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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疫情没完没了 一大波空姐 正逃离民航!

京港台:2022-7-16 02:27| 来源:盐财经 | 评论( 14 )  | 我来说几句


中国疫情没完没了 一大波空姐 正逃离民航!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专题:新冠病毒最新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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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手机相册,徐长卿挑出7张照片,纪念他刚刚裸辞的、在民航的第一份工作。

  第1张照片,是他已经注销的3张工作证件,那曾是他作为航空安全员上岗的凭证。

  另外5张照片勾勒了一名标准民航空乘刻在肌肉里的工作记忆:一次次天还没亮就整装待发赶早航班,日常拖着飞行箱等候在机坪道口赶早高峰,早已数不清次数的延误进场,一趟趟天快亮时伴着昏黄的灯光下夜班,还有他吃腻了的机组餐。

  最后画面定格在他的在职时长:1860天——5年又3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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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长卿在海航的在职时长 @徐长卿✈️

  徐长卿用这7张照片制成一个视频,来表达自己对空乘这份工作的感情,配乐的歌词唱道:其实我不洒脱只是装英雄,那么爱你怎可能一滴泪没有?

  他用自己的声音录了2遍“走啦”作为画外音,第一遍听来洒脱,第二遍语带不舍。

  6月10日,这是27岁的上海人徐长卿在海航Y8航的最后一天,他辞了职,为自己在这家航司的工作划上了句点。

  疫情是最直接的冲击。一批民航人和徐长卿一样,选择了辞职,离开蓝天和民航。而相比海航的徐长卿,海外航空公司的民航人遭受疫情的影响更大,也更提前。

  郑倩就是一个例子。早在2021年9月,23岁的山东姑娘郑倩,就从柬埔寨的澜湄航空辞职了。在这之前,她有接近半年的时间因为航班大量停飞回国休假。

  空姐、空少、空保(即航空安全员),这些原本光鲜体面欲争先的工作,如今却前所未有地有更多人从这座围城里出走。

  出走,靠的不是勇气,是权衡、挣扎、取舍和规划,他们的故事也不止于:为何出走?更关乎:走了以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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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走了。

  徐长卿把3份证件执照交到人力手中,下一秒,他的民航人身份信息就要被注销。

  “你确定吗?”对方问他。

  问第一遍,他很肯定;问第二遍,他犹豫了;问第三遍,他沉默了。

  这3份证件执照陪了他1860天,无论他飞到哪里,都要带着:那张安全员执照,他总是放在飞行箱的暗袋里;有了红色工牌,他得以进出航司大楼;每一次执飞,他都要刷那张空勤登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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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长卿离职前上交并注销的工作证件和执照

  注销,意味着他在这里5年的工作将不再有任何痕迹了。

  “有没有可能我再坚持一下?”一个念头在他头脑里闪过,但下一秒,理智占了上风,他坚定了辞职的选择——我确定。

  辞职,徐长卿想了很久,这个念头最早在2018年时闪现。

  那时海航遇到了金融危机,连续几个月发不出工资,他第一次意识到,对这份工作,除了一腔热情,别的他什么都没有。即便如此,他还是和海航一起坚持了下来。

  但疫情剧烈冲击着民航,这里成了公认的“特困行业”,民航人的日子不好过。

  空乘和飞行员的底薪很低,收入主要靠飞行小时费,民航局要求的每月飞行时长上限是110小时。

  疫情前,徐长卿一个月能飞80-90个小时,到手的月收入稳过万,这比他在其他行业的很多同龄朋友都高。

  但疫情期间,他一个月只能飞三四班、20多个小时,他的月收入腰斩到只剩5-6千元;上海因疫情封控的3个月里,他的月收入又降到了2千多。可2020年中,他才在上海换了房,背上了月供7千元的房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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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份,徐长卿只累积到3小时飞行时间

