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治下的中国，做生意要先“跟党走”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在担任中国领导人的第一个十年里，习近平经常大谈经济改革开放的重要性，尽管他已将国家推向了截然相反的方向。周日，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上发表讲话，阐述自己的雄心壮志时，对改革开放几乎连口头上的承诺都未做。
人们预计习近平将在中共二十大本周闭幕时破天荒地获得领导人的第三个任期，他在将近两小时的讲话中只三次提到市场改革，略去了更长的书面版本中十几处有关其他方面的内容。他反而把注意力集中在国家安全和反腐败问题上，称赞了中国在航天和超级计算机方面的项目，并承诺让社会主义和公共部门在经济中发挥更大作用。
在确实提到市场时，他使用了既有说法。他赞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同时也提出理由说，中国经济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中国正在习近平领导下走回头路，回到由国家控制的经济制度下，要求企业按照中共制定的目标行事。推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利于商业发展的自由市场改革已被搁置，取而代之的是国家优先政策。
习近平的许多标志性政策对经济产生了阻碍作用。遏制新冠病毒传播的限制性政策动摇了消费者和企业的信心。作为就业和家庭财富主要来源的房地产市场已陷入危机。中国以更负责任发展的名义打击了快速增长的行业后，年轻人失业率已达到了创纪录的20%。
中国国家统计局无限期推迟了原定于周二发布的最近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此举可能引发人们对经济放缓程度的担忧。
商业气候已变得非常严酷。曾被视为领先世界的互联网公司现已受到多个政府机构的束缚。包括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在内的亿万富翁们或销声匿迹，或在批评了政府后被打入冷宫或关进监狱。
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涌入中国市场的外国公司正在受到监管机构的阻挠和民族主义抗议活动的抵制。随着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都被迫遵循中共政策，国有企业正在占上风。
中国欧盟商会会长伍德克(Joerg Wuttke)说，中国经济现在变得更加对内，中国市场更难以进入了，而且深受习近平“意识形态色彩”的影响。
“这不是我在过去30年里逐渐习惯的中国，”自1993年以来一直住在中国的伍德克说。
30年前，中国当时的领导人邓小平对南方沿海城市的巡视引起了全国关注，那次南巡是为了争取人们支持经济改革。在邓小平向世界开放中国承诺的鼓舞下，大批年轻人涌入大城市寻找商机。
1994年，文开福辞去他在江西省一所中学教书的工作，来到中国首批经济特区之一的深圳，为一家显示器制造商工作。 2004年返回江西老家后，他创办了合力泰科技，生产智能手机上使用的那种触摸屏。
随着小米和其他中国手机制造商的蓬勃发展，合力泰也日益兴荣。2014年公司上市后，文开福以41亿元人民币的财富登上了中国富翁排名榜。
与许多遵循政府“走向世界”指示的中国公司一样，合力泰制定了更大胆的扩张计划。公开募股后，合力泰收购了七家中国零部件制造商，在加州和欧洲建了工厂，还承诺在印度开设工厂，并做出了提供6000个工作岗位的保证。
“我们的目标不是成为地区第一或中国第一，”文开福在2017年的一次颁奖典礼上说，“我们的目标是世界第一。”
然后，习近平的优先事项发生了变化。2018年，北京在全国发起了打击民营企业过度借贷的行动。合力泰有10亿美元的贷款，而且没有多少再融资的选择。公司股价暴跌，文开福的财富也随之暴跌。中国证券监管机构对他未能偿还债务的情况进行了调查。
而国有企业——习近平称之为“我们党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在很大程度上不受债务打击的影响。
国有电子元件制造商控股公司福建电子信息集团出手拯救合力泰。它在2018年以大约4.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合力泰15%的股份和控制投票权。
剑桥大学商学教授、《毛泽东与市场：中国企业的共产主义根源》一书的作者孟睿思(Chris Marquis)说：“要拥有强大国有制企业的思路早已有之，但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加速了。”
普华永道的数据显示，从2019年到2021年，国有企业收购了110多家中国上市公司，价值超过830亿美元。此类收购在习近平2012年上任之前并不多见；此前，国有企业在经济中的份额一直在下降。
在福建电子投资之后，合力泰成为习近平在2020年讲话中设想的“把民营经济人士团结在党的周围”的一个例子。
合力泰被招募参与了中国全国性的口罩生产闪电战。公司新成立的党委受到鼓舞，牵头开展党建活动和党史课，员工经历了“爱国主义教育的洗礼”。按照习近平的乡村振兴战略，合力泰今年夏天在福建电子的帮助下，投资超10亿美元建设了一个新的工业园区。
去年文开福正式从公司离职时，接替他的是福建电子的党委委员黄爱武。
合力泰和福建电子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在周日事先准备好的讲话中，习近平强调了确保“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的重要性。他还用标准的共产党故弄玄虚之词宣布了“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性。
但对于外国企业来说，中国的选择现在很明确：在争夺中国市场准入的过程中，国有企业占据了优先地位。
2018年，与中国金融支付公司连连数字合资的美国运通获准成为第一家在中国运营支付网络的外国信用卡公司。这时距离世贸组织裁定北京支持国有的中国银联“非法垄断”已过去六年，中国银联控制了中国90%以上的借记卡和信用卡支出。
从一开始，美国运通就与习近平的议程背道而驰。据两位知情人士透露，最初，美国运通曾提议与腾讯合作，腾讯是北京打击强大科技公司的目标，而中国央行鼓励与规模小得多的连连结合。考虑到政治敏感性，这两名知情人士不愿透露姓名。
美国运通默认接受了这个提议。当这家合资企业于2020年6月开始运营时，美国运通首席执行官斯蒂芬·斯奎里称赞这是“我们长期增长战略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是一个“历史性时刻”。
美国运通发言人弗里茨·奎因表示，该公司认为连连是“最佳合作伙伴”，因为两家公司“有着悠久而富有成效的合作历史”。他还说，公司为合资企业正在“取得的进展感到自豪”。
很快，这家名为“连通（杭州）技术”的企业与国有金融公司的合作遇到了困难。知情人士说，它依靠国有银行发行新卡，但一些银行怕令银联不快而限制发行运通卡。
知情人士说，与此同时，银联还试图利用美国运通在中国的雄心来推进自己的全球战略，讨论在各自的支付网络上接受对方银行卡的协定。美国运通的奎因说事实“并非如此”，但未做详细说明。
政治和商业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迫使一些外国公司在是否遵守中国规则的问题上做出艰难的决定。
在中国运营的互联网公司必须遵守越来越严格的主动审查内容的规定。拥有中国客户的海外科技公司必须将用户数据存放在中国。任何对中国的台湾和香港政策或人权记录的批评，都会遭到严厉的谴责和网络暴力。
它迫使企业做出选择：将全球业务区分成两部分，或者大幅缩减中国业务。
斯特兰蒂斯与国有的广汽集团合资生产吉普车，最初希望增加在合资公司中的股份。但这家荷兰公司表示，中国官员没有批准该计划，该计划意味着中国工人的工作岗位将减少。7月，斯特兰蒂斯决定解散合作伙伴关系。
斯特兰蒂斯首席执行官卡洛斯·塔瓦雷斯表示，这家中国汽车制造商违背了自己的信任，“政治压力”正在影响其前合伙人的决策。
“作为一家在中国的西方公司，我们开展业务的方式受到越来越多的政治干预，”他告诉《金融时报》。“政治议程每天都在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