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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在面临即将到来的第四危机

京港台:2022-11-26 05:16| 来源:上报 | 评论( 55 )  | 我来说几句


中国正在面临即将到来的第四危机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宋国诚评论文章:根据2021年中共《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在中国已经有16个省份的常住人口出现负增长。2020年中国人口淨增204万人,到了2021年,中国人口仅仅淨增48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低至0.34‰,这意味中国人口总数量已非常接近峰值,几乎等同于“零人口增长”。从人口演进来看,中国每年淨增人口在2000年首次跌入1000万人区间,2005年跌入700万人区间,2010年跌入640万人。人口专家提出警告,中国大陆人口“零增长”甚至“负增长”时代已快速提前到来,这将成为中国即将来临的重大灾难。

  彭博新闻专栏作家佛格森(Niall Ferguson)的估算,在“最佳状况下”,中国人口预计在本世纪结束时会萎缩五分之一;在“最可能”的情况下,中国人口本世纪结束时将减少46%,降7.71亿人;而在最糟糕的状况下,中国人口将锐减近三分之二,这意味中国已经出现巨大的人口危机。

  中国人口危机的四条锁链──第一链:超低生育率陷阱

  以反映妇女一生生育子女总数的“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 TFR)为标准,一般而言,TFR至少要达到2.1,才能达到世代更替水平(一般为2.0),才不致使人口总数随著世代更替而下降。当TFR低于1.5甚至1.3,人口学上称为“超低生育率陷阱”;之所以称为“超低生育率陷阱”,是因为人口是一种“慢性变量”,其变化趋势通常以“温水煮蛙”的情况来显现,往往在人口负增长持续20之后,才以“后见之明”的方式,提出有效的人口增长刺激政策。

  实际上,中国早在1990年代就已出现人口负增长的惯性趋势,但是在“低更替水平”已持续近30 年之后,中共当局依然固守掩盖事实、造假自欺等等“虚荣误国”的作风,刻意忽视人口危机的趋势与惯性,进而失去面对和解决人口负增长的时机。

  据统计,2000年中国的TFR为1.22,10年之后(2010年)的TFR降至1.18,在此后的3年中(2011-2013年),TFR落在1. 04、1. 26、1. 25,显示中国已经掉入“超低生育率陷阱”,进入“萎缩经济”的年代。再依据“第七次人口普查”(七普)最新的统计,2021年中国TFR为1.162,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的2.0,许多研究已经得出结论,2021年总人口14.126亿可能已是中国人口的峰值,中国总人口将在今(2022年)进入负增长时代,到本世纪末,中国总人口将降至8亿甚至6亿以下。

  第二链:年轻世代的“三不政策”

  过去20年来,中国妇女未婚比例不断提高和“一孩”生育水准不断走低,是这道“超低生育率陷阱”的特徵。

  由于教育水准的提升、结婚成本的上涨、就业难度升高、职场竞争加大、婚姻观念变化等等因素,2020年中国人平均初婚年龄上升至28.67岁,其中,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为29.38岁,女性为27.95岁。相较于10年前,2010年的平均初婚年龄为24.89岁,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为25.75岁,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为24岁,10年间,平均初婚年龄推后了近4岁。另据中共共青团2021年10月针对未婚青年进行的调查显示,约有三成表示未来不会恋爱也不会结婚(不婚不恋),其中女性比例高达70%。

  除了这种普遍存在的“不婚不恋”现象之外,还有“二不”,也就是“不孕”、“不生”,即使在婚姻关係中也不愿意怀孕,即使怀孕也不愿意生育。据统计,中国每年人工流产多达1300万人次,这还不包括药物流产和在未注册的私人诊所进行的人工流产数据。

  面对人口锐减的危机,中国开始逐步放开计划生育政策,从“双独两孩”(双独家庭生两个孩子)放宽至“单独两孩”。2021 年5 月31 日,中共再推出所谓“三孩政策”,也就是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孩子。但“三孩”显然抵不住青年世代的“三不”。实际上,中国实施了35 年之久的“一胎化政策”已经产生双重的约束作用,一是长期以来对生育行为的排斥与限制,“超生”成为一种政治罪恶;二是“一个恰恰好”的低生育观念深入人心,形成普遍的生育态度和观念定势。另一方面,“三孩”政策的推出为时已晚,中国生育率反弹的时机已经丧失,“超低生育率陷阱”已无法挽回,其内捲化、固态化和刚性化的特徵已成常态化。

  依据凯恩斯经济学(Keynesian economics)的“有效需求理论”,人口减少将导致有效需求下降,储蓄和资本积累短少,进而导致产业萎缩和失业率提高,不利于经济的稳定增长。日本(专题)自1990年代以来由于人口减少而导致经济低迷,是为显例。在“超低生育率”的重压之下,中国未来至少将面临三大后果性危机:经济增长加速下滑、消费萎缩和总体资产的贬值。

  第三链:“大国空巢”的来临

  依据国际统一标准,65岁以上的人口在全国人口的比例超过7%,就表示该国已进入人口老化阶段。截至2019年,中国的老年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达到12.57%,远超过老龄化标准的7%;又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对中国人口发展趋势的预测,到了2050 年,中国的老年人口将达到3.31亿。

  依据中国《民政部》2022年10月发表的数据,截至2021年底,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2.67亿,占总人口的18.9%,预计“十四五”时期老人人口总量将突破3亿人;《民政部》也指出,所谓“空巢长者”,也就是没有与子女或亲属共同居住生活的老人,已经超过老年人口的一半,在部分大城市和农村地区,“空巢长者”比例甚至超过70%。换言之,中国已存在大量长者面临居家养老的不便或困难,甚至隐藏极高的安全风险与生命威胁。

  第四链:人口红利的下降

  由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化所带来的“人口红利”的流失,也就是人口老化结构所导致劳动力供给的短缺,将是中国未来最大的危机之一。“人口红利”并非由人口总量所提供,而是由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所决定的,它是通过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国民储蓄的扩大、人力资本成本效益的提高等等正向要素所实现的。随著人口老化,老年负担比重将大幅度提高,其直接结果就是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下降,劳动力的负担加大。依目前的估算,中国在2030年以前,劳动力负担将超过50%,人口红利已出现下滑和萎缩。

  随著老年人退出生产行列,中国劳动人口的高峰已在2017年达到7.58亿人并开始反转下降,这意味“人口红利期”已在2020年提前结束,到2050年,中国15-64岁的从业人员仅剩6.4亿人左右,年均递减率超过0.5%。在宏观生产技术没有大幅度提高之下,必然造成经济增长缺乏劳动力的必要支持。换言之,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人口红利)必将告终;在劳动供给减少、以老年负担为主的劳动负担加重的双重因素之下,中国的经济必将遭遇严重停滞和下滑的危机。

  另外,在劳力短缺之下,中国大陆庞大的制造业将迎来“高工资年代”,企业成本的提高将导致生产减少、出口锐减、外贸萎缩和财政赤字;在资金短缺之下,最终连带导致医疗保险与养老基金的失血,甚至破产。

  中国将从“崛起”走向“萎缩”

  在“四条锁链”的紧勒之下:超低生育率陷阱、年轻世代的“三不政策”(不婚、不孕、不生)、人口结构老龄化、人口红利的下滑,中国将告别“人口大国”的地位;在巨大而无可避免的人口危机之下,中国将由“崛起”走向“萎缩”,习近平(专题)的所谓“中国梦”也将坠地碎裂、完全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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