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二十大：四件商品折射习十年经济发展正反面

中共二十大：四件商品折射习十年经济发展正反面

　　2012年，习近平成为中共总书记，中国经济也逐步进入“习时代”——在他之前，1990年代总理朱镕基“趟地雷阵”，改革国企并塑造市场经济，打造了中国发展的新轨道；进入胡锦涛、温家宝主政时期，中国经济沿此轨道前行，体量膨胀四倍。

　　回顾最近的十年，从数字上看似乎是成功的，GDP增长超过一倍；但中美贸易战、科技战，甚至一场全球疫情，给中国带来世纪挑战。

　　今年10月，中共二十大即将召开，以此为契机，BBC中文采访专家，希望借由四种商品，深入经济发展的细枝末节，理解过去十年，从而一窥未来之路。

　　手机：制造业的正反面

　　正面：“世界工厂”与互联网大潮

　　“手机最能代表中国过去十年的经济。”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庄太量认为，它是经济高度全球化的产物。比如一台iPhone，美国研发，韩国供屏幕，日本供摄像头，台湾供芯片，最后在中国组装，再发往全球各地。

　　小小的手机蕴藏着中国的财富密码。1994年，时任中国副总理朱镕基革除汇率双轨制（两者相差超过30%），外汇黑市消亡，人民币大幅贬值，再加上廉价劳动力，中国参与国际分工优势明显。

　　7年后中国加入WTO，全面进入世界贸易体系。此后经年，“世界工厂”蓬勃发展，2016年高峰时，中国生产了全球74%的手机，是“中国制造”的代表。

　　附着在手机上的移动互联网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十年，得益于3G、4G发展和智能手机的普及，移动互联网的大潮兴起。

　　“它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庄太量举例，十年前很多中国人甚至没有银行账户，但现在超过十亿人已快速实现金融普及。

　　打开一个中国人的手机，每个App背后几乎都是千亿级大企业——滴滴出行、微信、淘宝、京东、美团，等等。

　　这些企业蹿升的速度更令人咋舌——拼多多成立三年即赴美上市，估值超过1500亿元；趣头条从成立到上市，甚至只用27个月。

　　对中国来说，这些财富故事，虽然疯狂，但并不陌生。1978年开始，中国挣脱计划经济的枷锁——从“小岗村”到“深圳特区”，对旧秩序的冲击和突破，为中国不断赢得时代红利。

　　反面：劳工权利与环境代价

　　有潮起，就有潮落。

　　智能手机从方兴未艾到逐渐萎缩，也发生在过去十年间，中国智能手机出货量在2015年达到5.22亿台的峰值后逐渐回落，2022年预计已经萎缩到十年前的水平。

　　如果仔细计算，中国造手机赚不了什么钱。以iPhone7为例，根据IHS Markit公司统计，每卖出一台iPhone，苹果的毛利达283美元，美国和日本供应商拿到68美元，台湾拿到48美元，中国作为组装厂只能拿到8.46美元。即便这点利润，在中美贸易战后，其中不少还转移到越南和印度。

　　手机已算中国制造中的“高精尖”产品，更多传统制造业利润更薄，模式更粗放，带来的环境负担更加沉重。

　　2014年9月30日正午，24岁的富士康工人许立志，从17楼纵身跳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的离开提醒世人，那些在流水线上组装手机的年轻人，境遇并不好。

　　许立志还是位诗人，他如此描写自己的青春——“眼睁睁看着它在你怀里/被日夜打磨，冲压，抛光……”他的诗句提醒决策者，虽然经济起飞，但低水平重复劳动，不仅无法构建伟大的经济体，还会消耗年轻的灵魂。

　　许立志死后第二天零点，他此前设置好的新浪微博定时发出，只有四个字——“新的一天”。这条微博直到今天还有人不时造访，留下只言片语。

　　互联网上的创富故事，在过去两年似乎也发生了根本变化。

　　几乎没有预兆，2020到2021年，针对互联网巨头的反垄断调查，颇为戏剧性地拉开大幕——马云在公开演讲中对金融监管者“开炮”，随即蚂蚁金服在上市前夕被叫停；滴滴“先斩后奏”赴美上市，一周内就被审查、下架，不到半年即遭退市；此外，阿里收到182亿巨额罚单，腾讯被停发游戏版号。

　　中国新经济似乎从“破坏藩篱”进入了“重建秩序”的时代，监管替代改革，成为主题词。

　　不过庄太量提醒，无论互联网、教育培训和房地产，政策要留有余地，管一定要管，但不能一管就死，政策没有回头性的伤害太大。这是过去十年的一个教训。

　　新能源汽车：转型升级的正反面

　　正面：“脏活累活”少干

　　2015年5月，中国政府宣布一项雄心勃勃的产业升级计划“中国制造2025”，目的是“脏活累活”少干，“难而赚钱”的活多干。该计划选取十个领域，无一不是科技前沿、潜力巨大的领域，新能源汽车就是其中之一。

