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1983：40年前的温州悬念告诉了我们什么？

回望1983：40年前的温州悬念告诉了我们什么？

　　1983年，是40年前，是改革开放的第5个年头，也是温州改革最艰难的一年。

　　20年前，我和好友吴晓波曾经撰写出版《温州悬念》，这大抵是中国改革开放史上最早触及基于财富增长的社会阶层分析的书籍之一。而在1983年及其前后，作为中国改革的先锋城市，温州遭遇的最大的悬念是：如何看待新生并日益壮大的民间经济力量？是否要给予民营经济合法的地位？民营企业家群体应该怎样生存？

　　因为焦点，因为焦虑，1983的温州悬念因此无比艰难。

　　八位老板的命运

　　温州“八大王”事件早已定格于中国改革史册。

　　所谓“八大王”，就是改革初年温州乐清县柳市镇的八位流通领域的出类拔萃者。他们经营的，也无非是螺丝、矿灯、线圈、小五金等商品经济的“针头线脑”，但他们更有眼光、更有手腕，更善于发现市场流通中的最大落差。他们率先富起来了。

　　◮ 温州“八大王”

　　“八大王”事件，则发端于1983年的前一年。这年年初，全国性“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运动升温，乐清县地方政府便立即将“八大王”列为大案要案加紧查处。查处的理由指向明确：“八大王”是怎么富裕起来的？他们的富裕是否涉嫌犯罪行为？

　　通缉令下发，六人以“投机倒把”等罪名被抓捕归案，量刑最重的“矿灯大王”程步青在公审大会上五花大绑，被判4年有期徒刑。唯有“螺丝大王”刘大源侥幸逃脱，凭着多年跑码头的经验，他远走他乡、东躲西藏，成了唯一未坐牢的“大王”。

　　但“八大王”的抓捕，没有带来预想中发展秩序的清朗，而是经济的急速滑坡与衰退。1980年，温州市工业的增速已高达31.5%，到1982年陡然下滑为-1.7%。抓了“八大王”的当年，柳市镇工业生产竟暴跌了57%。

　　时任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心急如焚。“八大王”事件冲击的背后，他清楚地知道，已成惊弓之鸟的老板们如果没有了信心，没有了对未来的预期，将意味着什么。

　　◮ 时任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

　　1983年春节刚过，袁芳烈再下柳市镇调研。“共产党人做事光明磊落，要实事求是，错了就要改！”他建议对“八大王”逐一复查。

　　几个月后，市中级法院对全部案卷再三复查取证的结论是：除一些轻微的偷漏税外，“八大王”的所作所为基本符合中央精神。因此，“八大王”被改判无罪，发还其罚没财物。但拖了一截尾巴：宣告无罪却并没有给他们平反。

　　社会反响仍是观望。

　　1984年初，中共中央第3个“一号文件”明确指出：供销员是流通领域的一支重要力量，而且对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供销员是农村发展生产的催化剂，是国营商业和合作商业所代替不了的，应该得到大家的肯定和支持。

　　袁芳烈借此东风，在省委常委电话会议上疾呼要给“八大王”平反，获得一致同意。在当年春召开的全市乡镇书记以上干部大会上，温州市委公开宣布为“八大王”彻底平反，袁芳烈作了“认真吸取‘八大王’事件教训”的重要讲话。

　　“十个纸上的文件，也抵不过‘八个大王’的王者归来”。消息不胫而走，云开雾散。几十年后，温州最著名的企业家、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告诉袁芳烈：“‘八大王’平反了，我才在1984年砸下修鞋积攒的1.5万元家底申办求精开关厂。否则，我真不敢。”

　　◮ 1984年4月8日 《浙南日报》 报道“八大王”平反

　　“八大王”事件后，“大王”们各奔东西。数十年间，他们有过两次公开的相聚。一次是2008年2月20日，一个温暖的下午，“八大王”中的六位应柳市镇政府之邀，参加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座谈会；第二次是2016年1月15日，“合同大王”李方平因成功自主研发人工耳蜗，获评被誉为“浙商第一榜”的2015年度“风云浙商”。当晚的颁奖典礼上，“螺丝大王”刘大源、“目录大王”叶建华也一同登台。

