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心这个女人！一场性骚扰事件引发的女性运动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1992年，是美国的“女性之年”。
从这一年开始，女性开始从各个方面去关注自身的性问题和性表达。大批女性向这个国家一边倒的偏见和由男性组成的代表机构发出了集体声讨。
一切肇始于1991年，法学教授安妮塔·希尔举证指控被提名担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劳伦斯·托马斯曾对她进行性骚扰。
无论是当时司法委员会的质疑，保守派新闻媒体的嘲讽，还有最后败诉的结果，这个案件将性骚扰面临的问题真实地呈现出来。
但是，值得庆幸的是，她的出面对美国及其权力结构都产生了长久而深刻的影响。
“性骚扰”成为一个专业术语，不仅被编进了词典，更渗入到美国人的思想中。
下文选自《单身女性的时代：我的孤单，我的自我》
[美]丽贝卡·特雷斯特 著 贺梦菲 / 薛轲 译
01
关键判决
1991年10月11日，时年35岁的法学教授安妮塔·希尔（Anita Faye Hill）现身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举证指控自己的上司劳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在工作期间对她进行性骚扰。
托马斯是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一名法官，在民权英雄瑟古德·马歇尔（Thurgood Marshall）退休之后，他由总统乔治·布什指任，填补最高法院的空缺。
希尔出生于俄克拉荷马州的孤树村，由浸信会的农民教友抚养长大，是家中13个孩子里年龄最小的一个；她的祖父和曾祖父都曾是阿肯色州的奴隶。希尔以优秀毕业生的身份从高中毕业，顺利进入耶鲁大学法学院深造。她在教育部和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工作期间，托马斯一直是她的上司，她同时还在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讲授合同法课程，一直单身。
当年的庭审现场进行了全程录像。通过直播，人们全神贯注地观看了整个庭审过程。
根据录影来看，希尔坐在全部由白人男性所组成的参议院司法委员会面前，用谨慎、清晰的声音叙述了托马斯在她为其工作的多年里对她讲的那些包含性暴力的话，并且还详细地列出了她的前上司在工作场合提及的有关色情电影明星、阴茎尺寸以及阴毛等内容。
然而，她却受到了来自保守派新闻媒体的嘲讽，并被委员会的许多成员怀疑她是在侮辱他人，另外她还被一些证人描述为不可理喻、性冷淡，或许还患有“被爱妄想症”——一种能够引发女性幻想与有权力的男性发生性关系的罕见心理疾病。
来自怀俄明州的参议员阿兰·辛普森（Alan Simpson）对希尔的“性倾向”提出质疑。还有一位名叫大卫·布洛克（David Brock）的学者觉得希尔“有点古怪，还有点淫荡”。
在希尔结束了她的证词之后，约翰·道吉特（John Doggett，托马斯的一个老同学，同时也是希尔的旧识）以证人的身份被传唤上庭。他形容希尔有“几分善变”，推测她“幻想我这样的男人会对她产生一种暧昧的兴趣”。基于他和希尔之间短暂的社交往来，道吉特猜想“她难以接受来自她所钟情的男性对她的拒绝”；从另外的角度，道吉特又指出希尔“似乎很孤独”。
02
婚姻状态和性骚扰是两码事
这些经历正如希尔后来所写下的那样，“大多数媒体报道都是从我是单身这个角度出发的，然而我的婚姻状态与性骚扰的问题完全是两码事。”
但单身身份无法避免地影响到社会对希尔的判断。她如何在社会对女性的固有期望中突显自己的价值，没有丈夫来为她的品行担保，也没有子女来证明她身为女性的意义——自古以来人们传统上信奉的女性价值，她都没有。
那时的希尔觉得，正是她的单身身份让诽谤者们把她置于“尽可能偏离正常行为规范的境地中”。她写道，司法部成员们“没法理解为什么我不参与这些特定的社会制度，尤其是婚姻”，这就使他们开始猜测她之所以单身是“因为我不能结婚或者反对婚姻，我是个爱幻想的老处女或者不喜欢男人”。
这无休止的猜测来自于社会对女性的预期。它显示了一种观念，即成年的女性理应与一个男人拥有法律认可的婚姻关系，这才是正常的。
