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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汶川到土耳其,她用了15年走出PTSD ...

京港台:2023-2-18 20:26| 来源:新周刊 | 评论( 2 )  | 我来说几句


从汶川到土耳其,她用了15年走出PTSD ...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不要急于对他们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不要着急看到结果,震后心理康复治疗,是日后长久的功课。

  土耳其-叙利亚地震后第12天,来自中国的救援队员已经陆续踏上回国之路。

  此前,中国官方及民间的救援力量倾巢而出,19支救援队、582个救援队员前往震区,当地华人(专题)全力以赴地进行着配合;在国内,不计其数的工作者和志愿者连轴转地为前线提供后期保障和信息对接。

  疲惫、困难和争议从未停止,但在难以预测和抵抗的灾难面前,人类同舟共济的情感,跨越了一切观念的沟壑。现场视频不断传回,每救出一条生命,都是一个让所有人欢呼的奇迹。

  据报道,蓝天救援队共有290名救援队员前往震区,每天平均工作18小时,一共救出8位幸存者,搜寻到137名遇难者。

  差距悬殊的数字背后,是一次次重复的遗憾和无力,不少队员的心声是:“如果我们再早一点去,一定可以救出更多人……”

  这种心情可能在未来的不断反刍中,成为痛苦的来源,无论对于受灾者还是各个领域的救援者,情绪上的疏导都十分重要。

  心理支持,是地震救援中另一条隐秘战线,也是长期空缺的一块拼图。

  土叙地震后,一些从业者和志愿者从自身的经历出发,试图将自己的微小力量传递到灾区,以应对心灵的余震。

  

  

  “我的童年在地震中死去了”

  土叙地震三天后,小芮第一次鼓起勇气,点开了地震相关的报道。

  三天前,小芮曾看到朋友转发地震的文章,还在评论区下发了三个祈福保佑的表情,但犹豫再三,她没敢点进去阅读。当她在微博超话下看到土耳其地震时,震级“7.8”这个数字深深地刺痛了她。

  即使近15年过去,“地震”二字还是会让她本能地紧张、恐惧,随时都有可能被抛回童年的经历。

  2008年,小芮正在成都简阳念小学六年级,她和朋友都寄宿在学校的家属楼里。

  5月12日下午2点28分,距离下午上课还有12分钟,小芮和朋友走出学校里的教师家属楼,一起前往教室。刚出了单元门,楼上窗户的玻璃突然从天而降,砸在她们面前大概两米的地方,还没等小芮反应过来,更多的碎玻璃掉了下来。

  小芮僵在了原地,等她回过神来,身边的朋友已经不知所踪。极度恐惧中的她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倒回去躲进了单元楼,蹲在角落里发抖。

  没过多久,体育老师光着上身、穿着一个蓝色大裤衩从楼上跑下来,发现小芮还在角落里,急忙对她说:“地震了地震了!快走快走,不要待在这,快去空旷地方。”

  随后,他又冲向操场,向正在往教学楼里走的孩子们喊道:“地震了地震了!不要再上楼了!快去找空旷的地方!”

  小芮这才和其他学生一起,跟着人群逃到了校门外的空旷地带。

  时间快进到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当时发生的事。这些年来,我们用各种文字和影片不断记录、谈论、回忆那一天,互相舔舐伤口,或等时间抚平,但汶川大地震仍是不少人甚至一个国家的伤痛记忆。

  人类在现实中面临的灾难,往往也是一次心灵浩劫。这一点,亲身经历的人往往更有体会。

  心灵的冲击悄悄地作用于我们的躯体,当灾难相关的信息涌来,身体也在感受和传递这种压力和痛苦。

  

  图源:《疗愈心中的伤口》

  因为当时遭受了巨大的惊吓,以及难以忘记被同伴抛弃的孤独感,小芮后来被诊断为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C-PTSD)。

