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河南的许多维权人士发现自己的防疫健康码“被转红”，质疑当局用防疫技术来“维稳”后，当局在周三（6月22日）宣布惩处多名官员 。
在一份通报中，郑州市纪委监委宣布对郑州市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疫情防控指挥部社会管控指导部部长冯献彬给予撤职处分，他的副手张琳琳被贬职。
另有三名官员被处以“记大过”或“记过”处分，分别涉及政法委负责维稳的处长、负责健康码管理的市大数据局科员，以及国企郑州大数据发展公司的副总经理。
今年4月，河南有多家村镇银行因遇到资金危机，无法提供取款服务，一些焦虑的储户便前往省会郑州维权。
但很多储户称，他们的核酸检测为阴性，健康码却被突然赋“红码”（表示风险人员），从而被强制隔离或限制出行。据报道，还有一些停工楼盘的维权业主也遇到类似情况。
这在中国互联网引发了一场舆论海啸。愤怒的民众质疑当局把疫情防控措施用于平息抗议。当局则承诺进行调查问责。
郑州市纪委监委表示，有1317名村镇银行储户被赋红码，其中446人系在进入郑州时扫描了“场所码”而被赋红码，871人系在外地通过扫他人发送的郑州"场所码"被赋红码。
场所码是中国很多城市为了防控疫情、进行流行病学调查而在公共场所设置的二维码。从火车站到旅游景点，很多地方都强制到访者扫码方可通行。
据中国媒体此前报道，很多村镇银行储户都表示曾扫描了郑州火车站的场所码，随后健康码变成红色。
居住在郑州的刘女士曾在开封新东方村镇银行存了数万元。她此前对BBC中文表示，她的“豫康码”在6月13日突然变红，而她的所有核酸检测结果都是阴性，也从来没有接触过确诊人员，仅在端午假期后从开封返回了郑州。
她表示，防疫人员随后上门，要求她禁足在家，而防疫部门拒绝向她解释“红码”的原因。
民众不买账
通报称，赋红码的情况是由冯献彬和张琳琳“擅自决定”，并安排下属操作的，对此负领导责任。
“擅自对不符合赋码条件的人员赋红码，严重损害健康码管理使用规定的严肃性，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是典型的乱作为，”通报称。
不过，很多民众对这样的处理决定并不满意，很多人认为处罚太轻。
“老百姓伪造健康码判刑，当官伪造健康码仅撤职警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既然都是伪造健康码，请一视同仁。”一名微博网友写道。
“政法委的人从哪里来的银行储户信息？民众的隐私泄露到什么程度了？光这一点就不该继续给个交代吗？”另一名网友写道。
官方媒体《环球时报》评论员、前总编胡锡进称，他认为民众的不满情绪是“正当的”，因为该行为对官方公信力带来了“严重损害”。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东燕此前分析，将健康码用于防疫之外的有关做法涉嫌违反中国《传染病防治法》第六十六条、《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三十四条，相关公职人员涉嫌《刑法》中的滥用职权罪。
村镇银行出了什么问题？
今年4月中旬，农业大省河南省和安徽省的多家村镇银行均出现储户无法取款的问题，一些银行毫无预警地关闭了线上取款和转账功能。
自那以后，有数千名银行储户前往郑州，试图拿回存款。一些储户组织了零星的维权抗议活动。
抗议活动在5月下旬规模扩大。5月23日，郑州有数百名抗议者走上街头，聚集到河南银保监局门外。人们手持“还我积蓄”的标语牌示威，但他们遭到警察驱散。
据报道，目前这些银行涉及的资金超过390亿元人民币。影响了数十万客户。
官方媒体报道称，这几家出现资金危机的村镇银行的大股东通过“资金掮客”吸收公众存款，涉嫌违法犯罪，正在被调查。
健康码争议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国便在全国范围内通过健康码对公民进行定位追踪，并对风险人员进行强制禁足。这在早期取得了许多民众的支持，但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民众担心该措施会导致公民权利受到限制及隐私遭侵犯。
去年10月，中国东北城市黑河为了防疫，将所有当地户籍居民的健康码变更为“黄码”，该措施甚至导致一些在外地工作的黑河人也行动受限，引发批评。
东部城市杭州也曾因计划推出“常态化”的健康码，随时监控人们的健康状况，而受到民众抨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