  两个声音拉扯着徐长卿:一个让他走,一个喊他留。

  飞5年了,丢掉它实在可惜,这份工作,他已经熟能生巧,“哪怕给我一个徒弟,我都能带,就是闭着眼睛,我都能做完这一趟流程”。抛开这一切,他心有不甘。

  他又是早几批招进公司的“元老”,好些一起执飞的乘务长,他看着晋升上来,彼此关系融洽、配合默契。离开舒适圈,他心有不舍。

  比起当下收不抵支的现实,徐长卿在意的还有对自己的规划。

  飞行是一碗青春饭,徐长卿没打算在天上飞到退休。疫情前,他借着飞航班的机会寻找开店创业的机会,用日夜飞行攒下的积蓄和朋友合资,想把新鲜吃食玩意搬到上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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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长卿在一次航班上的工作间隙,因为想吃火锅“画饼充饥”

  但疫情打破了这个计划,他的积蓄让缩水的收入、房贷和生活费掏空了。

  徐长卿更意识到,疫情前自己的高收入起点或许遮蔽了行业的衰颓之势。

  “10年里,很多行业工资都在慢慢地往上调,很多岗位能达到月入过万,但民航业的薪酬原地踏步,没有再上去。”他说。

  当了12年空乘的现乘务长邹真真也印证了徐长卿的观感,她注意到自己的领导、国企里的中层,月工资也就2万多,“天花板就这么多”。

  刚入行时,带她的70后老师告诉她,在其他行业月工资还是以“百”为单位的时候,她的老师已经跨入“几千”行列了,那时,成都的房价最高才每平方米1千多元。

  在她看来,航司数量大爆发之后,空乘的红利期也过了,这个职业已经跌落神坛,变成一份要求高、又辛苦、且普通的服务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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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思量

  对徐长卿来说,即便这份辛苦钱曾经挣得还算体面,但疫情结束遥遥无期,他等不起了。

  封控期间,赋闲在家的2个月里,徐长卿过得窘迫。

  物资最紧张的时候,家里只有一袋米,他托人买几包榨菜弄点鸡蛋就米饭吃,早上再把米饭加水煮成粥,后来又托人买了面,米面交替着吃。

  和朋友聊天时,听到他们说收到公司送来的物资、接到慰问电话,徐长卿心里不是滋味,开始反思公司这两年的管理和员工关怀。

  航班大量减少、工作和收入锐减的日子里,公司以增加绩效的名义,号召他们空乘参与地面工作。

  徐长卿所在的航空安全员岗位上,公司让他们协助地面当保安;他有同事被派到行政岗位协助工作,做PPT、整理资料;还要求他们背诵办公文件、讲话精神,休息时间打电话突击检查,检查不合格要扣工资。

  徐长卿不理解,民航局规定飞行人员不得参与地面工作,为什么不让专业人干专业事?他也看不出参与行政事务、背诵官方文件对提升飞行业务能力有什么帮助,那些份外之事,为什么要和本就可怜的工资挂钩,甚至如果不参加、不合格就觉得你工作不积极,上升到思想作风有问题。

  这让他心里不舒服、觉得不被尊重而寒心,他告诉南风窗:“我是喜欢飞行才进去的,但因为飞行之外的问题,导致我不喜欢干这个行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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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披星戴月上下班是徐长卿的工作日程

  他想过跳槽,但因高成本打消了念头。他算过账,重新面试、培训再试飞,前后大概需要20万,至少要1年时间,他同样耗不起。

  隔离在家的日子,徐长卿有更多时间思考自己的处境和未来,他意识到2年来,自己习以为常、被动忍受的事情有的“不对劲”“不正常”,他渴望得到理解和安抚:我们已经是疫情之下的受害者了,就不要再往脆弱的心上撒盐撒雪了。

  曾有朋友问他:飞了这么多年去过哪些国家?当时,徐长卿有些尴尬地回答:“如果我说我没有出过国门是不是会很丢人?”

  从前,他总觉得蓝天无限辽阔,但真正飞上去的时候,才发现自己能飞的天空原来这么小。

  他问自己:“要一直在这个坑里面不动了吗?”

