弦子诉朱军性骚扰案二审结束后弦子的自述

弦子诉朱军性骚扰案二审结束后弦子的自述

　　弦子诉朱军性骚扰案二审在8月10日于北京市一中院开庭。庭审结束后，弦子在法院外向前来支持她的人们再次念出了她在庭上的发言。

　　弦子在发言中说：

　　在2014年报警的时候，警察告诉我的父母，因为朱军的社会地位，我应该放弃报警。在2020年本案第一次开庭的时候，法院告诉我卷宗里的监控录像、笔录都无法调取。在2021年的判决书里，法院说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而我提供的证据不足。今天是本案的二审开庭，也可能是我的最后一次开庭，我已经在法庭上反复陈述过事实，这一次，我想向法院提问：

　　在封闭空间遭遇性骚扰的女性，她没能预料到性骚扰的发生，没有录音录像，没有与对方反抗扭打。

　　那她要怎么证明自己遭遇过性骚扰？她能否只能忍受这一切，假装这一切没有发生？

　　我无法自证自己的诚实，自证自己的痛苦。

　　21岁的我选择报警，25岁的我选择起诉，都是在向司法部门寻求救济，并相信作为一个公民，我理应获得公平。

　　我相信公安应该第一时间做出调查，应该妥善保存证据，依照法律给报案人回复；

　　我相信法院至少应该意识到在职场性骚扰的复杂性，意识到我与朱军、与央视、与公安存在权利地位的不平等，尽可能调查证据。

　　至少对封闭空间的指控人进行问询。

　　我想法院至少不应该像一审一样，听完双方的陈述，回绝调查的请求，就立刻作出判决。

　　我想说的是，司法系统并不天然具有权威，法院的判决并不一定就等于真相。当我们作为公民，向法律寻求救济的同时，也是受害者出于信任，将审判自己身体、审判自己记忆的权力交给了法庭上的陌生人。这份信任并不凭空而来，每一个手握权力的人，应该用自己的行动来挣得这份信任。

　　权力应该让弱者得到帮助，否则就不足为正义。

　　失败的结果固然使人痛苦，但需要接受审问的并不仅仅是我。

　　法律不由法条、文书、法官组成。法律由程序的正义、求真的探寻构成。法律的真义是否存在，取决于每个身处其中的人，是否抱有对公平与道德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