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最有吸引力的城市，为什么还没火....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今年五一，最卷的恐怕是各地的文旅局局长。
为了抓住疫情放开后首个小长假的客流，各地文旅局局长纷纷亲自上阵，拍另类视频打响城市旅游营销抢人大战，试图以此出圈来吸引游客前往。
毫不意外，今年五一小长假，压抑三年的游客把各地大大小小的景点都挤爆了，也让大家真切感受到了经济复苏的气息，翻看各地发布的一季度经济成绩单，超预期的数据也似乎在支撑这种复苏。
四川甘孜州道孚县的文广旅局局长降泽多吉出演了“Who am I”宣传短片，cos了宇航员、唐明皇、格萨尔王等角色
但不得不承认，这种复苏也是分层次的，不同行业、不同地域的分化也在加剧。值得一提的是，过去这几年，随着各省政策对省域副中心城市发展的倾斜，不少省域副中心城市发展展现出喜人的成绩。
据南风窗城市研究院发布的2023年中国城市引力指数报告，曲靖、长治、宜昌、襄阳、岳阳等省域副中心城市2022年的经济增速在5%以上，增速均位居全国前二十名行列。
随着这些省域副中心城市发展提速，省域副中心城市开始接棒强省会，或将成为区域经济新的增长极，也将催生出新的发展格局。
不能小瞧副中心
我国的省域经济发展，有两个鲜明的特征：沿海地区发展呈现双中心或多中心驱动，而中西部则是单一城市极发展，且这几年强省会战略的盛行，不断在强化这种模式。
可以看到，广东有广州、深圳，近几年，随着佛山、东莞先后步入万亿俱乐部，多中心发展趋势明显。此外，山东（青岛和济南）、福建（厦门和泉州）都是双子星驱动。
在中西部，强省会则异军突起，无论是人口还是经济总量都有飞速增长。以人口为例，过去十年，成都以582万的人口增量，位列全国第三，仅次于深圳和广州，此外，西安、郑州、长沙的人口增量都达到300万级别，虹吸效应明显。
成都经济和人口飞速增长
与此同时，强省会的首位度（省会GDP占全省GDP的比重）也在提高。如2022年，成都GDP超2万亿元，占四川全省的36%；西安GDP占陕西全省GDP也超三成；而长沙市GDP占湖南省GDP总量也达到28.7%。
随着人口等资源高度向强省会集中，中西部不少省域都迎来了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所以，可以看到，近几年，不少省份在推行强省会战略的同时，也在努力打造省域副中心城市，试图平衡省内经济的发展。如广西的《广西新型城镇化规划（2021—2035年）》中，直接圈定柳州和桂林为省域副中心。安徽在《安徽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里提出，芜湖为省域副中心。
与此同时，2022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2022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明确规定“严控省会城市规模扩张”，各省更是加速了省域副中心发展计划。
如四川设立三个省域副中心，定位分别是绵阳加快建成川北省域经济副中心，宜宾-泸州组团建设川南省域经济副中心，南充-达州组团培育川东北省域经济副中心。2022年湖南省提出支持岳阳、衡阳为省域副中心城市建设。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是沿海经济发达省份，也提出建设副中心城市。比如，广东提出将打造2个主中心城市、3个副中心城市。2个主中心是广州和深圳，3个副中心城市则是珠海、汕头、湛江。而江苏把徐州定位为副中心城市。
一些省份的省域副中心城市 （图源：城市财经）
除了各省自己指定副中心城市，国家发改委也明确指出了一些省份的省域副中心城市：河南的洛阳、江西的赣州、贵州的遵义、陕西的延安、湖北的襄阳。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省域副中心城市已达到40个，仔细梳理这些省域副中心城市，有一些共性特征：其一，这些城市的GDP体量大约在3000亿-6000亿元之间，它们的GDP体量大多能在位列省内位列第三，但又与省会GDP有一定差距。以湖南为例，2022年，省域副中心城市岳阳和衡阳的GDP分别为4710.67亿元、4089.69亿元，位列第二、第四，而长沙的GDP总量为13966.11亿元，约是省内两大副中心城市的3倍。
其二，这些城市大多为传统资源性城市或省内区位中心城市，前者的积淀让他们GDP有能到一定规模，而区位优势能让他们有向其他城市辐射的可能。
当前，随着越来越多的省份提出省域副中心城市发展计划，可以预见，这些省域副中心城市的竞争，将成为区域经济和省域经济竞争中的新焦点。
它们在哪？
经过20多年的发展，省域副中心城市一词被大众所接受，但是官方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甚至在学界也没有达成共识。
在我国，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湖北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秦尊文最早提出省域副中心城市的概念，2001年，他根据湖北经济东西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建议在湖北实施“省域副中心战略”，在鄂西确立省域副中心城市来平衡东西部发展。2003年，襄阳、宜昌的省域副中心城市地位得到官方确定后，这一策略开始在全国流行。
