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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南大行其道 背后是知识分子整体退出公共空间

京港台:2022-9-1 00:50| 来源:一只猫的折叠花筒 | 评论( 29 )  | 我来说几句


司马南大行其道 背后是知识分子整体退出公共空间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该文节选自吴强博士时评节目-录于2022.8.25-文字版,略有删减,作者留德政治学博士吴强。

  01

  京派民族主义vs.海派民族主义

  我们今天谈的是大家都关心的最近司马南的案子,不光是司马南,背后是一群人。我们过去也讨论过,像金灿荣、陈平,还有他们背后的四月网平台,2008年以来四月网这个平台以及其老板饶瑾。但是这些人后来在上海有了新的合作伙伴,就是李世默的观察者网和得已传媒。

  其实我们在谈民族主义,两种民族主义,一种京派的民族主义,一种海派的民族主义。我们很早就谈过,当时影响也很大。当我们在谈司马南的时候,发现林SL从上海到北京,从复旦到人大,这个很有意思,人大越来越复旦化,复旦要比我们外界对它的印象,比上海这种开放城市其实更保守。

  上海的意识形态是非常保守的,大家不要以为上海的资本主义发达,没有,no,上海的资本主义非常保守,带有很强的官僚色彩。上海的官僚体制在过去几个月的疫情期间,大家都能看到它的底色。上海在计划经济时代,计划经济水平确实是最高的,这个传统一直影响到现在,一直存在,其实是最保守的。

  那么我们现在再谈谈司马南,他背后同样有一个上海背景的李世默。李世默我们很多观众,尤其是北美的观众朋友们熟悉,他在过去十年是个相当出风头的人物,在《华盛顿邮报》写过文章,在TED做过演讲,也有美国硕士教育的背景,回国后在复旦拿了个博士。所以他是一个相当海派的人物。

  那么所有这些人,包括司马南、金灿荣、饶瑾、还有李世默,他们已经是互相的沆瀣一气,就是京沪两地这些意识形态外围,尤其是他们以民族主义作为贩卖招幌,在过去十年大行其道——把一种排外主义情感加以精心的包装。更早追溯到2008年,但真正是过去十年李世默的加入,引入美国的背景,引入李世默自己对美国政治的理解等等,包括资本的运作,让这个平台还变得成熟。

  然后才推出像李肃、司马南等,本来李肃、金灿荣还算是学界中人,但是像司马南完全就是宵小之徒,江湖混子——说骗子可能不合适,准确说是江湖混子,从气功时代就开始混的这样一些人,在过去十年大行其道,甚至在十年之前的薄熙来时代也是大行其道,非常的机会主义,非常的政治投机,然后风生水起。

  他们确实是代表了过去十年中国的这种民族主义市场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他们很知道怎么样把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市场,以平台经济、以流量经济的方式(变现)。我们知道,流量经济是过去十年中国新经济的弄潮儿、主流。他们确实是在流量的市场、市场化的民族主义上面,是所谓的头部人物。

  这是一方面。

  02

  司马南们不是真左派,他们只是流量贩子

  另一方面,他们所贩卖的东西,说是左派,实则大谬。

  我们看到的所有的东西,包括大家对此的批评,其实他们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他们在中美之间穿梭,在美国生活,然后在赚中国人民流量的钱。那么他们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但又是在制造中美间的仇恨的一群煽动者。

  这种情形,在中国很容易把它归为左派,极左,其实在我看起来是不太对头的。

  我们在说他做平台经济,在说他这样一些排外主义特色的民族主义话语的时候,他们又是嵌入在全球化当中,嵌入在所谓的新经济、媒体经济、流量经济当中。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恰恰是一种与1930年代纳粹德国纳粹上升期间的小业主、小资本、小资产阶级所代表的纳粹、国家社会主义非常的相似。他们是反对大资本,反对阿里,反对联想,反对这些大资本,这跟当年纳粹时代的纳粹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这种反大资本,如出一辙。

  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当然不像当年的国家社会主义党,来宣称犹太人要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当时大萧条、为当时德国所面临的潜在的威胁负责,所谓的背后一刀,所谓他们主导着社会民主党等等这样一些阴谋论。

  相似,但是有不同。因为中国并没有犹太人,并没有这些。但是他们把类似阴谋论安放在所谓的大资本上面,他们以反资本的面貌出现,跟当年纳粹的反资本面貌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他们的反资本,主要是反大资本,以及反国际资本,但是他们自己却是这些资本的受益者;他们实际上是代表中国的小业主、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是有阶级立场的。这是他们与阶级意识模糊的胡锡进的最大区别。

  当然司马南们也代表着中国底层阶级的很多声音,他们的意识,他们在给他们做塑造、做洗脑,在这个意义上讲,对这种公众的市场营销化的民族主义,实际上是胡锡进的阶级斗争版。胡锡进总是把人民、江山挂在嘴边,并没有特定的阶级立场,还是一种泛民族主义的营销。

  胡锡进是最早这么干的,所以才能让《环球时报》作为《人民日报》的子报,大赚其钱,在90年代末就能够发行几百万份,甚至上千万份。我们都知道胡锡进作为一个曾经驻前南的战地记者,他从南斯拉夫解体之后塞尔维亚的市场化的民族主义当中学习了很多,就是学习了米洛索维奇的市场化的民族主义。

  而对司马南这些人,他们能有空间,能够变成有那么多粉丝、大赚其钱,其实是利用了中国的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在这意义上讲,他们是胡锡进的2.0版本。但胡锡进也不落后,胡锡进现在也很聪明,也平台化了,也流量化了。

  在话语上,司马南们实际上与胡锡进大同小异,都是满嘴的谎言,各种的矛盾,充满矛盾的话语。但是他们不在乎。我们知识分子很在乎逻辑的一致性,在乎理论的自洽性,在乎有一个根据说一句话,我们知识分子一定是这样。但对他们而言,完全无所谓,反而采用的是一种诡辩的方式,是一种迎合的方式,是一种胡说八道的方式。

  而这种方式,实际上是中国现在的公共话语的主流。当然这主流的背后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实际上整个公共知识分子群体,从公共空间退场、消声了,这才有这些人的空间、流量。

  知识分子实际上是没有声音的。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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