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文革》:文革到底是什么？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一、“十年文革”是类似“一加一等于二”的常识吗？
今天的我们只要一提到“文革”这两个字，脑子里大概就会很快条件反射般地产生出一个词组：“十年文革”。是呀，在中国的历史课本上，文革都被说成是进行了十年，也就是从1966年到1976年。此外，“十年动乱”、“十年浩劫”这样的说法，也是除了毛派人士以外被各种人挂在嘴边的话。在人们的印象中，文革有十年，仿佛是一个如同“一加一等于二”一样不言自明的事实，不需要再做过多讨论了。
实际上，正如我们在之前讲过的，其实文革到底有几年这个问题，直到今天还在被人们争论不休，并没有一个定论。在文革到底有几年这个问题上，有两年、三年、十年、十一年这样几种说法。
但凡提到文革，人们的第一印象会是什么呢？
相信大部分人都会想到与文革有关的各种事物。这些事物，包括街道上成千上万高喊“毛主席万岁”、砸毁古迹的所谓“革命群众”，包括无数的“革命群众”打着红旗展开的“批斗会”，也包括同样喊着“毛主席万岁”的两批人拿着冷热兵器互相攻击的所谓“文革武斗”。这些激烈的画面，构成了今天的我们对文革的重要印象
然而，如果看一看真实的历史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上述的这些激烈的“大场面”，并不是在所谓的“十年文革”期间一直都很容易见到的。它们真正随时可见的时间，其实只是1966—1968年期间。在1968年之前，文革的“群众运动”进行得可谓是如火如荼。但在这之后，社会上却普遍变得相对平静了。
二、“两年文革论”和“三年文革论”的由来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关键的历史节点，便在1968年7月清华大学红卫兵被镇压，以及其后1968年8月工宣队、军宣队全面进驻各高校的时刻，也就是我们上一讲所讲的那个时刻。对于毛泽东来说，那个时刻是他在文革中的态度发生大转折的时刻。在这之前，毛泽东在1966年5月发动了文革，并导致了大规模群众运动在社会中的出现，以及各种“群众组织”的出现。在这样的情况下，整个社会遭到了激烈的冲击，中共的干部系统也遭到被称为“造反派”的团体的猛攻。红卫兵毁灭古迹的“破四旧”，大量知识分子及普通人民遇害的“红八月”，许许多多中共高干遭到批斗的大型批斗会，各派群众组织互相大打出手、甚至出动坦克、炮艇、飞机的“武斗”，都是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在这一时期，尽管毛泽东也有所反复，但他的基本指导思想，是让整个社会走向混乱状态，从而达到他的政治目的。
不过，在于1968年7月派出工宣队镇压了清华大学的造反派红卫兵、并亲口向清华造反派的头头蒯大富说出“黑手就是我”之后，毛泽东的整体政治取向有了明显的转变。如果说，在此之前毛泽东的指导思想是一个“乱”字，那么在此之后他的指导思想可以说是一个“稳”字，或者至多是“稳中有乱”。在这之后，一直到1976年9月毛泽东死亡的时候，或者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捕的时候，乃至到1978年12月华国锋失去权力的时候，尽管整个社会中依然充满各种带有毛式文革元素的政治运动，但总体而言社会上的气氛却比1966年5月到1968年7月之间“稳定”了不少，共产党自上而下的、“有秩序”的统治成为了这一时期的主流。当然要注意的是，所谓的“稳定”绝不意味着这一时期不够血腥。在这一时期，各种各样的政治迫害不但层出不穷，受害者的人数甚至还要超过那“乱哄哄”的两年，因为共产党自上而下的镇压体制在这一相对“稳定”的时期更为高效地运转了起来。（参见魏昂德：《1966—1971年中国国内的反抗与镇压》）
诚然，1968年7月或8月之前的两年多和这一时间节点之后的多年之间，也并不能说是完全泾渭分明、完全不同的。有的带有“稳定”色彩、自上而下进行的政治镇压行为，在1968年7月或8月之前就已经大规模开始，并跨过了这一时间节点持续进行。有的带有“乱”的特点的群众运动，在1968年7月之后依然不时出现。但无论如何，1968年7月的确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节点。为了表彰给自己创造出这个节点的北京工宣队，毛泽东甚至在1968年8月向他们御赐了我们之前所讲到的“圣物”芒果，并掀起了一种疯狂诡异的“芒果邪教”。
基于1968年7月—8月以前和以后社会、政治情况的巨大差异，“两年文革论”就由此出现了。有学者曾经撰写文章开宗明义地表示，“六八年八月工宣队、军宣队派驻进学校，群众运动嘎然而止，以本文观点，这是文革运动的终点。”（萧喜东：《“两个文革”，或一个文革？》，爱思想网，2001年8月22日）
与“两年文革论”相似的观点，则是相对而言有更多人主张的“三年文革论”。“三年文革论”的理论事实上与“两年文革论”大同小异，区别只在于认为文革是在什么时候结束的。“两年文革论”认为，文革的结束时间是在1968年7月—8月。“三年文革论”则认为，文革的结束时间是在1969年4月的中共九大。在中共党史上，九大是一次相当特殊的会议。在这次会议当中，与会代表们山呼海啸般地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场景，成为了那个人间奇景，直到今天依然能够被我们通过影像资料看到。在这场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了登峰造极的会议中，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句话被写进了中共的党章。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会议上，林彪在宣读政治报告时说道：“我们这次代表大会，是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刻召开的。”