　　有分析师测算，汽车通过带动效应，对中国GDP增长贡献率达到了10.41%；而在汽车行业巨变过程中，中国希望从德美日的跟随者，实现弯道超车，变为领跑者。

　　另一方面是战略考量，中国电动车巨头比亚迪总裁王传福说，中国70%石油依靠进口，其中70%要经过马六甲海峡，70%石油用在了汽车行业。“这三个‘70%’会死死卡住我们的脖子，很容易被人切断，而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发展新能源，减少对石油的依赖。”

　　中国扶持的方法也很直接——补贴。根据中国媒体测算，在12年间政府向新能源汽车行业补贴了1500亿元。最终成效颇为显著——2012年新能源汽车仅销售12791辆，2021年销量突破352万，增长270多倍。中国也在2015年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第一大市场，并保持至今。

　　反面：中美贸易战的冲击

　　“中国制造2025”中所列行业或多或少都得到政府的资金和政策的扶持，在崇尚自由经济的国家看来，这种模式不可接受。实施三年后，该计划激怒一个实力强劲的反对者——美国。

　　2018年，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通过“301法案”，对中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中国随即“被迫反击”，随着双方不断加码，关税最终几乎涵盖所有商品。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打了一场世纪贸易战。

　　美国并不避讳原因，在2018年8月加征第二波关税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了279个关税项目，直言因其受益于“中国制造2025”。之后在谈判桌上，美国也提出条件，要求中方停止对“中国制造2025”的补贴和支持。

　　这些关税，横亘在两个庞大且互相嵌入的经济体间，历经总统换届和新冠疫情，至今仍未消散。

　　庄太量认为，过去十年，中国外部在经历一个“大周期”，即中国崛起引发美国打压，中国经济总量触及美国的三分之二时，爆发贸易冲突，可以说是历史必然，这个过程中国比较被动。

　　“当然，必然中也交织着偶然，如果不是特朗普，外部挑战可能来得不会这么快。”

　　关税之外，贸易战还以各种禁令的方式持续升级和蔓延，演化为科技战，甚至某种程度的中美脱钩。比如，当美国下达对华为的芯片禁令后，其手机业务瞬间缩水。

　　“未来10年，中国很不幸将会陷入地缘政治博弈的严酷环境当中，而且将影响到所有方面。”安邦智库创始人陈功认为，地缘政治以及伴随的民族主义情绪，未来可能会有支配性影响力。

　　房子：金融风险的正反面

　　正面：拉动内需，建造城市

　　“用一件商品代表过去十年，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房地产，”陈功认为，房子凝聚了中国人的喜怒哀乐，中国经济的成功与失败都与房地产有关。

　　房地产上游有建材、化工、钢铁、工程机械，下游家电、家具、装修等，涉及行业多，成为拉动中国内需的关键。1998年朱镕基就任总理四个月后，中国正式结束福利分房，开启住宅商品化时代。

　　中国房地产开发沿袭香港卖“楼花”的模式（预售制）——向银行借贷数以亿计的资金买地，之后几个月内就开盘售楼，收回资金后，再买更多的地，借更多的债，开更多的盘。

　　城市大规模建设、经济增长，地方政府也在这一过程中大举卖地，充实财政；居民买房炒房，实现资产增值，似乎实现了一个难得的多赢局面。

　　2016年，这种模式几乎到了巅峰。彼时中国开启一轮棚改货币化，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再次量价齐升，房企们通过激进的高杠杆操作，搭上政策的东风，瞬间膨胀，也将恒大老板许家印推上中国首富的位置。

　　反面：明斯基时刻

　　但房地产市场的另一个特性也逐渐显现，随着楼市走高，无论企业还是居民，都在大举借贷，风险不断累积，像一个内部翻滚的压力锅。

　　当资产带来的收入不足以支付利息，一些房企甚至个人只能进行借新还旧的“庞氏骗局”式融资，压力达到峰值，随时可能爆炸。

　　而一旦“暴雷”，背负巨额债务的购房者，无力消费，经济陷入停滞，30年来发生在日本的恰恰是这一幕。

　　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经济学系讲座教授、亚洲开发银行（ADB）首席经济学家朴之水（Albert Park）认为，中国经常通过积极扩大国有银行的贷款来刺激经济，实现高目标增长率。这些资金大部分进入了房地产行业，加速了杠杆过高的开发商的建设活动，导致房价快速上涨。朴之水称其为“不惜代价地增长模式”。

　　泡沫破裂的刹那被称为“明斯基时刻”，2017年，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官员口中，似乎预示着地产盛筵的终结。

　　中国楼市也在此后迎来了决定性转变——从拉动内需的火车头，变为防范风险的监管对象。

　　打压楼市的政策随之加码，2020年中国对重点房企融资提出“三道红线”，对金融机构提出房地产贷款限制，至此天平终于倾斜。

　　沉疴下猛药，副作用也很强。几个月内，高杠杆运作的100多家房地产企业，相继出现债券违约，资金链断裂，甚至倒闭，“烂尾楼”成批出现。到了2022年，数百个楼盘的购房者在网上联署声明，宣布“烂尾楼”若不复工，将不再缴纳贷款。这波“停贷潮”也成为地产时代走向衰落的悲剧注脚。

