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政变两年...专访被军方性侵的记者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2023 年 2 月 1 日，缅甸政变两周年。如今，缅甸社会的运动能量渐渐沉寂下来，77 岁的缅甸民主领袖翁山苏姬被判 19 项罪名全部成立，总计 33 年刑期，被软禁在首都奈比多。在大城市里，人们继续努力工作对抗通货膨胀、适应停电和爆炸声。但在边境地区，战火依然不断，部分当初在大城市抗争的示威者选择加入民地武装组织，或加入由平行政府民族团结政府（NUG）成立的人民防卫部队（PDF），坚持与军政府对抗。缅甸政治犯援助协会（AAPP）统计，截至 1 月 31 日，军方已逮捕 17,572 人，杀害 2,940 人。
《转角国际》跨国专访两位缅甸记者，分别是仍在仰光报道的记者 Paul（化名），以及已经逃离军政府、如今人在泰国清迈的记者 Ye Mon。这两位记者基于各自的考量，而有了不同的选择，留下的 Paul 时时刻刻面临被逮捕的恐惧，飞到清迈的 Ye Mon 虽然逃离了恐惧，却也带著军政留下的伤痕一起离开。身为记者，留下与离开的选择，以及要付出的代价是什麽？
“『如果他们拒绝回答我们的问题，我们就会性侵他们——女人和男人——然后杀了他们。』虽然这可能是随意的谈话，但很明显士兵们是在威胁我。 我读过很多士兵性侵拘留者的报道，但我从没想过这会发生在我身上。”
这是缅甸独立媒体《Frontier Myanmar》的记者 Ye Mon 在 2022 年 9 月 16 日以真名写下自己被军方拘留、性侵的经历。这段痛苦的经历，让他想要逃离缅甸，甚至让他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但他挺过来了。如今，他和妻子、儿子已经到泰国清迈生活，继续报道缅甸的故事。
缅甸在 2021 年 2 月 1 日政变，那时的 Ye Mon 以为这场政变很快就会结束，却没料到这是军方策划已久的政变，且翁山苏姬领导的政府似乎对此毫无准备。不久，军方很快便祭出《刑法》第 505（A）条，任何人只要发表任何有关政变或军政府的不合法（illegitimacy）的评论，都将被视为刑事犯罪。当时，基于人身安全，许多记者已经计划要离开或已经离开缅甸，因为在已经难以容下质疑、批判的大环境里，记者们持续被跟踪、被拘留、被逮捕，被杀害，在第一线揭露军方暴行的记者无疑成为军方首要针对的对象。
Ye Mon 解释，在缅甸，军方能完全掌握记者的个人资料，除了因为军方拥有很多线人，也因为他们拥有记者的资料库。在 2011 年，缅甸记者必须把详细的资料交给政府，才能去参加记者会和国会。“我想，这是我们的错。”他说记者不该把资料交给政府，而且他们也从没料到会再度发生政变。
当时，在发生政变的一个月后，军方就开始到 Ye Mon 的旧址找他，最后还真的找到了他的住处。他意识到情况有些不对劲，于是在透过一些管道发现自己不在机场的黑名单上后，他申请了泰国签证，并于 2021 年的 10 月飞往泰国。但是没过几个月，他收到了亲友病重的消息。尽管知道回去有一定风险，但他认为如果军方让他出境，那麽再入境应该就不会有太大问题。
因此，他的飞机在同年 12 月 12 日从泰国起飞，并于晚上 8 点降落在缅甸机场。
回到缅甸的勇气与代价
以下主要引述以及整理 Ye Mon 在《Frontier Myanmar》写下的经历。
抵达后，他形容机场当时非常安静。他到柜檯登记，决定最后要在哪里隔离。一开始，他和移民(专题)官员的互动都很正常，但没过多久全副武装的警察走了过来，把他带到房间的角落，开始质问他：是不是写过反军方的文章？是不是和平行政府民族团结政府（NUG）和其人民防卫部队（PDF）有联繫？知不知道自己已经违反《刑法》第 505（A）？
Ye Mon 心跳加速。他解释记者基于报道需要，需要跟各方交谈，包括民族团结政府和人民防卫部队，以及如果他知道自己被控，那他就不会再回到缅甸了。Ye Mon 的回答似乎奏效，警察把他带到了政府的检疫中心隔离，但没收了他的笔电、手机和护照。于是，他的心也跟著沉了下去，担心坏事可能会发生。一个小时后，士兵和警察来到他的房间，对他戴上手铐，用黑布蒙著他的眼睛，把他带了一个他至今也不知道的地方。他猜测，这可能是军政府在仰光的其中一个审讯中心。
不知道过了几个小时，也许是三个小时，有几个男人走进来，质问 Ye Mon 是不是和民族团结政府有合作，并且想要知道 Ye Mon 联繫的消息来源。Ye Mon 表示已经答应要对受访者的身分保密，他恳求士兵放他走，结果换来一顿拳打脚踢。在整个过程当中，Ye Mon 的眼睛始终都被蒙上，黑布并没有摘下来。
那个晚上，Ye Mon 被送回了饭店，他以为一切已经结束，但在隔天的晚上 9 点，士兵和警察又重複同样的流程，对他戴上手铐，用黑布蒙著他的眼睛，又把他带走了。审问过程中，他们再问了 Ye Mon 一样的问题，接著又开始殴打他，最后又再把他送回饭店。第二次回到饭店的晚上，Ye Mon 回忆，“我痛苦得睡不著觉。”
