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澳洲总理如何将中国从“敌人”变成"伙伴"？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中国在没有澳大利亚的情况下已经过了几千年，毫无疑问，再这样做也没有问题。”
这句话是中国一位高级部长说的，似乎是对澳中关系现状的概括。
但这句话并不是最近才说的。远非如此。它是由时任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在33年前说的。
悉尼大学现代史教授詹姆斯·库兰（James Curran）告诉ABC全国广播网RN的《周六号外》节目（Saturday Extra）说：“我们似乎几乎完全忘记了，在[习近平主席]上台之前，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就已经像过山车一样了。”
库兰教授在一本新书《澳大利亚的中国征途：从欣喜到恐惧》（Australia’s China Odyssey：From Euphoria to Fear）中描绘了这种动荡的关系，这本书的开篇就引用了钱其琛的这句话。
他说，由于中国在过去几年里变得“更加自信和嚣张地展示其战略实力”，回顾一下这种关系是很重要的。
“当然，这完全是一个全新的中国，而且是一个我们以前从未遇到过的中国......但是，对于政策制定者和普通的辩论来说，了解这段丰富且复杂的历史是很重要的，因为现在的中国是从这段历史中走出来的。”
因此，以下是近几十年来澳大利亚部分总理如何同中国打交道。
惠特拉姆：新的方向
20世纪60年代是冷战的高峰期，对共产主义中国的忧虑充斥着澳大利亚政坛。
自由党总理罗伯特·孟席斯（Robert Menzies）警告说，“中国共产主义会向下推进”，共产主义可能会在亚洲蔓延。
库兰教授说，当时，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棒的且是最熟练的给人扣上共产主义分子帽子进行攻击的国家之一。事实上，[我们]比美国人更反对中国”。
但由于高夫·惠特拉姆（Gough Whitlam），这种情况几乎以闪电般的速度发生了变化。
高夫·惠特拉姆在1973年会见了毛泽东主席。(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 A6180, 10/12/73/11)
1971年，时任反对党工党领袖的惠特拉姆访问中国。他是第一批与共产党政府进行高层接触的西方领导人之一（惠特拉姆打趣自己“很高兴成为尼克松的探路者”，尼克松不久后也访问了中国）。
正如库兰教授在他的书中所总结的那样：“惠特拉姆决心打破冷战时期的恐惧和敌意，这种恐惧和敌意在之前的20年里一直笼罩着国民对中国的心理”。
1972年惠特拉姆上任后，他宣布澳大利亚将承认中国共产党政府并与之建立外交关系，这标志着两国关系的重大解冻。
1973年，高夫·惠特拉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时，舞蹈演员向他告别。(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 A8746, KN15/11/73/15)
1973年，他成为第一位访问共产主义中国的澳大利亚总理，宣称“澳大利亚正朝着一个新的方向发展”。
或者如库兰教授所说：“几乎在一夜之间，中国从威胁变成了机遇，从敌人变成了伙伴。”
弗雷泽：最出人意料
库伦教授说，在谈到澳中关系时，1975年至1983年自由党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Malcolm Fraser）是最出人意料的领导人之一。
“你不可能找到比弗雷泽更经典的冷战斗士了。这是一个在1971年惠特拉姆去中国时称他是‘满洲候选人’的人，”库兰教授说。
“然而五年后，弗雷泽在中国，提议与中国、美国和日本签订四边条约，试图对抗苏联。”
他说，弗雷泽最后“发表演讲说，‘在我们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意识形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国家利益’”。
霍克：从亲密的朋友到残酷的屠杀
库兰教授在他的书中说，工党总理鲍勃·霍克（Bob Hawke）“拥有前任总理们梦寐以求的与中国高级领导人的接触机会”。
1986年，鲍勃·霍克在访华期间抱着一只熊猫宝宝。
“他与和他对等的中国领导人的关系如此亲密，以至于在1985年，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在抵达珀斯机场后，在车上握着霍克的手。”
正是在这次访问中，两位领导人“缔结了后来成为两国经济关系基石的项目：铁矿石贸易”。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已成为澳大利亚的第三大出口目的地。
然而在1989年，这种关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在天安门广场大屠杀期间，中国政府残忍地袭击并杀害了数十名要求民主改革的示威者。