　　朴之水认为，这一过程体现出中国正在努力转变不惜代价的增长模式，即使在经济放缓时，也有意识地避免过度信贷，甚至会允许过度杠杆化的开发商破产。

　　口罩：疫情下经济的正反面

　　正面：疫情后快速复苏典范

　　2019年末，中文互联网流行一句话——“2019年是过去十年中，最差的一年，也是未来十年中最好的一年”。

　　当时，这句话被很多人批评为耸人听闻，但回头来看，似乎一语成谶。因为一场疫情，中国经济进入了全新的历史阶段。疫情三年，中国经济的跌宕起伏，直追改革初期的动荡年代。

　　口罩作为疫情下亟需的商品，最能体现这种动荡。

　　2020年一季度，中国首尝疫情苦果，经济出现40年来罕见的萎缩。疫情之下，急需的口罩产能却萎缩到平日的60%，仅1000多万只。甚至在1月底，还需要紧急进口5600多万只。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到当年二季度，疫情被快速控制，经济已经由负转正。此时，疫情中心转移到其他国家。口罩也在此行列，根据海关数据，2020年3月份至年底中国出口2242亿只口罩，相当于为中国以外全球每个人提供近40个口罩。

　　数据背后是中国制造业迸发出的惊人能量。众多与口罩毫不相关的制造业企业转战这个领域，比如深圳的比亚迪，用了17天实现口罩量产，两个月后，这个造车巨头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口罩生产商。

　　不仅口罩，整个中国贸易形势都一片大好。2020年下半年，中国的外贸形势止跌转涨，出口增长远超预期。在如此高增长的基础上，2021年中国外贸继续高歌猛进——全年出口21.73万亿元，增长21.2%。贸易战三年及新冠疫情爆发两年后，中国贸易规模全球占比反而达到了历史峰值。

　　反面：坚持“清零”的代价

　　再次令人没想到的是，2022年，经济形势再次出现反转，中国成为全球唯一还在“清零”的主要经济体。多数国家已经选择与病毒共存的情况下，海外需求开始回升，中国的封控措施却导致供应链不断遭受打击。再叠加房地产行业和消费市场的低迷，中国经济陷入困境，2022年二季度GDP（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仅增长0.4%，几乎停滞。

　　令人担忧的是，这种防疫政策上的巨大落差，导致了中国与外界的长期隔阂。

　　疫情期间的一系列事件，让“开放”还是“闭关”成为关注焦点。

　　2020年5月，中国提出“国内大循环”路线，即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一方面，中美关系恶化，压制了中国企业“出海”之路，比如TikTok在美国屡遭调查，华为也被多个西方市场排除。

　　另一个背景是，中国在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面临争议，支持者认为，一带一路促进GDP，提高中国联通世界市场的能力，提供给发展中国家加速基建的机会。反对者里，有的认为这是“赔本买卖”，不如把资金投入国内发展；外部的声音则认为中国在搞经济帝国主义，设置债务陷阱，以获得战略性资源。

　　“过去十年，最成功的决定和最糟糕的决定，都是一带一路。”陈功认为，一方面，2013年之前世界对中国知之甚少，中国对外影响力有限，今日即使对中国有各种看法，但你没法否认，中国已经成为最受瞩目的国家之一，大量中国资本走向世界，非常活跃，没有一带一路，不会出现如此经济景观。

　　陈功也强调，一带一路制造了众多麻烦，比如很多项目产生的副作用，中国还未学会如何参与世界市场，就急于改变它，这不可能不出现问题。

　　过去与未来：庞大国家的缓慢脚步

　　再次回顾过去十年，朴之水认为，那是中国经济的一个成熟期，而且不乏亮点，比如过去十年中国基本消除绝对贫困，对于13亿人口大国而言是“真正了不起的成就”；同时，中国保持住制造业大国地位，还在人工智能、5G、高铁等关键技术领域走到世界前沿。

　　但朴之水也认为，过去十年做错的是，重新强调国家主导的增长，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加强，对私营企业的不断监管，这有可能降低与高度竞争相关的经济活力。

　　已故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说，“一个大国的崛起，意味着新的利益调整周期的开始。”过去十年，中国显然已经进入这样一个周期，但展望未来十年，没人能预言，这种调整的速度和烈度，将如何冲击这个国家。

　　着眼未来，庄太量认为，“我们要想到，政治上没有永远的敌人，所以大门不能关上，无论如何都要开门发展，如果得不到外部的信息、资源和人才，再大的国家也会衰落，美国也一样，更何况中国。但要清醒地看到，中国跟西方的关系再也不会跟以前一样，这是结构性改变。”

　　陈功补充称，地缘政治博弈会使中国经济增长大幅度放缓，估计平均年增长率在3%-5%左右。中国经济总量依旧很大，但“它的脚步会愈来愈沉重”。

　　朴之水则颇为乐观地认为，中国不可能落入中等收入的陷阱，它有足够的增长动力成为一个发达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