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林肯访华以寻求建立危机管控机制 “挑战巨大”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星期四（6月8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正在安排下周访问中国。拜登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日前表示，拜登政府寻求与中国对话是希望与中国建立类似美国和俄罗斯在冷战时期的危机管控机制，但对美中之间的合作前景，这位官员则认为“挑战巨大”。有专家指出，鉴于美中现在的结构性竞争，相比于合作，美中之间应该寻找建立“勉强容忍和克制”的框架，从而和平共存。
坎贝尔：美国寻求建立危机管控机制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Kurt Campbell) 本周二（6月6日）在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的一场讨论会上说，美国寻求与中国的沟通，是希望建立一个类似冷战时期的危机管控机制。
他说：“在冷战期间，我们设法有效地创建了一个机制，允许在意外冲突或紧张时刻进行危机沟通。我可以公平地说，我们还不能与中国做到这一点。中国一直不愿接受和参与建立这样的机制。”
他说，随着中国力量的增长，中国的军队与美国的军队发生摩擦的机会要比以前多得多，“误判疏忽是真实存在的，而且越来越多。”
6月3日，中国军舰在台湾海峡差点与正在执行美加联合任务的美国驱逐舰“钟云”号碰撞，当时两舰相距不足150米。
6月3日，中国一艘军舰“危险地‘快速超越在台湾海峡的美国”钟云“号（ USS Chung-Hoon) 驱逐舰，两舰相距不足150米。
美中之间的沟通的渠道最近才慢慢打开。这个星期早些时候，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最高官员、助理国务卿康达(Daniel Kritenbrink)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与台湾事务高级主任贝莎兰(Sarah Beran)了访问中国。上个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William Burns)曾秘密前往北京。5月底的时候，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Gina Raimondo)和美国贸易代表戴琪也曾在美国会晤到访的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
不过，美中两国的国防部长还没能坐下来好好地谈一谈。两人6月初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上仅握过手，有过短暂交谈。
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韦丹特·帕特尔(Vedant Patel)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美国之音关于康达与中方会谈的提问时表示，以面对面的会谈或接触来延续双方的讨论是无法替代的，无论它们是在华盛顿或北京。
他说：“我们的看法是，国际社会期盼我们负责任地管控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那是我们打算要做的事。康达助卿与国安会资深主任贝莎兰的这些接触就是那个努力的一部分。”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 6月2日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对话”发表主旨演讲时就呼吁美国与中国进一步接触。他说，美中需要“护栏”或保障措施，这将有助于避免潜在的冲突或对抗。国与国交流是避免潜在“灾难性后果”的最佳方式。
美中合作挑战巨大
在20世纪60年代，冷战最激烈的时候，美国和俄罗斯不仅可以对话，甚至也有合作。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与前苏联病毒制备研究所合作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天花疫苗。
坎贝尔在哈德逊研究所的研讨会上也谈到了美中合作的可能性。他首先强调拜登政府的政策，即投资国内，加强自身在技术上的实力，与盟友联手，共同捍卫二战以来美国领导的全球秩序。他随后表示，拜登政府同时还要与中国展开“谨慎、负责任和务实”的外交(careful, responsible, pragmatic)，因为中国永远会在那里。他强调，美中进行适合的外交的重要性。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政策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出席华盛顿智库CSIS研讨会（2023年1月12日）
“重要的是要确保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问题上进行适当的外交，无论是气候变化还是芬太尼，还是伊朗、朝鲜、乌克兰，在这些重要话题上，我们都需要交换意见，看看能否避免挑战，在某些情况下，是否还有一致性。”他说。
在被问到美中在这些方面是否有取得进展时，坎贝尔坦承：“我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那样（要求）有点太过了。”
去年8月，美国时任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 访问台湾后，中国宣布暂停与美国在多个领域的双边合作，包括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中美气候变化商谈，中美打击跨国犯罪合作以及中美禁毒合作。至今美中在这些领域的合作都没有恢复。
美中之间也没有高层对话，直到去年11月。当时，拜登总统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G20峰会期间会晤，指示双方官员为两国关系设立“底线”和安装“护栏”。但是，今年2月的“间谍气球”事件将两国关系打入谷底，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不得不取消原定前往中国的访问计划。
美中为何难合作—美国希望“分格化”管理关系，中国倾向做“交易”
美国史汀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韵认为，美中目前不同的交往策略导致美中之间不可能有任何有意义的合作。
她最近在美国小布什总统中心(George W. Bush Presidential Center)的一场研讨会上说，与美国试图“分格化”（compartmentalization）管理与中国的关系不同，中国一直以来倾向与美国做“交易”。
“拜登政府的分格化管理与中国政府把所有问题连在一起的方式，或者说在对美交往中与美国进行交易方式形成鲜明对比。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这两种不同的方法造成的紧张关系会导致美中不太可能在任何问题上进行关键和有意义的合作。”