在秦尊文看来，省域副中心城市战略的理论根源是中心地理论、增长极理论。增长极理论最初由法国经济学家佩鲁提出，在该理论框架下，经济增长被认为是一个由点到面、由局部到整体有机联系的系统，而省域副中心城市便是省域范围内新的增长极。
中心地理论是指阐述一个区域中各中心地的分布及其相对规模的理论。根据该理论，城市的基本功能是为周围的地区提供商品和服务。最重要的中心地不一定是人口最多的、但却是在交通网络上处于最关键位置的、能提供很广泛的商品和服务的地区。
所以，省域副中心城市，通常是指在一省范围内，或有较强综合实力，或有独特的资源优势，与省内核心城市有一定距离，能对周边其他城市形成一定的辐射力的特大城市或大城市。
一般来说，省域副中心城市与中心城市一般有300公里左右的距离，而省域副中心城市之间应保持150公里以上的距离。这就意味着，省域副中心城市并非越多越好，秦尊文建议“一般中等省份应在3个以下。如果太多，辐射范围主要在本市区域内，那就不是省域副中心城市了”。
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田艳平的研究，全国（不含港澳台地区）已经有17个省（区）设立“副中心”，共40个省域副中心城市，其中，11个省（区）的省域副中心城市为2个或1个。如湖北、广西、宁夏、湖南、河南、陕西6省区各有2个城市。
值得一提的是，中部地区6省份都设有省域副中心城市，达到13个，其中，江西、山西各3个，湖北、河南、湖南各2个，安徽1个。东部地区7个省（不含台湾(专题)）只有2个省设有省域副中心城市，共有4个，而东北三省没有一个省域副中心城市。
如何确定省域副中心城市，各省都有不同的省情，但仔细梳理发现，基本都逃不开这三个方面的因素：自身经济体量、与省内中心城市的距离、区位优势。而考虑到省域副中心的辐射功能，自身区位优势以及与省内中心城市的距离，可能有时候比经济总量更重要。
以广东省域中心城市为例，佛山和东莞如今都是万亿GDP城市，这样的经济体量当然能对周边形成辐射，但是与省内双中心城市——广州、深圳距离太近，腹地有限，没法发挥其辐射作用。所以，考虑到广东省粤西发展实际，广东将珠海、汕头、湛江定位省内副中心城市，而他们的经济体量在3000-4000亿元的水平。
广东省考虑到实际情况，将珠海、汕头、湛江定位为省内副中心城市
同样地，湖南省内也经历了一波省内区域发展战略的调整，从长株潭一体化到确定岳阳、衡阳为省域副中心城市，背后也有省域中心城市区位对辐射作用的考量。众所周知，当前，湖南省抓住的国家区域战略机遇有长三角、长江经济带、珠三角及其升级版粤港澳大湾区，需要辐射的区域是洞庭湖版块、湘南版块、湘西版块。从这个需求出发，岳阳不仅是省内GDP第二，且能对接长江经济带、连通武汉者都市圈和环鄱阳湖城市群。而衡阳在省内第四、能辐射湘南板块。
能级还需提升
从2001年，省域副中心城市概念提出至今，省域中心城市的发展在中国也走过了20多年。而随着“严控省会城市规模扩张”的规定出台，省域中心城市作为强省会的“二传手”，被赋予了省域经济发展新引擎的定位和期待，背后的逻辑是，与中心城市相距150公里以内的省域副中心城市，作为强省会核心增长极的次级圈层，与之形成共振发展，从而带动全省经济稳步提升。
一个尴尬的现实是，大部分的省域副中心城市，自身发展并不理想，集中体现在，城市自身经济实力不够强，辐射带动力不足，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缓慢等。据21世纪经济研究院的统计，大部分省域副中心城市在2010年-2020年之间均出现人口负增长，且省域副中心城市的人口占比均不是很高，甚至最低的不足2%。同时，这些城市的经济体量大多在3000亿元-6000亿元，在全省的比重也较低，这些都决定了当前省域中心城市辐射能力的上限。
当下，这些省域副中心城市，如何发挥自身资源或区位优势，提升自身城市的能级，真正发挥其辐射能力，成为各地面临的共同难题。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如今各地加快布局省域副中心城市，是在推动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提出，这就意味着，这些省域副中心城市，不能只是链接中心城市和外围区域的“二传手”，而且承担着产业聚集、扩散中心以及创新溢出和应用中心。
以广东的省域副中心城市珠海为例，珠海发挥其较好的地理位置、相对广深中心城市较低的生活成本、与澳门便利合作等因素，加快引进科研机构和高校，集聚创新资源，促进科技成果转化。2022年，珠海经济总量首次突破4000亿元，先进制造业增加值、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9.4%、9.5%，增速比上年加快0.8、0.5个百分点，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58.9%、31.5%。
夜幕下的澳门与珠海横琴
不过，不同区域的省域副中心城市，能量也有大小，从这个意义来说，必须理性看到，省域副中心城市并不能完全改变一省经济不平衡的问题，而它们能促进相对平衡的省域经济发展，这是省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
长期以来，我们经济发展依赖产业资源的集聚带来规模效应，来实现经济局部区域的快速发展，如今，在共同富裕背景下，促进省域经济相对平衡成为共同富裕在区域经济发展的表现，此时，如果省域副中心城市能利用好自身的区位和政策优势，改善营商环境，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或将实现自身能级提升，成为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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