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中全会 为习近平“个人定制”第三个历史决议

六中全会 为习近平“个人定制”第三个历史决议

　　中共召开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简称“六中全会”）， 会议期间将审议《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这将是中共百年历史上第三份历史决议。

　　据官方新华社报道， 为期四天的六中全会于11月8日上午在京召开，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会作工作报告，并就决议的讨论稿向全会作了说明。

　　该讨论稿目前没有公开， 但史学家和政治分析人士认为这份决议在理论上不可能有什么突破，历史意义非常有限，就是为习近平一个人定制的。

　　第三个历史决议是 “个人定制”？

　　中央党校退休教授、党史专家蔡霞将这份新决议比作是民国初期为当时的“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专门创办的《顺天时报》。“所以说，这份决议还没有出台就失去民心，更别说认同，”她说。

　　作为中华民国首任正式大总统，袁世凯因上任后不久改帝制被赶下台， 在位仅80余天，成为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皇帝”之一。

　　2018年初，中共掌控的全国人大通过宪法修改草案，删除了国家正、副主席连任期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对这一举措的广泛解读是试图为习近平“无限期”执政扫清了障碍。

　　中国政治学者胡平认为， 习近平在这个时候出台“第三份历史决议” ，无非是为明年的“二十大”连任做铺垫。 他分析称，现在中共格局是三合一： 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国家军委主席三个职务集于习近平一人之身。如果他明年不能连任总书记，就不能连任国家主席。所以，明年是否能连任党的总书记对习近平来说至关重要。

　　“虽然这么多年来，他强化自己的个人权力，清除异己，在社会甚至党内高层都造成一种普遍的恐惧，但不到最后，他心里都不会踏实，所以要用历史决议的方式强化自己的地位，（决议）最直接的意义就是为明年连任总书记做准备。”

　　“六四”学生领袖王丹说， 不管习近平在明年“二十大”能否顺利连任，他都需要这样一个决议巩固自己的领袖地位。“若是可以连任，就增加了连任的合法性；若是不能连任，他就可以有一个光辉总结。虽然这样一份历史决议其实（对他的连任）并不会有什么实质影响，”他说。

　　开历史倒车的“第三个决议”？

　　中共历史上曾做出过两份历史决议。第一份是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在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上作出的《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二份是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在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第一份决议批判对象主要是王明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确立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中共党内的领导地位。第二份决议重点是建国以来的思想政治运动，尤其对“文革”和毛泽东进行了评价，在政治上否定了“文革”，但对毛做出了“三七开”的评价，并确立邓小平在第二代领导的核心地位。

　　11月6日，新华社发表题为《习近平带领百年大党奋进新征程》特稿，将习近平之前的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描述为“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代表”，而称习近平是“众望所归的核心领导”。近年来，围绕习近平的个人崇拜之风越来越明显，而专家们也认为，这种被第二个历史决议已经否定个人崇拜之风以及专断独裁将会在第三个决议再现并得到肯定。

　　胡平分析称，即将出炉的第三个决议可能会是对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否定。 他说，除掉官话、套话，1981年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反对专断，反对个人崇拜，批评毛泽东破坏的集体领导原则，把个人凌驾于党中央之上，把党的权力集中于个人。 “这是第二个历史决议最重要的一点，也是和第一个历史决议不一样的地方，第一个历史决议确立了毛泽东个人的历史地位，第二个决议可以说是对之前的决议的纠正，”他说。

　　“因此，这个第三个决议会是对第二个历史决议中这一点的否定， 因为实际上，自从习近平上台之后，就不断把权力集中于他一个人手里。”

　　胡平解释称， 三年前的修宪，取消对干部领导任期限制，实际上让习近平的权力达到了和毛泽东同样的高度，已经远远超过了邓小平。比如说，“邓小平理论”写进党章和宪法都是在他去世之后写进去的，“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也是在江泽民、胡锦涛分别下台后才被写进去的，但是习近平仍在位，他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成了党章和宪法的一部分。

　　蔡霞认为，要认识到“第三份历史决议”的出台，首先要认识到“第二份历史决议”的历史局限性。她说，1981年邓小平做出第二份决议，最大的功劳是对文革做了否定，扫清了中国进步的障碍，推动中国继续往前走；但局限性就是阻挡了全党（参加讨论那个历史决议高级干部会议的）四千多人对毛泽东错误进行深入追究，对毛思想进行深入的批评。

　　蔡霞认为，第三个决议会继承第二个决议的这个缺陷，并且可能会在第三个决议里变本加厉地放大毛的位置。“这个国家进步不容易，倒退却是一步就回去了，”她说。

　　蔡霞同时认为，第三个决议也不会简单否定邓小平，因为否定邓小平会不得人心，但是可能会虚晃一枪，绕过邓的改革开放遗产，直接让毛的那一套借尸还魂，所谓前后三十年互不否定。

　　“不否定，并不代表他不想否定，而是客观上是有阻力的。因为不敢触动‘六四’，要否定邓小平就会牵扯到如何评价邓小平，就要清算‘六四’，因为是他下令开枪的。”