中国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露营数周，为民主而战。(Reuters: Dominic Dudouble)
库兰教授总结了霍克的反应：
“当读到一份报告所发生的可怕场景的外交电报时，[他]崩溃了，哭了。他不顾所有的官僚主义建议，做出了一个个人决定，即约两万名学生和其他来自中国的临时居民应该被允许留在澳大利亚。”
当时正值天安门广场大屠杀的余波，时任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说他的国家可以失去澳大利亚。
但是库兰教授说，密切的经济关系的基础意味着双方关系“迅速恢复”。
霍华德：贸易、贸易、贸易
在自由党总理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的领导下，两国之间的关系蓬勃发展。
库兰教授提到了1996年因台湾海峡危机而与中国领导人发生的“早期争吵”，但在那之后，一切都是为了一件事。
约翰·霍华德和江泽民在北京的一次会面。(Getty Images: Ng Han Guan)
“[霍华德]把商业利益和经济交流放在关系的首位，”库兰教授说。
“他对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江泽民基本上这样说，‘看，我们在文化、文明和语言方面是如此不同，在人口规模方面也是如此不同，我们要把这些纽带穿起来或连接起来是非常困难的。但我们可以做生意’。”
中国方面也同意了。
“霍华德当时面对的是一个仍在经济崛起的中国。它正在寻求国际认可。它仍然遵守邓小平的箴言：‘韬光养晦‘。它还没有露出民族主义的牙齿，“库兰教授说。
“而澳大利亚做得非常好。”
从1996年到2007年霍华德任期结束时，与中国的贸易增长了526%，中国已经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
陆克文：多管齐下
2007年，工党的陆克文当选为总理时，人们对两国关系的期望很高。
这是西方主要国家首次选出一位讲中文普通话的国家领导人，而且是一位对中国有着深刻了解和联系的人。
“陆克文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有着极其深刻的理解，”库兰教授说。
“然而，在他的领导下，这种关系的管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相当灾难性的。”
他称2009年是两国关系“可怕的一年”，包括力拓集团阻止中国国有企业中国铝业的投资、澳大利亚商人胡士泰（Stern Hu）在中国被捕以及陆克文对中国人权记录的批评。
库兰教授说，陆克文看到了“未来的问题”。(Getty Images: Andrew Wong)
但后来在陆克文的领导下，“两国关系得到了稳定”，他说。
他说：“这一主动性确实来自于中国方面。陆克文基本上赞同霍华德稳定关系的多项原则......他把商业利益和经济交流放在关系的首位。”
库兰教授认为陆克文 “对接下来的问题颇有先见之明”。
“他确实告诉美国方面，正如维基解密所显示的，‘我们将需要准备在必要时使用武力......我认为[中国]将变得更具侵略性，我们需要能够为此作出计划’。”
现在怎么办？
自2017年以来，以及在特恩布尔和莫里森政府的随后几年里，澳中关系急剧下滑。
一系列的针锋相对，包括斯科特·莫里森（Scott Morrison）要求对新冠起源进行独立调查，以及中国对澳大利亚重要的出口行业实施贸易制裁。
随着两国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当时的国防部长彼得·达顿（Peter Dutton）去年警告说，“澳大利亚的每一个主要城市，包括霍巴特，都在中国导弹的射程之内”。
根据库兰教授的说法，澳大利亚正在与一个与过去几年完全不同的中国打交道。
他在书中写道：“习近平在中国挥舞着最高权力，他的民族主义也很粗暴，这确实呈现了一个中国，与澳大利亚领导人和官员从1970年代到2012年接受的中国非常不同。”
但是库兰教授警告说，不要有“新冷战”的心态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口号和被媒体反复引用的只言片语”。
他说，将这种关系稳定为理性和明智的东西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挑战”。
“外交部长黄英贤（Penny Wong）说的就是这个稳定，”他说。
“但当然，[澳大利亚]的脖子仍然被中国经济胁迫踩着。”
他指出，“[贸易]限制仍然存在，有两名澳大利亚人仍然被中国当局任意拘留”，他把这称为“几乎是内置的障碍，阻止真正的进展”。
他预测，未来将是坎坷的，“就中国的行为和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态度而言，有些事情澳大利亚政府将不得不大声疾呼”。
“这个稳定的过程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认为它将充满跌宕起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