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看疫情：没有德、赛先生的中国式防疫灾难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本周三是中国的五四青年节，也是五四运动103周年。中国官方照旧强调这场运动与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关联性，而当年中国学生追求民主与科学，也就是“德先生”与“赛先生”的理想，中国官媒却很少提起。当代中国年轻人是怎么看待“五四”的？中国式的防疫政策又反映了德先生与赛先生在神州大地什么样的处境？
五四运动迈向第二个百年了，习近平也有话想跟中国年轻人说。据央视报导，他在五四前夕走访中国人民大学时提出：“立足新时代、新征程，中国青年的奋斗目标和前行方向，归结到一点就是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中国00后三宝：抖音、小红书、网游
思政课仿佛无处不在，但中国年轻人并不全是相信官方的八股说词。
对一些中国“00后”（2000年后出生的人）来说，五月四日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疫情当前难出游，在“小红书种草、抖音直播赚饱、网络游戏玩到早”，则是放假日常。百年前的五四运动只是教科书里的一页教材。
当然，也还是有人思考五四运动对当代中国的启示的，且没有被单一思想体系牵着鼻子走。
用质疑与批判的精神看五四
从美国纽约州到中国天津，三十三岁的刘天宇已经重新适应国内的生活。美国的学习经历对他的影响已深植心中，也就是对一切抱持“质疑与批判”的精神。
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他看五四运动，就有不同于中国官方叙事的观察。
刘天宇告诉记者，“按照中共党史的叙述，五四运动得出的结论是‘欧美国家不能助我，资产阶级的民主宪政不能救中国’。但其实现在来看，这个结论很大程度上是被苏俄与共产国际有意识地引导。我认为，五四运动本身和它之前‘新文化运动’主张中国要有‘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启蒙是不一样的。”
多问几个为什么，多看不同的史料，让刘天宇对五四运动有自己的认识。在他看来，中国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1989年的六四运动到2019年的香港抗争运动，后两者都提出民主宪政的基本诉求，和五四运动本身诉求“外争主权、内除国贼”有本质的区别。
他认为，五四运动时的学生受到不同军阀派系的煽动，而这场爱国运动让民主与科学这两个词本身深入人心，但中国后来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的贻害是非常深远的，“现在在中国大街上随便问人，不会有人说我不相信民主就要专制，不相信科学就要愚昧，但至今还是很多人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民主与科学。”
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历史档案图）
德先生成口号 赛先生成工具
所以才会有打着科学口号的防疫灾难。刘天宇感叹，为了防疫要把宠物猫与狗打死，也是标榜这是有科学理论的依据，“这是我们社会的悲哀，打着科学之名，从事泯灭人性的事情。科学到最后成为操纵人的工具，这在中国特别明显，这已经成为一套系统性的控制术。”
在《北京之春》杂志荣誉主编胡平看来，中国式防疫造成这么多人为的次生灾害，关键还是在制度的不民主。
“主要是因为没有德先生，中国不是没有赛先生，有很多的赛先生，但是在政治权力面前，他们只能退位。政治的不民主，导致科学遭压制。”胡平告诉记者。
缺乏对“德先生”的真正的理解与认识的灾难，刘天宇也有亲身的个人经历。
他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念硕士时声援香港的抗争活动，遭到同校的中国留学生多种死亡威胁。刘天宇就说，这凸显“洗脑和压迫”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年轻人还是有用。
“当时威胁攻击我的多是二十多岁的本科生，基本就是很容易被煽动、盲目的一代人。正如五四运动时的学生被不良的政客引导，（在香港问题上）这些学生深信政府宣传所说的，认为我是港独，所以才会这么做。我不认为他们都是为了向政府或学生会邀功邀宠。”刘天宇告诉本台。
在五四运动时参加游行的学生（维基百科截图）
在压抑环境下成长的中国年轻人
1989年学生民主运动的领袖王丹的看法是，“对年轻群体可以失望，但不要完全绝望。”
“我不认为中国这一代年轻人是多么发自内心拥护政府的领导；同样的，我也不认为他们对民主与自由有多大的热情。他们这一代比较玩世不恭，但对个人的权利还是比较在乎的，像上海防疫的状况就凸显一个国家的为所欲为，这会是一个转折点，让很多年轻人会惊醒。”王丹告诉记者。
王丹说，年轻世代的集体情绪是跟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中国的高压与压抑，当然影响年轻人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但只要发生大的动荡与变化，年轻人总是冲在第一线的。
刘天宇的观察则是，只有小粉红亲身遭遇社会铁拳的毒打，洗脑与宣传的功效才会降低。到了30多岁经历多了，面对生活的现实压力选择不说话，但这不代表心理不明白。
年长些的胡平仍对中国年轻人怀抱希望与期待。“一定不要为现在的遍地小粉红的现象所蒙蔽，我们都是这样走过来的。我们年轻的时候经历过文革，那时候对共产党的信任、忠诚与追随，远远超过现在的小粉红，但是很快从自己的经验中学到教训与反思，成为批评共产党最严厉的一代人。”
时代不同，但情节重演。这样的循环，会不会让德先生与赛先生永远无法在中国有出头天的一天？
反抗精神的变形与延续
刘天宇认为，不需要每个人都当义士或英雄，因为一个体制的崩溃从来不是一、两个英雄的反抗造成的。
“就像苏联的解体不在于戈尔巴乔夫的最后宣告，而是一次次工厂里的怠工，是菜市场里主妇对高涨物价的抱怨，是每一个个体日常反抗的点滴累积，才促成20世纪最大红色恐怖帝国的崩溃。”刘天宇说。
不能忘记“去中心化”的大翻译运动，正是中国年轻人集体反抗的一种表现。环境逼迫让他们无法具名，但不同语言高手的行动依旧，就更不要说网上调侃时政的的各种段子与短文从来没少过。
“这就是一种反抗，还是要对中国年青人抱有信心。”胡平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