  最后决定:“我还是走吧。”

  6月10日,上海解除封控后第10天,徐长卿拒绝挽留,办理了离职手续。

  上交证件执照的时候,他获准带走证件的外壳,这是他仅有的两样实物念想,另一样是陪他漫天飞的飞行箱,他说把箱子放在了家中衣柜“一个很好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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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长卿和同事们拖着飞行箱下班

  走出办公楼,徐长卿如释重负,觉得“整个人都轻了好多”。他又想着,好多同事、领导临走之前是不是要再去见一面,却又担心影响他们工作。

  更让徐长卿觉得遗憾的是,若是提前知道要离开,他一定会好好珍惜和享受在3月飞的最后一趟航班。关于那趟航班的记忆,如今已变得模糊不清,一切就这样戛然而止。

  徐长卿还是去看了看每次开航前会的地方,去了警具室,因为没有航班要飞,当时里头都没人,但平时,这里是他和同事彼此照面、打招呼的地方。

  他走的这一天,这里没有人和他说“出发了”,也没有人听他说“我走了”。

  徐长卿唯一有机会告别的是门口的光头保安,还没辞职的时候,大叔鼓励他继续干下去,担心疫情下他不好找工作;但听他说“辞职了”,这个大叔支持他“你走得对”。

  “走了干啥去?”大叔问他。

  “还没想好。”徐长卿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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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怀念的

  辞职出走,带不走的是工作执照,留得住的是回忆。

  郑倩是一个喜欢拍照、热衷记录的姑娘,离开之后,她也仔细梳理了在澜湄航空的痕迹。

  培训期间,为适应全英文的外航工作环境,她在笔记本上,红蓝黑三色字迹写了厚厚满满一本英文笔记;第一次单独占号位、独立飞行那天,她专门拍了张纪念照,她尤其记得且感谢那位严格把关、抽查她100道题的教员;没回家在天上飞的除夕夜,她们机组都收到了两位台湾(专题)机长的过年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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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倩

  严格来说,2019年入职的她,正式飞行时间只有短短半年,但她和父母说了一百多次“落地啦”,收到了2封来自乘客的表扬信,还拿到了年度优秀员工。

  2020年2月15日,郑倩还执飞了一次特殊任务。

  当时日本(专题)“钻石公主”号邮轮上爆发了疫情,多国港口拒绝邮轮靠岸,船上乘客下不了船,在海上漂泊。困顿之时,柬埔寨开放了西哈努克港,澜湄航空公司负责从西港接送旅客前往中转机场,帮助千名旅客回家。

  郑倩排上了航班,在前舱服务。

  当时她只有口罩护目镜,没有防护服,面对游轮上有潜在感染风险的乘客,她比飞普通的国际航班更紧张,但看到行动不便的老人,她和同事还是上前去搀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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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期间在国际航班执飞时,郑倩的防护装备三件套

  登机时,这些在海上游(电视剧)荡了2周的乘客,很多人都双手合十并弯腰对她们说“Thank You”;有的特意学了柬埔寨语中的谢谢,对她们说“噢棍噢棍”,有的甚至用更高级别、对长辈的敬语说“噢棍蹦”(谢谢您);有乘客眼泛泪花,激动地几乎要拥抱她们。

  当飞机的滚轮最终落在金边的地面,他们不约而同地欢呼起来,下飞机时,又是一轮情真意切的致谢。

  这些时刻让郑倩眼睛一酸:“一切都是值得的,我们让他们离回家更近了一步”。

  徐长卿的动情时刻源于一张纸条和一通电话。

  一次跨年航班上,他旁边坐着个年轻女孩,下飞机前,女孩在他的座位上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你们大家都辛苦了,每天飞来飞去的,祝你们全机组人员2栋2栋(2020)新年快乐,新年平安。

  在民航语言习惯里,“0”念作“栋”,女孩用融入他们的方式献上了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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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长卿收到的来自乘客的新年祝福

