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小店主：疫情下还得交两份房租 4月天天失眠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从静安别墅的家里出来，穿过弄堂，右转到威海路，阿跷看似同往常一样来到“弄堂小馄饨食府”。只不过，这是他经过两个月的隔离后，第一次借着配药的机会到店里看看。
“从来没跟我的吃饭家生分开那么久。”他说，自己卖小馄饨30年来，很少碰到这样的情况。上一次还是2013年，受有关部门整治“居改非”行动影响，阿跷不得不把店从静安别墅里撤出来。现在店招“弄堂小馄饨食府”后缀的小字“原静安别墅”，便是这段往事的一个注脚。
在不远处的静安别墅，“陶记改衣”店主陶培青和“122号”店主张杰正在百无聊赖中度日。他们自1997年搬到这里后，手头的针线活几乎日夜不停，如今因为疫情都停了下来。
两个月来，扎根在这片上海最大新式里弄住宅群里里外外的馄饨店、改衣店老板们，分享着老手艺人之间共通的感受：焦虑与信心交织，困难与希望同在。而当近期加快复商复市步伐的消息传到他们耳朵里时，那些积极的情绪升腾起来，汇成一句话——“我们6月见！”
最难的日子里，天天晚上失眠
阿跷是在3月初嗅到苗头的。当时上海已经出现零星病例，“弄堂小馄饨食府”配合防疫要求，整个3月一直处于开开停停的状态。他安慰员工说，算了算了，只要不亏就行。
但疫情之凶猛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4月1日开始，馄饨店暂停营业。4名员工被封控在店里，阿跷和他的女儿女婿、以及其他两名员工则居家隔离。在关门前一天，他们处理掉了几千块钱的肉馅和葱油。当然，把它们冷冻起来也不会坏，但阿跷还是坚持用最新鲜的食材——这是一家老店的执拗。
收入没了，房租、工资还得照付。阿跷说，威海路上这爿店面的月租是4万元，员工工资从5000元到8000元不等。“这两个月降到两三千块，你们看行不行？”他跟员工商量，大家都理解并同意了。这些实打实的开销都从他的积蓄里出，“只好吃老本了”。
陶培青和张杰的压力比上海爷叔阿跷更大。上世纪90年代，他们以裁缝学徒身份从江苏来沪打拼。先是为人定做衣服，后来赶上南京西路商圈崛起，高端成衣修改的需求爆发，他们又及时调整定位，做起了改衣生意。这些年来，静安别墅里的一家家改衣店已经积累起稳定的客群和良好的口碑。
按照往年惯例，春夏之交是改衣旺季。“大家换上轻薄的衣服，发现不合身了，就会过来改一改。”然而，在疫情冲击下，旺季变成了改衣裁缝们的假期。这让陶培青想起2020年春节前后，小店同样因为疫情停业。当时他们夫妻俩住在女儿位于宝山区的房子里，虽然也感到不安，但远没有这次恐慌。
“主要是觉得病毒离我们太近了。”陶培青这次住在静安别墅，他租的是一楼，营业、吃住都在这个12平方米左右的空间里。4月中旬，二楼的一位老太太感染了。夫妻俩非常紧张，那段时间从来不敢开窗，在家里也一直戴着口罩。到了4月下旬，在“陶记”兢兢业业工作十多年的冰箱坏了，网购的又送不进来。陶培青只能把需要冷冻的物资都放到邻居那里，对方有个大冰柜，正好缓解了他的燃眉之急。
不过，生活上的一系列窘境并不是他们最大的烦忧。“最要紧的是，一点活都没得干啊！”张杰叹气，他一个人单干，只能接受没有收入的状态。
以往，“陶记改衣”店里总是不缺生意
陶培青还雇了一名帮工阿姨，包吃包住，阿姨平时就住在静安别墅的另一个出租房里。疫情下，陶培青赚不到钱，还得像以前一样交两份房租，并为阿姨提供生活物资。在防疫形势最吃劲的4月，他几乎天天晚上失眠。
什么时候才能复工？这是他最关心的问题。
信心来自哪里
消沉过后，陶培青还是选择主动调整心态，“想想街道对我们很好，物资保障一次也没落下，网上买东西也越来越方便了。”张杰感受到居委会对居民意见的重视，前期静安别墅只有一个固定的核酸采样点，经过居民反馈，“现在采样都是一条弄堂一条弄堂做过来的，有序多了”。