  遗憾的是,心理的救援和支持往往是灾难救援中更隐蔽、更容易被忽视的一面。从回避到感知,经过被误诊、确诊,再到接受稳妥的心理治疗,这中间花费了小芮近10年的时间。

  在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的一场直播中,“无国界社工”总监、美国ICISF认证重大事件压力管理培训师周甜提到,土叙地震后,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可能会出现生理上的反应,比如呕吐、腹泻、吃不下东西、做噩梦、忽冷忽热、头疼、激动易怒等等,或者“感觉上可能会觉得自己哪里都不大对劲、哪里都不太舒服,但是可能又说不出来”。

  这时候,越早有人去稳定灾民和减轻灾难带来的心理压力越好,“越早干预,所需要的投入最少、效果最好;等到需要精神科医生或者治疗师的时候,耗费巨大,时间也会很长”。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讲述汶川地震时的经历,对于小芮是一件很难的事。心中的这道伤口愈合得十分缓慢,她有意识地避免去触碰它。直到现在,她才“可以简述这件事了”。

  “前几年,我还在做童年时期的创伤梦境。很多时候我感觉我没有童年,或者说,我的童年就在地震中死去了,我无法跨越时间回到过去,去救下那个满身心创伤的我。”

  

  图源:《疗愈心中的伤口》

  

  请不要对幸存者说“幸运”

  2023年2月9日,震后第三天,小芮感觉自己情绪比较稳定了,终于有勇气点开那篇之前不敢看的文章,并在志愿者登记表上写上自己的名字,成为了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的一名志愿者。

  土耳其和叙利亚的废墟中,孩子们单纯的眼神,让无数人心碎。小芮想,如果土耳其的孩子能够接受到专业的心理支持,或许在成长中会多一点快乐。

  她开始编写一份土叙地震等灾后的心理急救手册。在手册里,她记录了一些常见但不合适的表达,比如“你不应该那样想”和“你能活下来应该感到幸运”等。

  她解释说,在面临灾难和伤害时,我们要允许自己悲伤、绝望、愧疚、恐惧、无助……这些情绪来源于我们自身的想法和感受,不应该受到外界看法的剥夺,而一句“你不应该那样想”,可能无意中剥夺了身处险境的人的自我意志。

  

  图源:《疗愈心中的伤口》

  而作为汶川地震的亲历者,“你能活下来应该感到幸运”这句话小芮曾多次听到。或许说话的人是想要安慰她,但当她听到这句话时,感受到的不是幸运,而是强烈的“幸存者内疚”:

  “我觉得我的生命是多余的。如果2008年5月12日那天我再多向前走一步,死的就是我。”她想到的是那么多在地震中死去的人们,“有的比我年龄还小,有的对人类事业做出了贡献,有的老人差一点就可以救活……反而我侥幸地活了下来。”

  一想到那些死去的同胞,小芮便无法从自责中逃脱,从而陷入无边的无助和孤独中。

  后来在心理医生的帮助下她才知道,内疚表明了道德感的存在,但过度内疚可能导致自我责备和自我攻击,会加剧心理创伤。

  如果对一个刚经历过灾难的人说“你能活下来应该感到幸运”,可能会加剧他人的内疚感,甚至引发PTSD。

  土耳其-叙利亚地震后,中国救援队82人、香港(专题)特区救援队59人以及17支中国国内社会应急力量441人前往灾区开展救援。在他们的后方,还有不计其数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在提供翻译、对接、信息整理和心理支持等服务。

  其中,不少工作者呼吁人们提升对心理支持的关注,但相关的资源还十分缺乏,意识也比较淡薄。

  

  图源:《疗愈心中的伤口》

  灾难带来的创伤记忆,总是能够持续很长的时间。关于现场画面、味道、情绪的记忆,可能会在他们的脑海里盘踞多年,并在每一个相似的事件中被再次唤醒。而及时的干预,可以有效预防心理问题的滋生和蔓延。

  这种创伤不仅发生在受灾者身上,也广泛存在于现场的救援队队员和后方连轴转地整理灾难信息的志愿者之间,甚至会传递给网络上不断接收相关信息的人。

  同时,目睹过生死场面的救援人员,也需要一些心理支持。从周甜的经验来看,现场救援人员往往会认为,心理咨询师没有看过尸体、闻过尸臭,无法真正体会他们的感受,因此普遍不愿意向心理咨询师求援。