  “我们一直不被关注,突然有个人问候你会心头很暖。”徐长卿说,这张纸条他一直夹在本子里。

  徐长卿还遇上一位下肢做了手术的乘客一蹦一跳地扶着上客梯车,他注意到了就下去背他上来。事后,公司接到了这位乘客的感谢电话。

  徐长卿没有机会直接和对方沟通再言谢,但他很想让对方知道,这通感谢电话带给他的感动。

  空乘和乘客都是彼此的匆匆过客,但唯有这些被看见、被认可的声音,让他们产生心与心的连接,在专业服务之外,多了一份基于善意的暖,让他们在日常机械重复工作中能上一上精神润滑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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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长卿在航班上收到的玫瑰花

  离开蓝天和民航之后,再登飞机,郑倩不再是空姐,而是乘客,但民航人的职业习惯形成的条件反射并没有很快消散。

  要是前面有旅客堵着,她会不自觉地蹦出一句“先生您好,麻烦侧身让后边旅客过一下”,乘务员若是看到了会给她一个默契的眼神:“你也是同行?”

  要是提示灯响了,她也会条件反射般地抬头,看是哪个区域有情况;降落前的两声“叮叮”,她也会像在职时一样再检查一遍安全带……每次反应过来,郑倩常常被自己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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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倩参加了世界旅游文化小姐大赛并获得了季军

  徐长卿的民航生物钟还没校正过来,还是习惯昼夜颠倒;他还是会习惯性抬头辨认天上的飞机,看是哪个公司的什么机型,但他的外行朋友通常不在意,因为在他们看来都一样。

  还在天上飞的日子里,徐长卿最喜欢头等舱没有人的时候,那里的舷窗很大,视野更开阔。

  一个中秋夜,他看见月亮就在舷窗边朗照天地,巡航阶段,客舱灯暗,月光浓烈,大家在地上团圆,他就在天上赏月,一路送乘客平安落地团聚。

  当飞机安全降落,是徐长卿最安心的时刻,而这一次,他是真的落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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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开始

  离开民航是第一步,接下来去哪里,是更现实的问题,管毓润努力证明这一点:重新开始没有那么难。

  2019年,23岁的云南小伙管毓润还是东航一名空乘,2020年开始,他回到地面干了2年机场地勤,日常工作是政要服务,去年10月,他还接待过赴昆明参加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大使级外宾,但现在,他是新能源汽车的一名销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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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毓润喜欢在机坪看飞机、拍照

  今年4月6日辞职之前,他就找好了下家。他喜欢车,要干销售,最终去了比亚迪。

  收到录用通知,隔天他就辞了职,第三天他就去培训上班。他睡前记参数,路上听讲车视频,上抖音小红书积累客户,有了久违的亢奋。

  奇妙的是,尽管他发在两个平台的内容点赞常常只有个位数甚至0,两个账号加起来也只有5千粉丝,但他的第一笔订单就是通过这里成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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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毓润和第一个交车客户的合影

  4月30日,管毓润收到了转行后第一笔2万元的定金,他不假思索地报出了收到定金的精确时刻——12:37:41,在现场提车之前,他和买家完全没见过面,但他知道对方比他大1岁,在税务局上班,他说“我俩聊得很投入”,对方还帮他拉来了新客户。

  5月1日新店开业,这个看起来很安静的新人一鸣惊人,一天签了6个单,3天10个单,成了店里的销售冠军,这也意味着管毓润收入可观。

  他透露,5月份的工资,到手有1万还多了几百元,他的兴奋很有穿透力:“我的付出跟收入终于成正比了。”

  他对比了自己在疫情2年间在民航的收入,月工资最低时,他只收到2100元,只够还车贷月供,高的时候也就4000元,为此他不得不去服装店找兼职,打两份工。

  收到新工资那天,他请领导同事一起吃饭,那顿饭花了他2千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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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辞职转行后,管毓润拿到的第一份订单奖励

  管毓润进入了新的生活方式,他如愿迎着日出去上班,但晚上常常9点过后才下班;原来干地勤,他上二休二,现在他自愿一个月只休2个半天;相比之前按部就班地工作,现在每一笔单子都要靠他自己去挣,为此他“自愿加班”。

