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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南大、兰大退出国际排名,事出有因

京港台:2022-5-15 20:33| 来源:南风窗 | 评论( 10 )  | 我来说几句


人大、南大、兰大退出国际排名,事出有因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作者 | 吕德文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等决定不再参与国际排名,引起了坊间热议。

  过去一些年来,国际排名俨然成为国内高校发展的指挥棒,进而渗透到高校日常管理和学术活动中。

  毫不夸张地说,今天的高校已经进入了一个由各大国际排名机构所设置的竞技场,它们在统一的指标体系下,以获得高分和高排名为目标,展开单项和综合竞技。

  排名和竞技本身并没有问题,它为高校和学科发展创造了一个激励机制。而国际排名确实提供了各高校同台竞技的场合,让国内大学和国际一流高校同台竞争,这也有利于国际学术交流和学术影响的扩展——毕竟中国是全球化的主要力量,大学教育也需要面向全球。

  国内高校在各种指挥棒下展开锦标赛,这已经是一个客观事实;但如何评估各种国内、国际排名的具体内容及其背后的逻辑,却需认真甄别。

  指标,一个强势的指挥棒

  指标管理都有一个问题,即客观指标和实质内容之间的分叉。量化的数字和指标主要是为了反映大学教育的本质,但一旦指标自己成了体系,就有自我循环再生产的能力。

  大学无外乎学术传承与创新、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几项功能,无论是国际排名还是国内排名,其指标也是要反映这几项工作的成效。

  有些功能是可以通过客观指标来体现,比如学术创新,一些重大的理论发现和技术发明,是可以衡量的;还有人才培养,从毕业生的就业和取向,也可以一定程度上识别;甚至于社会服务,也是可以通过大学参与人类进步和国家发展的实践来评价。

  

  纪录片《大学》剧照

  客观上,人们的主观认知也是根据这些客观指标转化而来的。麻烦就在于,这些“客观指标”要转化为可评价的数字,却是一个主观认定的过程。比如,不同指标赋权不一样,得出的效果就很不一样。

  尤为重要的是,其实很多大学评价就不是依靠客观指标,因为那些客观指标极其有限,没办法全面评估一个大学的综合实力,故而要增加一些主观指标。

  比如,学术创新如何,不单单是看那些已经产生效果的理论和技术成果,还得依靠同行来评价这些成果到底有多大;学生培养质量如何,总不能依靠少数几个杰出校友来证明学校的学生培养质量好,主要还得依靠雇主声誉调查;至于说社会服务,那就更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事,也得通过一些主观设定的指标来衡量。

  

  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雕像(纪录片《大学》剧照)

  实践当中,一些主要依靠客观指标来评价大学综合水平的排名,就受到不少诟病。

  举例而言,办学资源(比如学校的财务情况、实验设备与平台、师资力量等)多的学校,理论上其学术水平和教育水平就高。但这并不绝对,要是有钱就能把学校办好,那还要学术底蕴、学术传承等干嘛?

  一些办学资源匮乏的大学,反而能够把学校办得有声有色;但一些靠钱砸出来的新兴大学,表面上排名很高,将很多人主观上认为的杰出大学甩得远远的,这到底“科不科学”,本来就是科学孜孜不倦需要解决的问题。

  大学功能如此繁杂,很多东西就不能量化。比方说,北大(专题)在中国近代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对国家和社会的思想影响,至今还是没有任何一所学校可以匹敌,这种历史声誉和社会服务水平,不是完成了多少项目、依靠声誉调查可以量化得出来的。

  

  同理,人大的学校和学科的定位就是和新中国的发展紧密相联,这一定位所导致的学校综合面貌,其实很难靠所谓的指标去衡量。

  在这个意义上说,“指标”和量化思维在大学和学术评价上,本来就存在突出的矛盾。这一点,几乎所有大学管理者和学术从业者,都清楚无比。一个正常的学校和学者,肯定不会把各类排名视作大学履责的指挥棒,顶多就是个参考。

