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港拟落实"共享"捐赠器官 引发医学组织4大忧虑

中港拟落实"共享"捐赠器官 引发医学组织4大忧虑

　　港府正与中国内地商讨跨境“共享”器官移植恆常化，包括当器官在香港无人适合将捐往内地，引起社会关注“共享器官”如何确保港人利益受保障。

　　港府正与中国内地商讨跨境“共享”器官移植恆常化，包括当器官在香港无人适合将捐往内地。本台跟进了解，分别访问来自台湾国际医学联盟和香港病人组织等，当中质疑在供不应求下“很难多出来”，又指出至少4大疑虑，包括中国的器官移植来源成疑；有别于香港，中国至今仍未就“脑死亡”立法；香港器官捐赠者的意愿和“选择权”，会否因器官有机会“送中”而退却；以及监察和运行机等。另参考澳门6年前已加入国家“共享”器官系统，至今仍未有一宗成功个案，器官捐赠者则持续放缓，仅约5600人登记。

　　中国器官移植的来源一直备受争议，不过去年12月，香港经“特事特办”为一名4个月大女婴芷希，完成首宗来自内地的器官移植手术后，香港医务卫生局长卢宠茂随即加快推动将香港纳入“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COTRS）”。卢宠茂今年3月中，曾到访北京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交流，商讨与内地建立恆常器官移植协作机制。

　　港府：器官在港无人适合将捐往内地

　　日前，卢宠茂出席香港移植学会活动后见传媒透露，医管局正与COTRS讨论，包括电脑系统如何通知双方、安排跨境运输等，需时拟定细节。

　　问及外界关注，中港两地日后是否有计划准许互相捐赠器官。卢宠茂称，中港两地本身各自有器官分派机制，当局正考虑设立第二层分配机制，当没有本地病人适合有关器官，无法配对本地轮候系统，即可启动第二层机制，将器官捐赠至内地，或从内地捐赠来港。

　　香港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釉接受本台访问称，当局有计划减少器官捐赠的浪费固然是好事，但除了器官跨境运输和配对时间，其他实际问题上仍有待港府详情解释清楚。

　　病人组织：“共享器官”如何确保港人利益受保障

　　林首先提出，在中国内地大肆宣传下，国内仍受制于传统观念，其器官捐赠人数比例和意愿都较香港低。国内14亿人口对比香港700多万人口而言，其器官需求不逊于香港，“共享器官”又如何确保港人的利益受到保障？

　　林志釉说：国内的捐赠人数比例较香港低，而且器官需求高企。我很质疑的是，国内有一个器官可用的（available），基于国内有那麽多人要轮候，器官又怎会没人适合，额外多出来，然后送来香港？

　　香港遗体器官捐赠率　一直高于中国

　　据国际器官捐赠与移植登记组织（IRODaT）数字，过去10年来，香港遗体器官捐赠率（pmp）由高峰的7.22持续放缓，但一直比中国内地高。而最新数字，香港去年pmp为4.66，高于中国内地的3.63。

　　林志釉亦关注，未来港府会否让捐赠者有选择，例如只供港人使用，抑或港府会强制要求捐赠者的器官予中港两地共享。他解释，考虑到中港两地仍存有一定矛盾和差异，港府是否充分谘询和了解香港器官捐赠者和受惠者的意见“非常重要”，否则有可能令人退却，甚至退出计划。

　　林志釉说：不能说我有好东西给你，你就要接受。港府曾否研究捐赠者的想法呢？如果有一半捐赠者不愿意将器官送往大陆，那有可能令他们退出计划，这就麻烦了，因这会影响香港受赠者得到器官的机会。局长爱国爱港，亦不可以忽视捐赠者意愿，因为他们当时捐赠时旨在香港的受惠者，当计划改变了，他们想法应获尊重。

　　另林志釉又指出，在计划的机制上分配决定权、运算、先后次序，均涉及监察和法律等複杂问题需要释除公众疑虑。

　　澳门6年前加入国家“共享”器官系统　至今未有成功个案

　　参考邻近的澳门，早于2017年就加入国家“共享”器官系统，但至今仍未有一宗成功个案，器官捐赠者却持续放缓，仅约5600人登记。综合澳门立法会文件，当中指出除了当地移植手术落后外，最大原因是受制是器官来源、运输问题等。

　　身兼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召集人、台湾国际医学联盟秘书长黄嵩立向本台称，在区内需求庞下，“难以想像器官有多出来的情况”，而且考虑到运输和法律差异，以他所知，国际社会跨境“共享”器官的做法并不普遍。

　　黄嵩立提及，前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于2014年到台湾访问时曾公开表示，将建立两岸器官移植平台，引起强烈舆论反弹；以及近年台湾加入申报制度后，台湾人赴内地移植器官的人数逐年减少，正因中国的资讯不透明和可信度低，一直无法释除器官来源不明问题，令病人担心违法和人权风险，“心理也不好受”。

　　黄嵩立说：到底器官是从哪里来？是从意外，或是良心犯、政治犯等一些死刑犯，还是活摘器官？我们都不清楚。查证是有困难的。例如中国一年执行多少次死刑，我们也不晓得。死刑犯是哪些人，我们也没法查证。

　　中国涉器官买卖屡见不鲜　备受国际人权组织关注

　　事实上，黄洁夫曾经公开承认，中国约有65%的器官来源于逝者，这其中超过9成来自死囚。中国执行死刑数目被列为国家机密，难以完整掌握实际情况。而且中国涉器官买卖屡见不鲜，备受国际人权组织关注。

　　美国日前发表2022年中国人权报告指，再提及美国移植杂志曾发表了一篇经过同行评审的研究论文表明，中国违反了“死亡捐赠者规则”，当中对发表在中国科学期刊上的2838篇，与中国移植相关的医学论文进行取证，最后从71篇中证实被摘取心脏或肺的供体，未被正确宣布已经“脑死亡”。

　　而参考芷希“先例”，由港府去年11月中因“紧急情况”向中央政府寻求协助，中央政府连同衞健委等内地相关单位协助透过COTRS，应急审批、配对、手术和运输等，整个器官移植过程一日内就完成。究竟器官的来源和合法性，以及局方如何取得捐赠者同意等，成为不少公众的疑问。

　　据港府12月17日的新闻稿称，“内地一名脑死亡的幼儿患者无私捐献心脏，经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在全国范围内多轮自动匹配后，确认该心脏于内地并没有合适的受赠者”。

　　中港对“脑死亡”定义　器官移植法例和技术都有差异

　　值得留意是，有别于香港，目前中国内地一直未就“脑死亡”明确立法，连标准、规范、流程都不明晰，当局又如何判断器官合法性？本台再向医务卫生局查询，对方要求记者翻查港府12月17日的新闻稿，当中称“特区政府遂向中央政府寻求协助，恳请允许若在内地出现符合有关医学需求的脑死亡捐献者、而内地没有合适接受者的情况下，协调器官共享”。

　　黄嵩立认为，在医学和法律体系上，中港对“脑死亡”定义、器官移植的法例和技术，都存有差异。他不揣测中国一直未就“脑死亡”立法的原因，但认为中港“共享”器官的计划“协商”，难免要受中国的“一套”，变相令香港独特性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