  同事们说他:明明是99年(出生)的,看着却像95、96年的,忙到都老了几岁。

  管毓润喜欢这种充实向上的感觉,说起民航,他的声音里是伤感,但说起卖车,他又像打了鸡血一样亢奋,只在最后透露出“忙和累”。

  重新出发的2个多月里,他最放松的是上月和同事喝酒吃烧烤,团队完成了目标,每个人都很开心,那晚他喝了三四两白酒、10多瓶啤酒,印象中,上一次他这么敞开了喝,已经是他还没毕业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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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毓润喝高了的一次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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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远方

  管毓润奋力卖车的日子里,郑倩通过专升本考试回到了校园。

  对大学生活,她始终有缺失的遗憾。

  还在专科学校念大一时,她就通过了航司招聘考核,早早出来工作,因此没有太多大学校园的记忆,但疫情给了她弥补的机会,她收到了学校的录取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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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倩在入学第一天换了身学生装

  就像时光倒流,一切真的回到了学生时代。

  重回校园第一天,郑倩穿上了更有学生气的白T恤和长裤;第一节课堂上,老师让每个人作自我介绍;上课了,她就坐在前排;她又像个学生一样,精打细算地生活,买东西会多想想“划不划算”……

  但有些对比突显出她的不同。

  同学多比她小3-4岁,同龄的朋友今年大多毕业,闺蜜年底就要结婚,而她重返校园,郑倩突然有了一种落差,而她就处在年龄和角色的裂缝之中。

  但她暂时不去过多地思考未来,享受当下。

  临近期末考试的一天傍晚,她骑着电动车在校园里遛弯儿,那天的日落很美,橘色的晚霞让她想起还是空姐的时候,在西哈努克港看到的最美日落,那时候海水氤氲,润着晚霞浓烈地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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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倩很喜欢西哈努克港的日落

  至于徐长卿,他已经踏上新的旅途。

  6月28日,辞职第18天,他迎着日出起了个大早,这一次他要离开上海去深圳,因为他收到那里的一个面试通知,那是个朝阳产业,他想去试试,即便不成,他也决心要在深圳好好找工作,为此,他收拾了很多行李。

  他的心情并不像天气那般晴朗,上海是他最熟悉的城市,这里有他的家人和朋友,离开上海就和离开民航一样,让他惆怅。

  他预感会离开上海很久,也许今年都没有机会再回来了。

  听他说要去深圳,从小带他的爷爷一遍遍地问:“你多久回来?”他懂爷爷的担忧,老人家已经88岁了。

  朋友为他饯行,祝他面试成功,出发时,一个最亲近的朋友专门来送他,徐长卿没想到,这个大老爷们儿没忍住,当着他面哭了。徐长卿抱了抱兄弟,说“等我回来”。

  航班受限,他没有飞机可坐,动车成了他最快抵达深圳的交通工具——要坐11个小时,几乎是他从上海飞新疆时长的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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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隔8年,徐长卿坐了11小时动车奔赴深圳

  他对铁路出行感到陌生,印象中他最近一次乘铁轨是8年前,那时候他去部队当兵,坐的还是绿皮火车,身边都是战友,为的是保家卫国。

  想到这些,他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8年后再坐铁路,竟是为了生活。”下一秒他补充说:“成年人的生活,没有办法。”

  动车上的车窗又大又方,像取景框一样把沿路的民房建筑、山水田庄、城市景观圈起来,徐长卿觉得就像在一帧一帧地看电影,还是一部有声电影。

  车里声音嘈杂,身边的座位上上下下换了好几波乘客,他们有的一个连一个地接打电话喊着“某总某总”、或是捧着笔记本电脑办公做PPT,还有人在电话里吵架,这些场景和声音,徐长卿不曾在飞机上见过听过,他没想到:“原来大家都这么忙。”

  11个小时,对徐长卿前所未有地漫长和难熬,他的手里没有工作,坐着睡了好几回,醒来一看时间,竟没过多久,他有些坐立难安。

  但所有列车都有它的终点站,每个人都有他的目的地和下一步行动。

  21:23分,夜色已浓,徐长卿站在了深圳这片热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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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长卿抵达深圳

  (文中图片均为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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