  在他们面前,一边是面对死亡、废墟时巨大的无助和失落,另一边是紧张的救援、人们同呼吸共命运的强烈感受,这些远超日常的情绪很难一下子被消化。

  周甜说,国际上比较常见的做法,是保障各个队伍里来自朋辈的支持,以及后方对前方队伍疏解。而对于情绪受到影响普通人,互助是十分行之有效的方法。倾诉和倾听、在场的陪伴都非常重要。

  

  图源:《疗愈心中的伤口》

  卓明关怀组组长、心理咨询师苏虹介绍了稳定情绪的简单方法,比如蝴蝶拍:双手交叉在胸前,放在对侧的肩膀上有规律地轻轻拍动,就像在拥抱自己一样。条件有限的情况下,这可以达到快速纾解悲伤情绪的效果。

  

  拯救生命后,他们拯救生活

  据统计,至少有150万人在避难设施中得到收容,接近土耳其总人口的2%。

  在土耳其-叙利亚地震中,争分夺秒的生命拯救,需要克服现实的难题;心理层面的危机介入,则要面对更多文化上的挑战。

  危机介入越快越好,但受制于地理的距离,能及时去到的人总是太少,能去的地方也有限。而拉近心理的距离,除了需要基本的技巧之外,还要具备文化敏感性,充分了解当地的文化、宗教习俗。

  尽管中国的志愿者十分有意愿帮助灾区进行心理支持和重建,但他们所接触和帮助的对象主要还是华人,而且范围也比较局限。

  更多的时候,他们所能做的,就是鼓励远在土耳其的救援人员互相分享自己的感受。聆听和陪伴,能缓解他们的孤独感。

  

  图源:《疗愈心中的伤口》

  生命的救援或许已经告一段落,而对于那些土叙地震的亲历者,很难仅靠自己的力量重建内心。

  周甜认为,对于跨地域的危机介入,可行的方法是找到当地的伙伴机构或团体,开展培训,接力支持。

  那么,一套完善的心理支持体系是怎样的呢?

  美国霍普金斯大学乔治·艾弗里教授的抗逆力理论提到,在重大事件或灾难面前,首先需要在事件发生前帮助人们打上预防针,也就是做很多的心理健康科普,让救援人员参与危机介入的训练,让所有人知道危机来了会发生什么,人们面对灾难会有什么反应,如果我们出现了这些反应时该如何应对。

  灾难降临的当下,则需要大量受过危机介入的志愿者及时支持灾民,稳定、缓解应激反应。同时筛查评估,及时转介有严重反应的灾民给更专业的人士。

  此后,还要有精神科医生、心理咨询师、哀伤辅导等疗愈师,为那些产生了严重心理反应、受到了严重创伤的灾民提供较为长期的康复治疗。

  不要急于对他们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不要着急看到结果,震后心理康复治疗,是日后长久的功课。

  “完善的心理支持体系,应该就是要给每个可能面对灾难的人做一套心灵的防护铠甲。”周甜说,但从更大的角度来看,“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应对这样灾难的抗逆力。”

  现在,周甜的队友正前往土耳其灾区,他们会走访各个安置点,评估和支持社会心理重建。

  心灵的救援之路或许充满艰难,但人的坚韧在慢慢积累希望。

  

  图源:《疗愈心中的伤口》

  汶川地震过去多年后,在小芮那片曾经被地震捣毁的心灵废墟中,逐渐长出一些绿色的东西。她开始对世间的生灵都很珍惜,觉得“活着都不容易”。只要有自己能做的事,她都会尽力去参与,“勿以善小而不为”成了她的信念。

  在长达十年的PTSD之后,小芮也终于在苦难中发现了意义。

  最近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义卖商店,她被爱心礼物的宣传语打动:“这份礼物包含着希望,为困境中的孩子们带来安全的居所、洁净的水、学习的机会和童年应有的快乐。”

  小芮说,这些正是自己的童年所缺乏的。因为捐助了很多物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送给小芮一个足球,然后,她又将足球转寄给了四川甘孜州的希望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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