　　对此， 王丹也说第三份历史决议表面上都不会推翻过去的历史决议，对于“六四”会延续之前的说法，甚至是一个字不差或一个字都没有。

　　特拉华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程映虹就这个决议的文本指出了两个可能性： 第一， 以习近平路线为纲重新梳理一遍党史，强化习近平在党史中的正统地位，尤其会强调习近平和毛泽东等“第一代”中共领导人的直接继承关系，会进一步淡化过去曾经有过的对毛泽东时代灾难性路线和政策的反思，强调那个时代的艰辛探索和今天民族复兴的关联。

　　第二，在一贯的革命话语之外强化民族主义话语，把中共革命的历史合理性和统治的合法性说成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史的延续，以历史叙述来强化自己的合法性。

　　“中共近年来一直强调说过去的革命是为了挽救民族危亡，现在的体制是为了延续中华文明，不再强调阶级压迫、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等等， 所谓‘复兴’和‘崛起’都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程映虹教授说。

　　“这个话语现在已经到了把中共等同于中华民族、中国文明和中华文化了，而在过去，则主要是代表阶级。现在这个党、这个体制就是‘中国’、‘中华’等等的道成肉身。对于外国人来说，要理解这种历史叙事也很简单：就像在你的国家，一个执政党或者一届政府把它自己说成是这个国家、这个文明、这个文化本身。”

　　文革研究专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宋永毅指出，实际上，习近平在年初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已或明或暗地推翻了否决了邓的第二个决议。他说，纵观习版《简史》并与邓的《历史决议》做详细比较，不难看到编者释放出了一个为“文革”翻案的极其危险的信号。它首先蓄意混淆“教训”和“经验”的界限，在哲学上和逻辑上把文革的“沉痛教训”暗度陈仓改为“宝贵经验”。

　　它然后用“探索”和“曲折”等模糊的和极不严肃的字眼来为毛泽东和执政党该负责的“文革”等政治灾难开脱。最后，它又利用“文革”时期个别和局部的所谓科技和经济的“伟大成就”来冲淡和抵消全局上的政治灾难和经济损失， 宋永毅分析称。

　　“在整部习版《简史》，编者最不想否定的是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个人独断等专制的领导作风。这其实正是习近平最近十年来身体力行之所在，” 他说。 “当然，在明里，习版《简史》仍然承认文革是一场‘内乱’， 这又使习版《简史》常常不自觉地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使人贻笑大方和不忍卒读。”

　　第三个历史决议：扫不进历史的垃圾堆？

　　针对这份即将出炉的文件文本本身，蔡霞教授分析称它会是个“四不像”的东西。

　　她解释说， 第一，所有真正需要党深刻思考、总结反思的痛点都不敢触碰，最多就是简单陈述下，毛泽东让中国人站起来、邓小平让中国人富起来了、习近平让中国强起来了，像流水账一样摆一摆过去的历史； 第二，决议想做出一个结论又不敢推翻前面的结论，更不敢深入思考，因此所有的结论都会从习近平这十年来做，评功摆好，差不多就是十九大报告的样子，再加上最近的防疫； 第三，绝对不会有任何思想性学术性可言，没有任何的历史高度，除了一堆垃圾语言外，不会有任何东西，因为语言表达习惯还要符合习近平的文化水平。

　　借用一位朋友的玩笑，蔡霞说：“以前人们喜欢说把不好的东西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这个文件恐怕连历史的垃圾堆都找不到，不够格。”

　　胡平和王丹亦认为，第三份历史决议在文本内容上不会和十九大报告或是今年年初中共建党一百年推出的最新版本《中国共产党简史》有太大区别。

　　“唯一能想到的可能就是给习近平更多的高帽，当然，帽子还不能重复；此外，就是抗击疫情的事情可能会花点笔墨，以为这是他的丰功伟绩，把人民生命安全和健康放到了首位，中国政府的清零政策还会持续，” 胡平说。

　　战争和全球争霸，习的战略目标转移？

　　中共历史上的前两份决议都实现了两个目标，除开重组权力核心、确立新的核心领导人之外，还在党的工作方面实现了战略转移。1945年毛泽东作第一份历史决议的时候，除开批判早已失去权力的王明、博古等国际派、确立毛泽东的核心领导地位之外，还决定把党的工作从农村转向城市；1981年邓小平作第二次历史决议，把华国锋赶下台，确立邓小平核心领导地位外，还把党的工作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

　　宋永毅说，习近平目前已经是核心地位，这个已经毫无悬念。所以，即将出台的第三份历史决议要实现另一个目标只有两个选项：发动战争和全球争霸。当然， 这样的战略目标会不会在第三份决议中反映或委婉地反映目前还是一个很大的问号，他说。

　　此外， 宋永毅指出，这个决议如何处理习近平和毛、邓之间历史关系也重点之一。他认为，习近平会扬毛抑邓，以显示自己的正统。在如何处理与邓的关系上，宋永毅认为可能会有两种办法，一是不点名批评邓；二是提出“共同富裕”，以便对抗邓小平提出的“让一部人先富起来”。

　　宋永毅说， 作为清华大学法学博士习近平可能忘了， 共同富裕并不是他首创。 1953年，毛在统购统销中首先提出“共同富裕”这一理念，但统购统销的后果便是大饥荒，死了三千万人；第二个提出的是邓小平，他说让一部人先富起来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便是“共同富裕”。

　　“说‘共同富裕’的人不是幼稚的乌托邦信奉者就是政治骗子。毛是政治骗子，习也是政治骗子。”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