工作,又兼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一度也是江青拉拢、联合的对象。如果他肯合作,也将是文革派的主要成员,事实上已差不多是了。不料此公不识抬举,不服江青的指手画脚,经常顶她,结果被江青与陈伯达网络罪名,打成“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死于非命。

  周恩来的“务实派”。周恩来的实力是最强的,根基也最深,他是江青必然要联合的对象。毛泽东曾这样评议他:“不管是谁当权,是我,是刘少奇,还是林彪,都少不了周恩来。”可以说,没有周恩来的文革,和没有毛泽东的文革,都是同样不可想像的,没有周恩来的鼎力支持与捧场,文革初期的江青,只有一条路:根本玩不转。

  毛泽东的大管家

  周恩来对于江青,用他自己的话叫做:“我已经仁至义尽。”当年刚进入毛泽东的窑洞,引起高层各方非议,认为毛以党的领袖之尊,将那经历长征共同患难的妻子贺子珍赶走,炕头尚温,就公开与上海影星同居,成何体统?只有极少数人支持毛、江的结合,周恩来便是其中之一。另外还有康生,他提供来自特工系统的调查证明,江青在白区“表现清白”。他是山东诸城人,江青的老乡,传说在家乡做少爷时代就和她“有一腿”,查无实证。他的支持除了老乡情谊,主要是投毛所好,有向新主子表现忠诚的意思。另一个是贺龙。他扬言“堂堂主席,搞个把女人算什么!”但真正有力支持者还是周恩来,正是他调和各方意见,力排众议,铺设堂火,毕竟成了他俩的好事。否则,便不会有日后权倾朝野的江青同志了。周恩来的出发点是否比康生、贺龙要高尚一些?看不出来,说来说去,总不脱逢迎之嫌。

  在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之前,江青与毛泽东经常发生争吵、斗气。无非生活习惯的差异,鸡毛蒜皮本是夫妻间难免的事。但双方的个性都极强,闹到各不相让,江青便只得找周恩来哭诉,由他出面调解、劝说,让毛泽东化怒气为春风,让江青破涕为笑。正如当初异口同声地反对,中共中央机关从最高领导层到一般警卫、秘书,没有几个从心理承认和瞧得起这位夫人,只有周恩来对她待之以礼,不含半点歧视和轻蔑。这给心性敏感好强的江青以极大的精神慰籍,使她逐渐化解敌意环境带来的伤痛,重新建立自己的形象和自尊、自信,终于等到二十年“约法”到期,一跃而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一个人做一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周恩来在毛、江家庭关系上做好事,充当黏合剂与稳定剂的作用,绝不仅仅在延安时代,而是持续到建政以后,甚至文革期间。都说周恩来是毛泽东的“大管家”,管家管家,毛的家他不管谁管?

  力助江青坐稳第一夫人交椅

  一九四五年八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一首谈笑古今、暗含王者之风的《沁园春・雪》,一身质朴挥洒的风度,折服了政治、文化界的众多知名人物,以为寄讬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在,因而在其后三年的国共争霸战争中,感情倾向多在共产党一边,形成国民党大势已去、无力回天的局面。毛泽东此行,周恩来功不可没就不须细说了,单请他派专机从延安接江青来重庆“治疗牙病”一节,就可知他的煞费苦心。这是江青首次以中共第一夫人的身份公开亮相,为了是这一身份合法化,周恩来在张治中的寓所为毛、江二人补办了盛大婚礼,江青后来经历了贺子珍回国、癌症、更年期、老年色衰等动摇“夫人”地位的重大危机;而每一次毛都终于放弃“废后”的念头,与周恩来当年安排的这一婚礼既成的影响不无关系。

  一九四七年,贺子珍催女儿娇娇随王稼祥夫妇从苏联回国,暂居哈尔滨。江青大为紧张。因为他曾接受的“约法三章”的第一章就是,“毛泽东、贺子珍的夫妻关系尚在,而没有正式解除时,江青不能以毛泽东夫人自居。”毛、贺的“夫妻关系”,一直到死都“没有正式解除”过。一九四八年冬,贺子珍的妹妹、毛泽东弟弟(毛泽覃)的遗孀贺怡找到毛泽东,闹着要为姐姐讨一个公道。毛让步,同意贺子珍回身边,说“还是按中国老传统办吧!”江青深感会要做“小老婆”甚至被休掉的威胁,又跑到周恩来那里一顿哭诉。而周也再一次施以援手,以组织名义作出决定,不准贺子珍会面。

  贺怡在哈尔滨接姐姐和侄女娇娇,乘火车走到山海关,被自称“组织部来人”的两个男子以开除党籍相威胁,阻止他们到石家庄。结果,贺子珍被安排到了沈阳,而由贺怡带娇娇去见毛泽东。娇娇后来竟从江青的本姓改名为李敏,更确定江青的继母地位。由于周恩来的悉心部署,贺子珍一直未有机会进京复辟。直到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才由毛泽东另一弟弟(毛泽民)的遗孀的后夫、江西省省长方志纯的秘密安排,将贺从上海接到山上与分别二十年的毛见了一面,也是最后一面。此时的贺子珍,已是一位满头华发、容颜憔悴、语言迟钝的老妪,毫无吸引力可言了。连毛泽东也暗自惊诧:“她怎么变成这般模样?”

  江青最信得过的大好人

  这里要补述一段的是,性情刚烈泼辣的贺怡,见到姐姐被弃、大伯子兼姐夫的家庭重组已成定局,心有不甘,于是想出最后一招,到江西寻找毛泽东与贺子珍所生的儿子毛岸红。这是毛的第四子,小时活泼可爱,模样酷似毛泽东。一九三四年中央红军撤离江西长征,年仅两岁多的岸红讬给了留下打游击的红军独立师师长、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一次战斗中,岸红被寄放在一个农民家里,后来失去了联系,而毛泽覃也在瑞金红林山区阵亡。江青无子,毛长大成人的两个儿子,岸英死于抗美援朝战争,岸青患有精神病不堪担当大任,贺怡深知这个可以找到的儿子对于恢复姐姐的名分的重要性,她又是唯一知道岸红线索的人,于是一再深入江西农村寻找。谁知突然的一场车祸,贺怡死于非命。这唯一的线索就此中断。这场车祸完全是意外,还是缘于某种周密的安排?有待新的史料证明。

  周恩来的恩惠,江青当然不会无感于心。从她一进入中共最高层的生活,就把周恩来当作最可以信赖、最善解人意、最能排忧解难的好人。毛泽东说江青:“洪洞县里无好人。”其实不对,周恩来就是一个好人。(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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