林彪的这份政治报告，是毛泽东的笔杆子张春桥和姚文元起草的。因此，这份报告事实上代表的是毛泽东的看法。也就是说，在毛泽东看来，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是在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革“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刻召开的”。这样的一种提法颇为值得人们玩味，因为如果说一场革命已经取得了所谓的“伟大胜利”，那么从道理上来讲这次革命就应该已经是结束了。然而，中共九大实际上并没有正式地宣布文革的终结。这样一来，就为将文革定义成几年的问题，以及将中共九大定义为文革的终结留下了灵活的解释空间。从中共高层的政治斗争角度来说，九大确实是一个节点。这次会议，正式宣告了以林彪为毛泽东接班人的全新权力格局。在这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1966—1968年之间那种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实际上已经处于基本停滞的状态，毛泽东和林彪的高层政治斗争成为了政治史的主要线索。著名的“两个文革论”的倡导者刘国凯就曾撰文指出，在九大以后，文化大革命作为一个政治运动的诸项特点，例如运动中存在着矛头向上的群众造反、中共地方各级党组织的瘫痪或半瘫痪、大量群众组织的创立等等都基本消失了。而刘国凯本人，也是“三年文革论”的知名提倡者。（刘国凯：《三年文革与两个线索》，独立中文笔会）
事实上，在一些学者的著述中，将1969年4月的中共九大看作文革的终结，或者至少是某种形式的终结成了一种相当自然的事情。例如，知名学者徐中约在他的名著《中国近代史》当中，设有专写文革的第二十八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章的内容，止步于1969年4月的中共九大。在写完中共九大之后，这一章就进入了名为《文化大革命回顾》的总结部分。而在总结部分中，徐中约又表示“文化大革命导致了十年的动荡和内部争斗”。可以说，徐中约在“三年文革论”和“十年文革论”当中并没有做出明确选择，但他在《中国近代史》这本书的章节划分上明显受到了“三年文革论”的影响。（见徐中约：《中国近代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此外，另一位学者费正清的名著《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尽管没有完全采取“三年文革论”，但却将1966—1969年之间的史事单独写成了题为《文化大革命：混乱中的中国，1966—1969年》的一篇。在费正清的这种章节设置中，也可以看到“三年文革论”的影子。
对比起来看的话，“两年文革论”与“三年文革论”虽然大同小异，然而仍然有不一样的地方。“两年文革论”以1968年7—8月毛泽东派出工宣队镇压造反派红卫兵为历史节点，认为这是文革的终结。“三年文革论”以1969年4月的中共九大为历史节点，认为这次正式宣告以林彪为毛泽东接班人的全新权力格局的会议是文革的终结。可以说，前者的历史分期方法以社会运动特征的转换为准，后者的历史分期法则是以中共高层政治格局特征的变动为准。但是，也不能认为前者就不重视中共的高层政治斗争，后者就不重视社会运动。如果要深入谈论这个问题，就会涉及到文革到底有几个这样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因此在这一讲，我们就暂时不在这里引申下去了。
三、“十一年文革论”：华国锋政治权力的产物
从上面所讲的这些事实中可以看出，“十年文革论”并非是一个毋庸置疑的“真理”。“两年文革论”和“三年文革论”的历史分期法，都有它们自身的道理。那么，“十年文革论”又是怎来的呢？毛泽东本人作为文革的发动者，并没有在1968年或1969年的时候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事实上，直到1976年9月毛泽东死的时候，他也没有做出这样的宣布，继承了他的政治路线的“四人帮”直到1976年10月被捕的时候也没有这样做。随着“四人帮”的被捕，毛派在中共的高层政治斗争当中宣告垮台，他们就再也没有机会正式宣布文革的终结了。因此，“十年文革论”实际上并不是由文革的发动者和毛式文革政治路线的实践者提出来的，而是由毛式文革政治路线的反对者提出来的。
更有意思的是，第一个正式宣告文革结束的人，实际上是在“四人帮”被捕之后，曾短暂地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以毛泽东的接班人自居的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于1977年8月闭幕之后发布的新闻公报中，有这样的一段话：“华主席说，现在，“四人帮”打倒了，我们可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实现安定团结，达到天下大治了。这样，历时十一年的我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宣告胜利结束了。但这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
可以看到，这段话明明白白地把文革说成了一场“历时十一年”的政治运动。然而，如果细究这句话，又会发现其中有蹊跷的地方：抓捕四人帮的怀仁堂政变，发生在1976年10月。但是，中共十一大的新闻公报却一边说文革历时十一年，一边又以粉碎四人帮为文革结束的标志。这么一看，这里就出现了自相矛盾，因为如果以粉碎四人帮的时间节点为文革结束的标志的话，那么文革明明是从1966—1976年之间的十年，而不是1966—1977年之间的十一年。
其实，这个情况虽然看上去很奇怪，但也不难理解。在当时，被称为“英明领袖华主席”的华国锋以毛泽东的正统继承人自居，并把四人帮说成是背叛毛式政治路线的人。那么，由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革，自然只能通过毛泽东正统继承人的在党代会上正式宣布来宣告终结。因此，把文革的长度说成十一年，而不是十年，实际上可以说是华国锋集团为了塑造自身所谓“合法性”的产物。只要“英明领袖华主席”还没有失去权力，那么文革的长度就会被说成是十一年。新闻公报中那句“华主席说”，已经表明了“十一年文革论”的来源。
只是城头变幻大王旗，华国锋并没有在“英明领袖”的“宝座”上坐太久。很快，华国锋就失去了权力。而随着权力拥有者的转换，文革历史的长度就“变了”。在这一过程中，“十年文革论”最终成为了一种好像常识一般的东西，进入了人们的大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