  但从“教育管理”的角度上说,各种排名和指标实在是省事之极。有了排名,就可以分出个三六九等,可以解决非常多的事——比如,资源怎么分配,工作怎么评价,晋升怎么公平,管理者可以非常舒服。

  指标泛滥

  这几年,“双一流”大学建设,其最重要的杠杆还是要依靠各种指标。教育部要对各个高校的工作情况进行评价,也得依靠专业评估、学科评估、教学评估等等。评估指标怎么设定,实在是一件极其伤脑筋的事。

  总体上来说,现在的指标倾向于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相混合,尽量接近客观公正。学校和院系的管理者,如果想省事,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按照教育部的评估指标开展工作,缺什么补什么。

  课题项目、论文、国际交流、人才符号、教学成果奖,只要去努力,总是可以有所收获的。

  要调动老师的积极性,就明码标价,课题、文章、奖励等都可以明码标价。没办法明码标价的,也可以设定激励措施。比如,为了加强国际交流,明确出国访问作为职称评审的前置条件;招聘人才时,把有留学背景的国际化人才置于重要地位——有些单位还形成了潜规则,“土鳖”不要,只要海外精英。

  

  清华大学教职工代表大会(纪录片《大学》剧照)

  当前,指标管理方法已经主导了学术机制,几乎每一个学术工作,都是围绕指标开展的。申请课题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有开展研究的条件,而是为了能够获得经费金额、项目数、项目等级等量化指标。

  于是乎,每次到了课题申报和评审环节,找(潜在)评委打招呼是少不了的——甚至学校科研管理部门和院系领导比老师还着急。

  发表论文也不是学术工作自然而然的结果,论文的数量、等级和引用率,都是指标,能发出来就是王道。因此,为了发表一篇论文,不管论文有没有想法,有没有创新,但得使劲雕琢,甚至于找找期刊编辑的关系,也是必要的。

  

  清华大学学风讨论沙龙(纪录片《大学》剧照)

  评价一个老师是否有价值,也通过论文、课题、人才符号等指标量化。很多高校人事部门在招聘人才的时候,都是按照这些指标量化,按照分数给待遇,完全可以按照分数段分成ABCD多个档次。

  至于说那些没有办法转化为指标和数量的工作,比如对学生的责任心,研究成果对社会进步产生的实质性影响,其意义已经变得微乎其微。

  无人统治的系统

  指标管理的弊端如此之多,但仍然成为大学评价的路径依赖,其原因不在于指标是否科学,而在于管理者的行政惰性。大学不是工厂流水线,不能用泰勒制方法进行高校管理。

  大学的学术和教育功能都是高度依赖于老师和学生主体性和创造性,只有师生密切沟通,投入激情和感情,才能有创新,才能真正培养好的人才。

  因此,以学生为本、以老师为本,本质上是人的工作。一旦用指标化管理方法,将老师的工作进行量化考核,将学生的学校工作也计算成绩点,其实是将“人”物化,将本质上是创新性的工作,降低为重复性的简单劳动,这种管理体制不利于大学教育发展。

  

  为学与做人,应当并重(纪录片《大学》剧照)

  但对于管理者而言,将人抽象成数字,那是最为省事,有效率的管理方法——数字考核不用情感,也不用分辨其合理性,不用做人的工作。

  哪怕老师和学生有意见,管理者也完全可以将之解释成是指标体系造成的,“标准就是这样,我有什么办法”?

  于是,以指标为中心的大学评价体系,就蜕化成了“无人统治的系统”。在这个系统里,人人都觉得不合理,却找不到人去负责。

  因此,国际排名在国内广为运用,这怪不了别人,只能怪我们自己。国际排名机构都是商业机构,排名就是一项生意,别人推广这一指标,本来就不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大学发展和知识进步,就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商业利益。

  

  但从国内那些最好的大学开始,一直到普通高校,都热衷于此。原因在于,好大学以为自己进了国际排行榜,就离“世界一流”更近了;而普通高校可以根据那些指标补短板,位置提升一点,也是成绩。

  它们就未曾想到,任何指标,哪怕是客观指标,也是建立在特定的学术环境和社会文化基础之上的。尤其是对于人文社科知识而言,其民族性和大众性,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品质。