她解释说，在与美国交往时，中国已经“娴熟地”建立了一套以交易为基础的交往方式。即美国如果需要我们做这个，那么美国必须做些什么来交换，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当拜登政府决定“该竞争时竞争，该合作时合作”时，这让中国无法做出回应。
她说，目前美中关系僵持不下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中国不知道如何对美国作出回应。她说，中国会认为拜登政府的“分格化”策略没有给予中国采取合作回应的动力。
2021年3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拜登政府的首次外交政策演讲中提出美国的对华政策是竞争-合作-对抗，即在“应该竞争的时候竞争，可以合作的时候合作，必须对抗的时候对抗”。2022年5月，布林肯在另一次有关中国政策的重要讲话中对中国的政策做出了调整， 提出“投资、协同和竞争”的政策。虽然布林肯在演讲的最后也谈到了美中需要在气候变化、疫情防控、不扩散和军备控制、打击毒品、粮食危机和协调全球宏观经济等方面进行合作，但专家们认为，与中国“合作”在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中其实是有所“降级”的。
前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Matthew Pottinger) 3月初在华盛顿邮报主办的一场线上讨论会上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他说，中国对与美国在打击毒品、预防大流行病、应对气候变化、反核扩散等问题上的合作并非真的有兴趣，他们更倾向于把合作当成杠杆，迫使美国在台湾等中国视为核心利益的问题上让步。
他说：“奥巴马政府、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都努力过，在我们认为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对全人类都有利的问题上就合作展开对话。但是北京并不希望这些对话有实质性的进展，或者北京想利用我们在这些对话中的兴趣作为杠杆，让我们在那些我们看来与合作领域毫无关联的问题上做出让步。”
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温迪·谢尔曼2021年7月26日在中国天津与中国官员举行会晤。
在美国提出“竞争、合作、对抗”三分法之后不久，2021年7月，当时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现任中国驻美国大使谢锋在与当时到访的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温迪·谢尔曼会晤时就表示，“‘竞争、合作、对抗’三分法就是遏制打压中国的‘障眼法’。对抗遏制是本质，合作是权宜之计，竞争是话语陷阱，有求于中方时就要求合作；在有优势的领域就脱钩断供封锁制裁。”
这应该也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观点。今年3月习近平曾罕见公开批评美国，他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实施了全方位的遏制、围堵、打压，给我国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美国华盛顿的智库捍卫民主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克雷格·辛格尔顿(Craig Singleton) 5月在外交政策杂志上撰文说，拜登政府应该考虑“用北京能够真正理解的唯一语言：互惠（交易），来取代共存和‘护栏’这样的言辞。”
前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成员，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资深研究员罗伯特·曼宁（Robert Manning）也曾告诉美国之音，美中应该“以互惠措施为基础，一小步一小步，一块砖一块砖地，建立某种程度的信任。”美中之间的交流不得不是“交易性的”。
前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埃布里奇·科尔比(Elbridge Colby)告诉美国之音，美中之间的问题是“结构性”的，而且中国基本上已经认定美国试图遏制和打压。他认为，拜登政府目前寻求与中国对话的努力有点“用力过猛”，而正确的方式应该是明确立场。
“我认为美国正确的做法是淡化言辞，明确表示我们不会阻止中国的发展，但也同样明确告诉中国，它不应该认为可以成功攻击我们的防御关系和我们的立场地位。告诉中国，我们必须要巩固我们的地位。”他说。
专家：美中“勉强相互容忍和克制”
美中关系到底能否走出低谷，双方还有没有没有合作空间引发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关注。华盛顿的两家顶级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和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正在组织学者们联手对美中在竞争中保持合作的可能性进行研究。
在这两家智库联合举办的一场相关话题的研讨会上，与会专家承认，因为美中结构性的竞争，现阶段美中合作确实面临巨大挑战，但是，他们同时指出，竞争，包括安全领域的竞争，与合作并非“互相排斥”。
美国印太司令部公布的视频截图显示一架中国歼-16战斗机2023年5月26日以“不专业”方式在南中国海上空拦截一架美国空军的RC-135侦察机。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研究员麦艾维(Lily McElwee)指出，美中不仅应该在气候变化、打击毒品等“软性问题”上合作，更应该在人工智能、防止核武器升级等涉及国家安全的问题上进行合作，因为合作才能提升共同的安全。
她说：“人工智能武器就是一个例子。这是一种明显的国家安全问题，我们可以自己做决定，但如果没有中方的合作，我们不排除人工智能引发的灾难性国家安全灾难。有很多例子显示，我们的国家安全利益可以通过合作来提升，但是，我认为这并没有得到北京或是华盛顿的重视。”
达特茅斯大学政府关系副教授詹妮弗·林德(Jennifer M. Lind)在研讨会上指出，美中曾在北韩核问题上合作，以后也应该继续合作。在建立军事互信方面美中也应该继续努力，即便是“撞了南墙”，也要继续。
“本周发生的事件，很明显，建立军事信心、制定避免海上碰撞的措施和协议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都是我们必须继续共同努力的事情。即便是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一直用头撞墙，那我们也的继续撞，直到有可能出现一个裂缝，出现我们要的战略。”她说。
兰德公司高级政治学家迈克尔·马扎尔(Michael J. Mazarr)则指出，美中可能需要一个比“竞争和合作”更复杂的框架—“勉强互相容忍和克制”框架(grudging mutual toleration and restraint)，并在这个基础上共存。
“这不是一种明确的合作，而是在特定问题上，我们双方都采取足够行动的方式努力稳定局势。我们已经采取了这些行动。我们不认为这是合作，但我们愿意承认他人并包容他人。（这是）我们在这个领域的行动、声明和立场。他们会容忍我们的。这是一种有限的程度共存。”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