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读博困境：成为学者，亦或成为母亲？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这是我第一次以纯粹的女性视角去谈论自己所遇到的困难。
事实上，不知道从何时起，又因何，当我们谈论起女性权益的时候会变得小心翼翼，生怕冒犯了什么。我想这并不有利于我们真正面对一些问题，甚至会让我们与最初想实现的那些目标背道而驰。要知道，从德古热发表《女权宣言》而后被推上断头台起，无数致力于女性权益乃至人类共同美好生活的人们一直都在坚持不懈的努力。
但切记，他们的坚持不懈绝不是为了男女对立，而是为了合法权益的争取、为生活在此间的人们，活的自由有尊严而不懈努力。
尽管我出生在内蒙古一个偏远小镇，但无论是家庭还是学校，我从来没有感受到自己作为女性而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至少在读书上学这件事上我认为自己一直受到的都是鼓励。在我成长的的家庭和学校，因为女生成绩好，性格乖巧反而备受长辈和老师的喜爱。我一路读书读到博士，这样美好的体验一直伴随着我。因而我不得不承认，在很多方面，很多事情少，我很少以性别的视角去理解和思考。
但随着我博士毕业，开始找工作，我才逐渐体会到，面对同样的境况，性别将不得不作为重要的因素被纳入我得考虑范畴。作为女性学者，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般，深刻的感受到“女性”学者的性别困境。
严格算起来，我从3岁开始上幼儿园，一直到博士毕业，我在学校生活了二十多年，我很少感受到因为自己是女性而被歧视。最多让我觉得不舒服的时刻，大概只有数学没有考好的时候，被老师指出，女生就是天生数学不好。但那时候我并没有意识为这是一种歧视，只是单纯的质疑为什么女生天生数学不好？那我们天生什么好呢？
2013年我开始社会学本科学习，到现在整整10年。
我也几乎没有性别差异的感受，如果从客观的考核指标来看，女生的成绩和表现比男同学要好，因而受到老师们更多的重视。只有在一次讲座中，一位男性老教授表达了自己的困惑，他觉得女同学在读书学习的时候都很用功，表现也很出色，一旦步入家庭就几乎消失在学术圈了。当时我很想说点什么，但又没有底气。尽管我知道这是事实，但我不知道要如何解释女性学者的困境不是他们本人自身的问题。
今年春天我开始找工作，越来越浓的性别差异让我有了前所未有的体悟，也引发了我许多思考。
首先，国内高校对于青年老师的考核越来越严格，通常都需要完成首聘期考核，大概是3-4年内完成2-3篇核心期刊论文和一个省部级或国家级基金，其次是教学任务，带学生参加各种比赛、竞赛和指导实习等。当然很多极具学术能力的人会觉得这并非难事，但就普遍意义和绝大多数人而言，这的确没那么容易。
这样的不容易并不是单纯指科研难度，而是我突然意识到，博士毕业这一年我快要30岁了（这个时候不仅仅是性别意识，年龄意识也更加引起我的注意和思考）。但我还没有结婚也没有生育，并且我不是一个不婚主义者或者丁克。（为了防止误解，需要解释的是，我并非认为女性的价值只来源于婚姻和生育，而是强调出这样的一个事实：很多女性学者并非都要选择不婚不育且终生献给学术。我们尊重一切人的选择，但不必上升到一个道德高度，认为献身学术的女性学者就是伟大的，考虑结婚生育的女性学者就低人一等，甚至对其进行道德批判，这也是非常不公平的。对于很多女性学者而言，学术是工作也是兴趣，但不是人生和生活的全部，她当然有追求婚姻家庭生活的权利。）
于是，让我日日思考得就不仅仅是学术工作，还有婚育问题。毕竟，没有任何一个女性可以同自己的生理现实与身体状况相抗衡。（比如高龄产妇带来的生育风险，以及错过生育年龄而失去生育能力的现实等。）
我读博期间，由于发文等科研压力，长时间的伏案工作导致腰间盘突出，颈椎没有生理弧度，以及内分泌失调引起多囊卵巢（直到我去医院检查，我才发现这个疾病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不仅仅导致月经失调，引起生育困难，还影响到整个身体的健康，比如二十几岁人也会患有高血压，肥胖、体毛旺盛，以及极大增加患癌的风险）。
于是我想到，如果未来入职的三年内，我还是按照读博的状态去投入才能换来一些成果产出的话，那么势必要牺牲掉我的身体健康，如此以来可能会危及到我的生命。过往长期的工作投入，我时常头晕头疼，感到乏力，甚至晕倒在书桌前，别人也只会以为我只是太困而睡着了，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与此同时，我根本不敢考虑婚育事宜。因为没有女性学者愿意拖着疲惫的身子，在嗜睡、遗忘和各种身体不适中继续保持高强度的科研工作。也没有一个母亲愿意在孕育生命的过程中时刻担心因为完成不了考核而被“扫地出门”。
在母亲与学者之间是没有平衡而言的。
当我们被问到如何平衡家庭和工作的时候，那么提问的预设就是工作和家庭可以平衡，或者女性就要平衡家庭和工作。但实际上呢？我发现，这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以至于我们根本不能用“平衡”去思考这一问题亦或者寻找解决办法。
当然，对用人单位进行批判也不能解决问题，因为用人单位必须要考虑绩效。尤其国家开放二胎，三胎政策和鼓励生育的情况下，用人单位更害怕自己招来的员工会在入职后因生育问题而中止劳动和产出。如此带来的损失是用人单位不愿意承担的。于是，所有的困难就只能留在女性个人身上，变成一个个人性的问题。似乎政府只负责提出鼓励生育的政策，家庭成员只负责催婚催育，工作单位只负责工作考核，职业共同体只负责评价我们是否配得上学者的title ，社会只负责审视我们是否是称职母亲……
在我的身边有这样两类女性学者。
一类是不婚不育专心搞科研的。一类是挣扎在科研和家庭生活中的，她们总是很自责，自责自己科研产出的不如意，也愧疚对家庭和孩子的照顾不周。我也认识很多大龄生育的女性学者，他们在生育和家庭这件事上付出了更多不为人知的辛酸。在制度、政策、社会福利和保障没有跟上的时候，连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也变得很奢侈。比如一些大龄女性学者由于年龄等原因失去了生育能力，而保不住家庭。（当然我很不认同这样的表述，似乎家庭的维系责任只是女性自己，且只是依靠生育才能维系家庭生活。但这样的话语背后反映的恰恰是一些非常真实的，女性学者所共同面临的困境）。
女性学者不仅面临各种学术和生活的艰难，还面临着更多的道德审视。是否是合格的老师，合格的科研人员，合格的妻子，合格的子女，以及合格的母亲……
高校招聘青年教师是35岁以下甚至32岁以下，青年基金的申请也是这个年龄限制，女性学者不仅要考虑性别还要考虑年龄，这也是一种常态。年龄和性别死死地捆绑在一起。在这一点上科研的年龄限制和生育的年龄限制又何其相似？过了35就不能再申请了，过了35就很难再生育了……
当我们逐渐成为因为高度异化的学术机器时，我们关注的不是如何做好学术，而且如何在学术圈“绝处求生”！然而现实却又是那么捉襟见肘，尤其对女性学者而言。当学者的角色与母亲的角色不断发生冲突的时候，那种以平衡家庭与工作的讨论不仅没有意义，甚至在我看来仅仅是隐藏从属与契约的人为性。它背后是被“自然化”的逻辑。所谓“自然化”指的是，将原本人为的事物看作是自然的，因此它只不过是伪装成命运而已。而女性学者要走一条既是合格学者又是好妈妈的路，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的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