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入3000算中产”引争议 经济学家李实再释疑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收入分级标准再惹争议。
日前，著名收入分配领域专家李实接受腾讯财经专访，披露2022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已达到4.6亿人的最新测算数字，却因为“月入3000元左右就算中等收入群体”引来网友争议。正如李实在专访中所说，即使在发达国家，绝大部分人不认为自己是中等收入群体。
该如何理解“中等收入标准”？6月19日，李实接受红星新闻采访，再次厘清中等收入群体这一概念，并且突出他想强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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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定义系家庭人均年收入
而非劳动者个人收入
统计是按照家庭年收入来的。李实首先强调，按照2017年的物价水平家庭年收入10万-50万元，是国家统计局提出的标准，由此得来的“每月收入3000元左右”的门槛，是把年收入10万元平均到一个典型三口之家每人头上算出的，不论是否每个人都工作。
李实说，一个三口之家中，如果只有两人在工作，例如还有一个是还没有任何收入的孩子，那么这时两个工作成员每人的月收入实际上需要超过4000元才算中等收入人群。当然，可支配收入除了包括工资性收入，还包括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
腾讯财经专访中，李实也强调，国家统计局使用的标准实际上高于世界银行为发展中国家划定的标准。全球划分中等收入群体尚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例如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曾推出一个人每天收入10美元到100美元的发展中国家标准，按照现在的汇率换算是年收入2.5万-25.5万元人民币(专题)左右。
月入3000元在我国处于什么水平？
城乡和地区收入差距巨大
月收入3000元在我国到底处于什么水平？
红星新闻记者注意到，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883元，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31370元，换算成月收入为2610元。李实介绍，欧盟一些国家使用欧盟国家收入中位数的60%作为中等收入人群的收入下限。
按李实的测算，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大概占人口的33%左右，低收入人群有65%左右。
是否是网友的收入水平相对较高，所以预期的中等收入水平偏高？
我国的城乡和地区收入差距巨大。李实在腾讯财经专访中介绍，农村大概90%以上都是符合定义的低收入人群。像北京，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达到70%左右，浙江超过60%；而在西部地区，如甘肃可能不到20%。
在上述专访中，对于“很多网友并没有感觉到自己属于这一群体”的问题，李实已经回应，这是各国普遍情况。一方面是，每个人心中的中等收入群体门槛不一样。另一个根本原因在于，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只考虑收入，不会考虑到你的生活负担，不会考虑到你其他的生活压力和支出。中等收入人群的标准不是说你是中等收入人群以后，你就一定会过上好日子。
李实接受红星新闻采访时认为，国家统计局的标准也不是唯一的标准，这个标准是高是低，是可以讨论的，但很难有结论谁对谁错。
他进一步指出，中等收入人群就是使用收入这一方便的单一维度划分的标准，使用这一概念本身并无问题，但需要正确理解。
“我们也要看到中等收入人群当中有许多面对很多困难。所以可以分为两个问题来看，一个是按照收入标准来看，中等收入人群大概是什么样的状态，另一个是怎么针对中等收入人群所面对的一些困难来采取一些相应的扶助政策。”
如何扩大中等收入人群规模？
关键是保经济增长
家庭年收入10万-50万元，和很多发展中国家使用的标准一样，是一个“绝对标准”，即固定的收入区间；而发达国家使用的往往是“相对标准”，按照一个国家收入中位数的一定比例，例如60%-200%。
相对标准下，中等收入人群规模的扩大，主要不是在于收入增长，而是在于不断地缩小收入差距。而用绝对标准划分出来的中等收入人群的规模，会随着经济发展、收入提高而不断扩大。
而这正是李实所关心的，中国中等收入人群规模扩大的问题。
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最具成长性的中等收入群体。2017年，国家统计局表示，我国中等收入家庭有1.4亿，中等收入群体已超过4亿人。根据李实团队的测量，2022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达到了4.6亿人左右。也就是说，2017年-2022年，中等收入群体增加了5000万-6000万。平均下来，大概一年增加1000万左右。
那么，这个数字接下来如何增长？
中等收入人群规模的扩大在于经济增长、收入增长。“过去我没有专门提这个问题，就认为这不是问题。但是现在感觉到这是问题了。”李实在腾讯财经专访中这样说道。保经济增长，是李实的核心关切。李实希望，中等收入人群占比从现在的1/3，经过十年或更长的时间增加到1/2，或者增加到60%或70%。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2021年曾发文提出，有必要提出一个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目标，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推动这个群体再增加4亿-5亿人，达到8亿-9亿人，占到总人口的60%左右。
李实认为，目前实现这一目标的困难还比较大。
刘世锦在上述发文中还强调了收入分配公平。文中提出，广义上的“进城农民工”是未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需要着力关注的重点人群，应以提升进城农民工人力资本为重点，采取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多方面政策措施，如对农民工及其家属在城市落户实行负面清单制度；加快推进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
而李实强调，这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经济增长，以及人群本身的收入增长。
延伸阅读：月入3000，不配中产
冰川思想库特约撰稿丨三娘在此
月收入3000元到底是什么水平？一位专家最近给出了“权威答案”。
近日浙江大学资深教授李实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根据我们的测量，2022年我们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大概达到了4.6亿人左右。平均到一个人身上，每个月3000元左右的收入，基本上就可以达到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
这些年来，再没有什么话题比讨论收入多少更能撩拨到流量的敏感神经了。这一次专家的发言，再一次引发了“被平均”的全网吐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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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的反对点有很多层次，比如有人认为月入3000元连维系基本生活开销都不够，也有声音认为虽然自己月薪3000元，但是远没有中产的幸福感可言。总的来说就是一句话：所有人都认为，3000元的标准就能够被称为中等收入群体，太低了。