至于生意，张杰认为，“等解封后会慢慢好起来的”，因为“人总要穿衣服的，总有购物需求，到时候改衣服的需求也就跟上来了”。陶培青说，自己经营多年，尚有积蓄，咬咬牙也就挺过去了，“最苦的是那些刚来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
阿跷更乐观些，他相信“只要可以做了，生意肯定会回来”。这种信心首先来自顾客的支持。两个月里，基本上每天都有客人打电话来问他何时复工，向他表达对小馄饨、炸猪排和葱油拌面的想念。点评网站上也经常有人补发评语，期待解封后再去点一碗“鲜掉眉毛”的砂锅馄饨。
疫情过后，小店会不会难觅其踪？阿跷笑了笑，给出一个否定的答案。事实上，昨天上海公布“50条”加快经济恢复和重振的政策措施后，像他这样的店主就不需要申请复工复产了，“我们现在就等工商通知，只要可以开张，我们马上就动起来”。他了解到，复工前期仍旧不能堂食，便打算先做外卖生意。
“其实我打心底里不想做外卖。”正常营业的时候，阿跷总喜欢在店里溜达，指点客人“小馄饨不要搅，直接吃”，有时看客人拌面拌得不好，还会直接上手帮忙。他解释说，如果做了成品外卖，滋味不如堂食，“那我的口碑要坍掉的呀”。
为此，“弄堂小馄饨食府”的外卖只卖生馄饨。一个打包盒里装20只小馄饨，加上紫菜蛋皮料包，一共12块钱。这是熟客才有的待遇——阿跷拒绝加入外卖平台，想要叫外卖的客人只能通过电话联系、闪送收取。
在电话里，他还会传授小馄饨的煮法：“一定要一碗一碗下，一滚就盛出来，千万不能一起下或者加冷水。”他颇为骄傲地补充，“这叫一烫顶三鲜，侬晓得伐？”
对手艺的自信，是支撑他们熬过疫情的最大动力。记者此前采访时，陶培青和张杰都是一边干活一边回答。他们的双手灵活而细巧，一件件衣服经过他们拆拆补补，总能在保持原有版型的前提下变得更贴合人体线条。
现在，两个月没开工，这一手量体裁衣的手艺会退化吗？
“怎么会？早就已经烂熟于心了。”电话那头，张杰语气非常笃定。
坐得住、耐得起
阿跷今年65岁，陶培青60岁，张杰也50多岁了。
1988年年初，阿跷刚在静安别墅的弄堂里支起一个摊子，每天4点半起来生煤炉；张杰已经离开家乡江苏泰兴，来到上海拜师学艺；陶培青还在老家苏州，他从新闻里得知上海遭遇甲肝大流行，“说是吃毛蚶引起的”。
这场“甲肝风波”没有动摇他奔向上海的决心。靠着精湛手艺，他逐渐在南京西路一带立足，也见证了30年来城市的巨大变迁：延安高架建起来了，地铁1号线通车了，“梅泰恒”覆盖了原先的住宅区和沿街小商铺……
在陶培青看来，“上海一直都是很开放的，不然我一个小小裁缝怎么能待这么多年？”面对不确定的困难，他的诀窍就包含在“耐心等待”4个字里：“不要急，再等一等，生意很快就会回来。”
坐得住、耐得起，老手艺人的秉性长久影响着他们的生存哲学。张杰给封控前改好的衣服套上袋子，整整齐齐地挂在衣架上，等解封了便让客人来取。他的缝纫机已经很久没用了，但还是被细心保养着，时刻做好重新上阵的准备。
“说实话，这次我就没怎么怕过！”阿跷回忆起2013年，在许多顾客的期盼下，他决定把“弄堂小馄饨”的招牌擦得更亮，于是租下了威海路上原日料店的店面。连转让费、房租和押金在内，他总共付了70多万元，把自己的养老钱都掏光了，“当时脑子一热就上了，后来压力真的很大”。即便如此，他还是把原来的家庭作坊做成了正儿八经的餐饮店铺。他说，相比之下，现在的冲击不算什么。
不管是小作坊还是小店铺，能在市中心生存多年的店主，永远有一股朴素的、往前走的劲头。陶培青原本打算过两年就退休，由于疫情影响，他意识到还要多赚点钱，“做到现在不容易，我再多撑几年吧，只要身体吃得消，一切都不是问题”。
正因这股劲头，小店作为大社会里的小细胞，才被人赋予了持久的生命力。
90年前，静安别墅正式竣工。在风雨飘摇的年代，蔡元培在这里寓居，于右任从这里走过。而今，沉寂了一整个春天后，“嗒嗒”的缝纫机声、“两碗小馄饨，里头找位子先坐下来”的招呼声，也终将重新在静安别墅周围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