　　◮ 2015年度“风云浙商”颁奖典礼 李方平（左一） 李大源（左二）叶建华（左三）

　　两鬓斑白的李方平曾经茫然过，1989年举家移民(专题)加拿大(专题)。1996年决然回国，2006年始累计投资5亿元，成功研发自有技术专利的国产人工耳蜗，打破欧美少数国家的产品垄断，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对自己的二次创业，年近70的李方平想得很明白：民营企业家创业创新永远不再会是“犯罪行为”，而是造福于人民。

　　一次意义重大的会议

　　与“八大王”事件几乎同时，温州召开了一次意义重大的会议。会议名称：温州市农村专业户、重点户先进代表表彰大会；会议时间：1982年12月16日－19日。

　　今天的温州人把它叫作“红色会议”，其改革史地位之重要相当于长征路上的“遵义会议”。

　　这次会议的主题十分明确――表彰农村致富带头人。当时的市委书记袁芳烈讲得更清楚：“就是要彻底破除平均主义，让致富光荣成为温州社会的时尚。”

　　开会的消息是爆炸性的。要知道，全国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风声正紧，几个月前，又刚刚发生对柳市镇闻名一时的“八大王”的抓捕，关的关、罚的罚。

　　“‘八大王’前脚被‘请’进去，现在又请我们，能有什么好事？小心表彰表到牢里去。”收到开会通知的“冒富大叔”们怕得很，惶惶不可终日。据说，政府官员送通知书到代表家里，有的闻讯后越窗而逃，有的被堵在房里，一脸苦瓜相。还有的以为要进学习班了，肯定会“住”一段时间，干脆随身带上了脸盆枕头。亲朋好友热泪相送。

　　他们来到温州，感觉不对劲。大街上挂满“两户光荣”的大红横幅，还敲锣打鼓。他们惶然中有点激动：红红一片，兆头不错。

　　1982年12月16日，1200人参加的大会在市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复辟典型”们、“尾巴”们被市委奉为座上宾，与领导“平起平坐”。

　　35位代表戴着大红花上台畅谈了致富之路：“过去想富不敢富，富了怕露富。现在才知道政府鼓励我们勤劳致富，这下真的给我们壮了胆、定了心。”

　　市委还向代表们作出了“五个允许、五个支持”的郑重承诺。群情振奋。

　　压抑已久的巨大潜能喷薄而出，十个、百个、成千上万个致富能人开始在这片蠢蠢欲动的大地上龙腾虎跃。事后的政府文件说：“这次会议是温州市场经济发展的契机”，“全市从此兴起了一场发展农村经济的空前热潮”。

　　1983年及其前后，是温州改革“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的最艰难也是最关键的拐点时刻。其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体的“异端崛起”，引发“糟得很”还是“好得很”的巨大争议和质问。

　　幸运的是，温州选择了一条正确的路。

　　1983年11月29日，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对温州苍南县宜山区的再生纺织业大加赞扬，称之使单一的农业生产开始变为农工商综合经营，“展现出生产力充满生机的发展前景”；

　　1983年2月，永嘉县桥头镇钮扣市场正式开业，至年底，作为全国最早的一批农村专业市场，温州形成著名的10大商品产销基地和专业市场；

　　1984年4月23日，苍南县龙港镇成立，尔后，以土地有偿转让和级差地租的改革为突破口进行农民集资建设，建成中国第一座农民城；

　　1984年，温州经济年增长率再次突破20%，政府财政收入比1980年代初翻了一番；

　　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登载报道《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并发表评论员文章《温州的启示》，“温州模式”横空出世。