其实这一次，专家还真没有说错。因为无论是按照公开官方统计数据还是此前的权威人士表态都能够看出，在全国有6亿人月收入不足1000元的情况下，月收入达到3000元，自然算不上是低收入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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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其实早在2019年时国家统计局发布《2018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公报》中就对不同收入群体给出具体划分标准：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为低收入群体，月收入2000-5000元为中等收入群体，月收入5000-10000元为较高收入群体，月收入10000以上为高收入群体。
也就是说，月入3000元，是官方认定的中等收入群体标准。不过即便是在数据公布时便引发了巨大争议；这一次，专家的测量尽管从学术上再一次印证了这一点，但是从大家的观感上来看，绝大多数人依然拒绝接受这一点。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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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工业革命以来，对于中等收入群体、中产阶级等等的人群划分在各个国家都一直存在着巨大的争议。
西方常见的以收入为衡量标准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对比家庭收入，按人们的收入按高低排列，将处于最高和最低收入中间的50%的人定为中产阶级，另一种是排列最低到最高收入的家庭，列出中等收入(中位数)，将那个数字的50%到150%列为中产阶级。
但其实，除了收入之外，全球也有根据受教育程度、从事的职业类型等等分类模式，甚至还有从消费能力来判定的。
只不过收入是最为直观、大家也最热衷于讨论的标准。
应该说，如果我们横向比较东南亚的发展中国家，月收入3000元确实并不算低。这个收入是在三四线小县城公务员且没有房贷压力的情况下，当然也能获得相对比较体面的生活。
但是，当我们的人均GDP已经站在中等收入国家的门槛之上时，那我们理应有更高的要求。而且，如果把这个收入水平放在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即便是一个普通的合租单间的租金可能都不够支付，更不要说养活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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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等收入群体更多还是一种动态的评价机制，其与所在区域的消费水平、房价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其实在那篇采访文章中，浙大教授李实也说明了，“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只考虑收入，有人可能刚刚越过这个标准的门槛，日子过得还是很艰难。即使在发达国家，绝大部分人都不认为自己是中等收入群体。”
当年日本(专题)可能是个例外。在经济最为繁荣的时期，是有过“一亿总中流”的国民期待的。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有九成日本人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层。
但随着日本经济泡沫的破裂，日本进入了贫富差距分化严重的格差社会，这也是大前研一“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各居两端，并且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M型社会理论来源。
但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就像是“未富先老”一样，我们当下面临着或许相比日本当年更为困窘的现实：在巨大的人口基数之下，即便是月收入3000元这样一个看似明晰的人群划分标准也是没有意义的。
月入3000元零花、在小城市住着大平层的人，与在北上广早出晚归、合租2500元单间的人，完全没有任何归类和可比价值，人与人之间的贫富悲欢并不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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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无意义的标准所导致的身份焦虑，其原因其实很简单：当一个人或者家庭承担着与收入不匹配的开支、账本的收支两端严重失衡之时，无论月收入是3千元还是3万元，都会认为自己不配“中产”。
在消费社会所描摹的美好图景里，中等收入群体本应该过着体面的生活——有独立的房产、可供支配的余钱以及消遣的时间，丰富的业余生活。
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它形成了一个美好生活的乌托邦，标志着现代社会的“中流”。这也符合弗朗西斯·福山的定义，“我所说的‘中产阶级’指的是处于高收入和低收入之间的社会阶层，至少接受过中等教育，拥有不动产、耐用品或自己经商。”
但我们可能没有想过的是，中产的多少，其实一定程度上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因为我们所期待的橄榄型社会、中产人群的扩大，良性的情况是低收入群体的上升而不是相反。但是，从法拍房的数量、老赖的数量，从网约车和外卖员的从业满员，我们得以窥见中国家庭的资产负债表的一角。
近期，中指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法拍房共挂拍60.6万套，同比增长35.7%，全国法拍房市场规模已经增至1.4万亿元。而按照中国执行信息网公开的数据显示，全国失信被执行人已经突破800万。
法拍、老赖、灵活就业，固然从个体层面有各种各样的悲剧和不得已，但从宏观上来看，原因只有一个：别说成为有钱有闲的中产，许多家庭的资产负债表正在面临极限挑战。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前些日子就发文警示过居民资产负债表的压力。他认为，虽然居民一季度收入同比增长5.1%，实际增速3.8%，但4%左右的居民收入增长并不足以给“拉动消费的关键人群”在收入和资产负债表带来明显拉动效应。
这是由于在疫情期间，很多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分配状况有所恶化，典型事实就是中低收入阶层占整体收入比重和占GDP比重是下降的。这也就是说，我们启动消费最为核心的载体——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没有明显增加，这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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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更需要未雨绸缪的是，即便是配称为“中产”的那一波人，从负债表角度来看也是极端脆弱的。
根据央行 2019 年进行的调查，我国城镇居民配置比例最高的资产还是房地产，住房加上商铺配置比例高达66%。也就是说，房地产的价格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家庭的资产状况。
但在2022年房地产市场预期出现大幅度逆转之后，房地产市场的波动，首当其冲的是家庭资产——当月入3万的大厂中产遭遇中年毕业，另一头却是每个月一两万的房贷，而且很有可能这一房产相比他购置的时候还是在贬值的。
在如今这种情况下讨论中产，毫无意义可言。对于真正关心经济的专家学者们来说，与其花工夫去测量一个有争议的身份标签，不如多去看看，中国经济当前到底正在发生着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