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改写新冠叙事？从控制科学研究开始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2020年初，在一种可怕的新疾病被正式命名为“Covid-19”的同一天，一个由美国和中国科学家组成的团队发布了关键数据，显示该病毒的传播速度以及对哪些人最致命。
世界各地发布的健康警告都在援引该研究，它似乎成为了危机时刻国际合作的典范。
然而，几天之内，研究人员悄悄撤回了这篇论文，以一条信息取代，告诉科学家们不要引用该论文。一些观察人士注意到了这个异常的举动，但整件事在新冠大流行病的恐慌中很快就消失了。
现在我们很清楚的是，这项研究并不是因为研究错误而被删除，而是在一项对科学的打压行动中，在中国卫生官员的指示下被删除的。这一努力为早期新冠病例，例如那些该研究提到的病例的出现时间蒙上了一层阴影。
“从中国获得任何信息都很难，”其中一位论文合著者、佛罗里达大学的艾拉·朗吉尼说。他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首次公开描述了该研究被撤回背后的故事。“太多信息被掩盖，被隐藏。”
中国政府让科学家封口、阻碍国际调查，以及对关于大流行病的在线讨论加以审查，这些均有据可查。但北京对信息的控制比许多流行病研究人员所意识到的要更为深入。《纽约时报》的一项调查发现，其审查活动将目标对准国际期刊和科学数据库，动摇了共享科学知识的基础。
中国科学家因政府的压力而隐瞒了数据，从公共数据库中撤回了基因序列，并修改了向期刊提交的论文的关键细节。时报对十几篇被撤回的论文进行审查后发现，西方期刊编辑出于不明原因同意了修改或撤回了论文，从而给这些行为提供了帮助。
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团体让混乱的数据和不准确的时间线有了可信度。
这种对科学研究的审查并没有全面奏效：例如，仔细检阅后，仍然可以在网上找到2020年2月论文的原始版本。但这场运动使医生和政策制定者在世界最需要的时候无法获得有关该病毒的关键信息。它在欧洲和美国滋生了对科学的不信任，因为卫生官员引用了来自中国的论文，而这些论文随后被撤回。
这场压制行动至今仍在持续滋生错误信息，并阻碍了确定病毒来源的努力。
近日，这样的审查进入了公众视野，一个国际科学家小组发现了中国研究人员于2020年1月从武汉市场收集到的、但对外国专家隐瞒了三年的基因序列数据——全球卫生官员称这一延迟是“不可原谅的”。
序列显示，在病毒基因物质留存的同一位置发现了一种类似狐狸的动物貉留下的基因特征，这一发现与病毒从市场上非法交易的动物传播给人类的情况相符。
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没有回应置评请求。在本月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疾控中心的科学家称这种批评是“无法容忍的”。
几乎无法将这种信息压制归咎于单一动机。对北京来说，控制和塑造信息是理所当然的事，尤其是在危机时刻。但一些审查改变了早期感染的时间线，早期的感染是一个敏感话题，因为中国政府在应对疫情是否足够迅速方面面临批评。
没有证据表明审查制度旨在掩盖大流行起源的某个场景。一些科学家认为，新冠从动物自然传播到人类。另一些人则认为可能是从中国实验室传播的。双方都指向那些被审查的数据以支持他们的理论。
但他们在一点上达成了一致：中国政府对科学的控制扼杀了对真相的探索。
“我认为有一个严重的政治议程正在影响科学，”悉尼大学生物学家爱德华·霍姆斯说，他是分析了含有貉DNA序列的小组的成员。
该小组将他们的发现告知中国研究人员，不久后这些基因序列一度从全球数据库中消失。霍姆斯表示：“我们在偷偷摸摸讨论被删除的数据，走到这一步实在是可悲。”
不断变化的日期
在一段短暂的时期里，新冠病毒似乎挑战了中国臭名昭著的严格信息控制。2020年2月6日，当避免一场大流行似乎仍有可能的时候，中国互联网因李文亮去世的消息而沸腾了。李文亮是一名武汉医生，在生病前因就疫情发出警告而受到惩罚。
愤怒爆发了。人们感觉到官员在隐瞒能拯救生命的信息。在中国各地，人们质问：有多少人在12月感染了病毒？谁知道这些情况？为什么没有采取更多措施？
大约在那个时候，研究人员证实，这种病毒已经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了数周，中国官员最初否认了这一事实。
中国政府的反应是加强网络审查，并夺取对研究的控制权。起初的审查是零散的。科技部要求科学家优先处理疫情，而不是发表论文。一位欧洲科学家回忆道，他的中国合作者要求他签署一份保密协议，承诺不分享已经发表的研究数据。
很快，中国研究人员要求期刊撤下自己的论文。期刊可以出于一些合理的原因撤回论文，比如有缺陷的数据。但是，对来自中国的十几篇撤回论文的回顾显示，中国存在一种模式，即修改或压制有关早期病例、医务工作者条件及病毒传播范围的研究——这些话题可能会有损政府形象。时报审查的撤稿论文都已经被追踪撤稿研究的组织“撤稿观察”标记出来。
其中包括对中国南方受感染儿童的研究；对治疗新冠患者的中国医务人员抑郁和焦虑情况的调查；甚至还有两名护士在《柳叶刀全球健康》上发表的一封信，描述了她们在武汉医院工作时的绝望。
“即使是经验丰富的护士也会哭，”她们写道。
期刊撤回论文的速度通常很慢，即使它们被证明存在欺诈或有违伦理。但“撤稿观察”的创始人之一伊万·奥兰斯基说，在中国，情况有所不同。想要在中国征订或发表中国研究成果的期刊往往屈从于政府的要求。他说：“科学出版商确实竭尽全力去取悦审查要求。”
随着病毒的传播，中国采取了固定的信息控制措施，将所有的新冠病毒研究纳入一个政府工作组的统一管理。有记载显示，浙江省的官员讨论了“加强科研成果信息发布管理”。
在那之后的3月9日，来自中国顶级实验室的科学家们发表了一篇关于新冠病毒可能如何变异的论文。这项研究发表在牛津大学出版社旗下的著名期刊《临床传染病》上。
虽然这个研究课题看似与政治无关，但它用的是从2019年12月中旬起从武汉患者身上采集的样本。这进一步证明了新冠病毒在中国政府采取行动之前就已经广泛传播。
这篇论文出来时正是政府将审查政策正规化之际。第二天，据出现在一所大学网站上的通知，中国教育部要求高等学校如要发表研究信息需提交政府工作组审核同意。
通知说，未按规定报批或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科研人员将受到惩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