隔一天，12 月 14 日，Ye Mon 说自己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
他又被蒙上眼睛，带到了审讯中心，又被问了一样的问题。过程中，他听到一位女性的尖叫声，从士兵的话语中，Ye Mon 感受到士兵们要自己和那位女性发生性关係，他们再次要求 Ye Mon 供出受访者和消息来源，Ye Mon 再一次拒绝回答，表示自己已经忘记了。也是那一刻开始，士兵们性侵了 Ye Mon，“我求他们停下来，但他们要我安静。这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
当下，Ye Mon 的想法就是想要活著走出去，他想著如果这一些士兵丧心病狂到可以性侵人，那麽自己随时都会被杀害，于是他给了假的名字和号码，以及在尽量减少他人风险的情况下，交出了一些电话号码。绝望中，他也告诉士兵自己曾经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担任顾问。后来，不知道什麽原因，Yemon 被送回了饭店。
回到饭店的 Ye Mon 鬆了一口气，但所经历的一切挥之不去。他说， 14 号对他而言原本别具意义，因为这一天是他和妻子结婚的日子，也是他儿子的生日，但在痛苦的拘留经历后，14 号变成了好坏参半的日子，“这变成 50% 和 50%，在这（被拘留）之前，是 100% 的快乐。”
军方当时到 Ye Mon 的饭店，和他协议，并列出几个条件要求他：对自己经历的一切保持沈默、不为《Frontier Myanmar》工作、不联繫民族团结政府和人民防卫部队、国内国外旅行都要提早通知警察局——只要 Ye Mon 签署同意，那麽军方就会撤销指控，以及归还笔电、手机和护照。Ye Mon 写道，尽管他真的很想摆脱军政府，但要他跟军政府达成协议，依然让他感到噁心。不过基于家人的安全，Ye Mon 签下了这一份协议。
12 月 20 日，Ye Mon 解除隔离，虽然最终顺利回到家，他依然感到痛苦，甚至恐惧。就算身上的伤口慢慢癒合，但他开始害怕黑暗，只要在街上或是社交媒体上看到士兵，都让他崩溃。对于这段经历，他觉得难以告诉自己的妻子。甚至，绝望到谷底时，他想要结束生命。他写道：我觉得我没有未来，没什麽可以期待的。最重要的是，我感到孤独。
所幸，经过几个月的挣扎后，2022 年 4 月，他把这段经历告诉妻子，虽然这一份倾诉让他状况稍微好转，但身心依然备受煎熬，他想要离开缅甸。于是他再一次申请泰国签证，结果他通过申请了，成功于 2022 年 6 月 6 日降落在泰国，他的家人也跟著他一起到了泰国。
他说，至今他依然不知道为什麽军方会让他出国，但至少，他摆脱了独裁政权。而他所属的《Frontier Myanmar》也为他准备了定期谘商，帮助恢复。
离开缅甸的必要与觉悟
Ye Mon 抵达泰国后，用真名写下这段真实经历，揭露军方暴行。
当被问到书写的过程中，自己在想些什麽，Ye Mon 缓缓回应：“我在 2022 年 6 月开始写，并且在 9 月完成。我和编辑讨论了很多，像是要不要使用真名，因为我不希望儿子知道这一段经历。但为了证明报道的准确性，以及鼓励更多人站出来，所以，我最后做了这个决定。”
结果报道上线后，Ye Mon 妻子的工作受到了影响。他的妻子原本在缅甸的美国非政府机构工作，后来这一个机构以政治敏感为理由，终止了和其妻子的工作合约。这让 Ye Mon 觉得非常不合理，正考虑是否要写信申诉。而他自己原本担心报道上线后，军方会否认一切、并将之污衊成谎言，但军方最后没有给予任何回应。
身为记者，Ye Mon 勇敢地揭露了军政府暴政，但身为一位父亲，他也有自己的矛盾，因为他不想让孩子知道自己的这段经历，“当他长大后，我不希望因为自己经历过的坏事，而让他感受不好。”那麽有一天，他有可能会把这段经历告诉自己的孩子吗？他回答：“如果会的话，他会是最后一位知道的人。”
如今，在清迈，Ye Mon 持续报道缅甸的故事。因为不在当地，他只能透过电话、通讯软体如Signal、第二或第三方资源与受访者联繫，这有时也会让查证工作变得困难。虽然如此，但身在国外，让他觉得比较安全，也相较没有自我审查的问题。在一切看似慢慢好转的情况下，Ye Mon 分享近期让他最开心的事情是儿子的两岁生日。他在萤幕那一端露出笑容，说道：“去年是我儿子的两岁生日。在他一岁的时候，因为疫情我们没办法和他庆祝，但现在我们在泰国，可以在免于军政府的恐惧下，好好帮他庆祝生日。”
也是在经历这一切后，Ye Mon 坦言他其实有想过要转换跑道，毕竟记者的工作不容易维持家庭生计，他想过要当一名通讯主任，但最后他还是没有这麽做，“我的兴趣是当记者，还想要继续写，所以这是为什麽我没办法转换跑道。”
“那你试著想著想像，在走过这一些痛苦的经历后，在你已经 80 岁的将来，有没有什麽话想对自己说，鼓励自己吗？”对此，Ye Mon 想了一想，然后回答：
“我想，我会对于我在 2022 年写下的这段故事感到骄傲。是的，我想这会成为我一生中难以忘记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