大概只有当一名女性在事业上稍有成就，并且她受教育的程度和一个最高法院的男性法官相当，而且有可能通过指控来摧毁他事业的时候，一个新时代才会来临。
到那时，婚姻才能变成一种友善的制度，它才能够平衡男女的性别地位，检验那些男性官员的行为，而不再让女性的质疑者们把她称作是爱幻想的老处女。
谈及那些针对她的婚姻状态和精神稳定性所提出的质疑，希尔写道，参议员们“企图把婚姻、价值观念和可信度联系起来”，还促使人们去思考，“像我这样的一个35岁的黑人女性，为什么会选择追求事业成功而不是选择婚姻——焦点被转移到了与案件本身无关的问题上，这使我成为一个不被信任的人。”
事实的确是这样，委员会成员对希尔的证言表示质疑。在希尔上诉司法部的几天后，托马斯就被洗脱嫌疑，而且回到最高法院工作了。
03
小心这个女人！
但是，希尔并不是当代的海斯特·白兰（小说《红字》的女主人公），注定要过被流放的生活。
相反，她的出面对这个国家及其权力结构都产生了长久而深刻的影响。
“性骚扰”成为一个专业术语，不仅被编进了词典，更渗入到美国人的思想中，使得不管是已婚还是未婚的女性都能够有意识地面对、反抗在工作时受到的骚扰。它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观念：那些长久以来被看作无可厚非的行为，实际上却是对女性群体的歧视、压迫与残害。
希尔接受白人男性陪审员盘问的整个事件同样对美国的代议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91年时，总共只有两名女性在美国参议院中工作，这实在把听证会大张旗鼓所宣传的国家扶济政策置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从《纽约(专题)时报》发布的一张照片里我们可以看到，为数不多的国会女性代表团中包括派翠西娅·施罗德（Patricia Schroeder）和埃莉诺·诺顿（Eleanor Holmes Norton），她们跑上国会大厦的台阶提出抗议，要求给予希尔继续指证和上诉的权利。
委员会对希尔事件的处理方式在社会上激起了一波历史清算的潮流，大批女性向这个国家一边倒的偏见和由男性组成的代表机构发出了集体声讨。
在希尔进行指证的第二年，竞选参议员的女性人数创下历史新高，她们当中共有四个人竞选成功。
其中一个是来自于华盛顿的帕蒂·莫瑞（Patty Murray），她反复强调托马斯一案的听证会激励了她踊跃参与到政治选举中来：“我当时就一直盯着整个委员会，心里想的是‘天啊，如果我也坐在那儿的话，谁会说出我内心的想法’。我的意思是，所有的男性，他们不会代表我发声。我感到迷茫和无助。”
还有一位是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卡罗尔·布劳恩（Carole Moseley Braun），她是历史上首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竞选参议员成功的非洲裔美国女性。她们都把1992年这一年称作是“女性之年”。
毫无疑问，人们对希尔一案的关注（以及随之而来的死亡和强暴威胁）对希尔的生活和事业都造成了颠覆性的改变，但她的人生旅途还在继续。她并没有被社会永久地排斥在外，无论是她的事业还是个人生活。如今，希尔在布兰迪斯大学讲授法学课程，并且和她十多年的伴侣一起居住在波士顿(专题)。
希尔之所以没有被当作一名离经叛道者而完全被社会除名，还有一部分原因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是一个特殊的时期，那时候的希尔有很多同盟。很多像希尔一样的女性，她们靠自己的力量生活和工作，并在社会上占据了一席之地。根据调查的数据显示，在1990年之时，35岁至44岁的已婚女性数量占比已经从1960年和1970年的87%下降到了73%。
“在20世纪90年代，女性开始从各个方面去关注自身的性问题和性表达，”希尔在2013年的时候这样说。她看起来和过去也许不太一样，但是她却对未来充满十足的信心，正是这一点让她具有足够的震慑力，使那些参议员们如坐针毡。阿兰·辛普森曾向委员会列举了应该提防希尔的多条原因，并极具煽动性地警示说，“小心这个女人！”（ 见2013年的纪录片《安妮塔:向权力讲真相》Goldwyn电影公司出品。）
或许，需要“小心”的可不只是这一个女人，而是数不胜数的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