　　袁芳烈是改革开放早期的温州市委书记，他是带着“纠偏”和“治乱”的使命赴任的。几年间，他顶着巨大压力，直接推动了平反“八大王”以及召开表彰农村致富带头人的“红色会议”。回望这一段艰难的改革时光，袁芳烈在《浙江改革开放30年口述历史》一书中认为，当年温州穷，选择了个体私营经济搞活商品生产，一代人翻身致富。除此之外，温州没有别的路可走。

　　“总结温州的发展经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敢于坚持实事求是。”袁芳烈说，当然坚持实事求是，有时是要付出代价的。但作为共产党员，为人民利益付出代价是值得的！

　　温州就是100万个年广久

　　2023年1月11日，84岁的年广久去世。

　　和温州一样，年广久是中国改革开放早期标志性的人物和历史记忆。这位安徽芜湖的男人靠炒卖以“傻子”为品牌的瓜子发了财，据其本人说，1980年代初就积攒了100多万。在万元户即富人的当年，无异于天文数字。

　　1983年，也和温州人一样，年广九遭遇了大麻烦。这年年底，有人把年广久的问题反映到上面，认为其工厂雇工100多人，“是资本家复辟，是剥削”。随后，安徽省委派专人到芜湖调查年广久并上报中央，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将此事向邓小平做了汇报。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点了年广久的名：“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了吗？”

　　邓小平又一次点名年广久，是1992年春的南方之行时：“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同年，已经在监狱里关了30个月的年广久被宣布经济犯罪罪名不成立而获释。

　　◮ 年广九

　　1995年，时任新华社记者的我曾赶往芜湖采访年广九。他留给我最强烈的印象有二：一是一点都不傻，眼角游动的是毫不掩饰的一丝狡黠；二是骄傲地递给我的名片的背面，赫然印着已载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1页的南巡讲话中评点“傻子瓜子”的那段名言。

　　年广久去世当晚，我在微信朋友圈写道：“年广久走了。伟大的不是年广久，而是允许年广久活下去的1980年代。年广久的时代性意义，不在于他长得丑，他不识字，甚至不是他曾经被邓小平同志三次点名，而是当这个国家刚刚开始决心告别贫穷的时候，他已经那么有钱，钱都是他的，他和他的财富居然受到了坚定的保护！”

　　年广久一生没有去过温州，但是在1983年，他和温州命运相交。如果以中国民众砥砺而行、脱贫致富为视角，那么，1983年的温州就是100万个年广久。温州模式的本质不是假冒伪劣，不是小商品大市场，而是产权民有、无比清晰的民营经济。在这一产权制度安排下，才可以对我们曾经目睹的在这片大地波澜壮阔挥洒演绎的“四千精神”以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动画卷给出理所当然的注脚。

　　◮ 乐清柳市镇

　　1978年前的很长时光，中国只有依计划生产的工厂和接受行政指令管理工厂的厂长，没有真正的企业和企业家。改革史研究者普遍认为，1984年是改革开放后的“公司元年”；1985年，《中国企业家》杂志创刊，“企业家”概念重回国人视野。时代的脚步行至2022年，全国在册民营企业数量已达近5000万家，企业和企业家蔚为壮观。

　　完整意义上企业家的诞生或称之为回归，需要具备三方面的条件：一是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用市场之手组织生产配置资源；二是拥有人事、分配、经营管理等企业自主权；三是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专题)经济学派代表人物科斯所说，“清楚界定的产权是市场交易的前提”。三者的内在逻辑则是：只有拥有企业自主权才能走市场经济之路；只有拥有了立于法律基石之上的清晰的产权，企业家的企业自主权才能得到根本的保障。

　　民营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相关；民营企业家的生存及创业创新的信心与产权保护的力度及预期正相关。

　　40年前如此，今天亦如此。

　　在《温州悬念》书首的扉页，有这样一段文字：“中国这一部改革史，一言以蔽之，从一个悬念开始，结束于另一个悬念，如此循环，迄今未已。”然而，改革之路上，我们与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坚定同行，不退缩、不摇摆、不彷徨、不焦虑，这不应该是悬念，而是信念。

　　（胡宏伟：浙江工商大学战略企业家学院首席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