  国际排名几乎都是英语世界的游戏,中文学术要进入其中,结果可想而知。并且,大学体制也极其不一样,国际上的一流大学绝大多数是私立大学,但国内的大学几乎都是政府投资的,是公立大学。

  

  纪录片《大学》剧照

  私立大学在乎排名,也算理所当然,因为它们得争取生源和社会捐资,但对于国内的大学而言,其动机就极其诡异——无非就是满足一点虚荣心,自我安慰罢了。

  尤其是对于人文社科而言,其知识生产的原点和终点都是服务于国家和社会的进步;如果这些知识被中国实践证明是有贡献的,那也必然是对人类进步作出了知识贡献。但非常有意思的是,国内的不少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都已经陷入了自我殖民化的境地之中不可自拔。

  警惕学术殖民化

  学术单位以获取国际认可为荣,为此不惜花大力气引进所谓的国际标准和认证——而这些标准说白了就是国外一些同行自嗨的方式而已。学者以发表国际刊物为目标,将之视作是学术成功的标志——至于说这些国际刊物潜在的价值标准,却是选择性忽略的。

  学生也以选择留学作为学业进步的表现,哪怕出国留学后发现一个班80%都是中国学生,且学习的还是中国研究,连外国老师都觉得惊奇:中国学生为何不远万里、漂洋过海到国外去学习外国人研究中国社会的有限的知识?

  

  电视剧《小别离》探讨中学生出国话题

  这种景象在今天,恐怕不是虚心向外国学习的表现,而是虚荣心作祟,拿个国外的学位作为在国内工作生活的敲门砖。

  更值得警惕的学术殖民化的做法是,一些高校有意引导老师往国际化方向发展,全然不顾学科的特性和国内学术标准。比如,人文社科领域公认的一流期刊,可能还不如普通的SSCI期刊。

  一些高校的学术单位为了学科评估需要,拼命引导老师在国外期刊发表论文。这些论文在学术单位的评价上,等级甚高,奖励丰厚,但如果翻译成中文,连普通中文期刊也发表不了。这就造就了一大批很会发文章,却对中国国情一无所知、对社会毫无感知、对知识积累也毫无贡献的所谓的知识分子。

  其实,就笔者所熟悉的的人文社科领域,中国完全有能力建立以中文为中心的知识传播和评价体系。就任何一个人文社科的学科领域而言,中国也完全有能力进行同行评议,哪一个学者有创造力,哪一个学术单位学术成绩和学生培养质量高,人们心里是有谱的。

  

  一些学科因为建立时间较短,需要有一段时间的学术引进,其学术鉴赏力也需要慢慢培养,出现一些“崇洋媚外”的现象,也是情有可原的。

  另一些学科因为历史悠久,因高度集中的学术体制,导致学科内部山头林立、派系倾轧,甚至出现了学术腐败和不正之风,这也是客观现实。

  无论是因为学术自信不够而需要国际排名来壮胆,还是因为怒其不争寻找一个相对“客观”的评价体系,都不是让渡学术评价权的理由。

  科学活动本来就不是在真空里面,而是在特定的学术体制里面开展,也需要学术资源的支持以及学者的组织。学科方向往哪个地方发展,学术资源往哪个领域投放,都会影响到学者的科学研究。

  甚至于,不同的科学认识会展开竞争,进而影响到政策,甚至会成为国家间竞争的一个“证据”。可见,学术评价就不完全是一个专业的、客观的问题。

  

  当然,无论哪一种指标体系,总归还是有水平高低的区别。好的学术创新,一定是科学性和深刻性结合在一起(电视剧)的;而差的研究,往往是违背科学规律的。

  在这个意义上,国际排名、国际期刊等,并不是没有它们存在的理由——有些学者善于用外国语言讲中国故事,也未尝不可。

  但是,“唯国际论”不是一个实事求是的做法,硬是在国内国际之间分个三六九等,实在没必要。

  当然,我们也可以质疑,谁能代表“国际”——至少在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价值上,西方中心的“国际”并不是不可挑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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