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四位帅哥部长的最终结局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按：没有经历过文革(专题)的人，很难想象当时的江青权力有多大，她看上了几个文体界的帅哥，轻而易举的就让他们当上了部长。也许有人觉得，这几个人毕竟业务很过硬，如果不是当时江青提拔，而是改革开放后别人提拔，绝对可能会前途无量。实际上，几位帅哥部长就是踩的“点儿”不对，所以才留下了让人无限感慨的结局。
一、浩亮
“李玉和”钱浩梁现在已经八十多岁了，虽然今天他已经虎落平阳，但仍很难把他和李玉和割裂开来，尽管京剧李玉和的首演是他的老师李少春。江青很赏识钱浩梁，但说姓“钱”不好，有资产阶级味道，于是给他改名为“浩亮”。江青倒台后，他当然也被隔离审查。出来后，才恢复了被迫改掉的原名——钱浩梁。
钱浩梁从演员一下子就升到文化部副部长，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扶摇直上。但他确实是青年演员中的尖子，政治上要求进步，为人谦虚敦厚，文革前就入了党。京剧大师李少春为自己能有这样一个学生而高兴，所以他力荐钱浩梁作为《红灯记》的B角。
1965年他开始走红。当时张春桥和姚文元正把持着《文汇报》，他在上面发表了一篇题为《为无产阶级英雄立传》的文章，文章一发表，在京剧界就引起很多议论。原因是他在文章中只字未提老师李少春，只说他自己如何如何。人们不满的是，毕竟你只是个B角，而且还是你老师提携的你，抛弃恩师是中国传统最不能容忍的大逆不道。至于当时钱浩梁不提李少春，究竟是两位超级文痞不让提，还是他自己就不想提，就不得而知了。
1969年4月，钱浩梁“当选”为中共“九大”代表。
最初，江青是想让他当中央委员的，找周恩来说了好几次，都被周恩来拒绝了，但钱浩梁还是当了中共“九大”的代表。后来，周恩来曾找钱浩梁谈过话，让他正确对待，钱浩梁表示“一切听党安排”。这实际为他以后被提拔，打了个起步的基础。
1970年5月，浩亮开始参与国务院文化组对全国文艺的领导工作。1975年四届人大后不久，浩亮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
1976年10月的春雷把浩亮从天上轰进了地狱。1981年，经过长达五年的隔离审查，最后，浩亮的结论定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免于起诉”。年底，浩亮恢复了钱浩梁的名字，带着“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开除党籍，降一级工资”的组织决定，回到了中国京剧院的家，魏公村一幢筒子楼的两间背阴小屋。
作为视京剧为生命的艺术家，他当然希望能从事老本行，但“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结论，始终是个枷锁。因为，这个结论说明他本质上是敌人，经过宽大才是人民。谁也不敢冒重用敌人的风险，重新使用他，再加上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钱浩梁有意无意地整了不少人，所以，想在舞台上再度辉煌，已是绝无可能实现的奢望。
后来，河北省一位喜爱京剧的副省长把钱浩梁调到了石家庄，让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教书。在那里，他很敬业，编写了《戏曲基本造型十五功》等教材，并指导学生排练了盖（叫天）派剧目《一箭仇》、《雁荡山》。
文革后，钱浩梁从不谈自己的那段特殊经历，无奈讲起来，也是检讨自己。但文革的走红，让他不断的付出代价。在评高级讲师职称时，虽然学校已经通过，但报到省里时，却未获批准。实际上，以他的艺术水平和资历，就是在中国戏曲学院也会评为教授。后来，还是那位副省长出来说话：“钱浩梁的职称应该批，他是难得的人才，要用人所长，我们要把党的政策落到实处。”问题才得以解决。
曲折和坎坷极大的损害了他的身体。1992年1月，钱浩梁应邀到济南出演《龙凤呈祥》《甘露寺》《回荆州》等剧时，不幸得了脑血栓。凭借自己顽强的意志和毅力，他逐渐恢复了说话、走路、吃饭的功能，1998年前后，竟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之后，钱浩梁和妻子曲素英也偶尔参加演出，演出中，经常会遇到老票友高喊：《红灯记》！《红灯记》！
钱浩梁晚年还算安逸，独生女钱红南在美国留学，毕业后在那儿找到了一份工作。钱浩梁尽管非常热爱京剧，但已年近古稀，很难再度登台了。他做人始终低调，不愿意提起自己大红大紫的那个年月，希望人们忘记他和他的过去。
二、庄则栋
当过十大中央委员、国家体委主任的庄则栋，50年前的知名度比今天的姚明、刘翔、孙扬要高的多，因为那时候能拿世界冠军的体育项目只有乒乓球，而庄则栋是闻名世界的头号选手。
1971年，作为一个乒乓球运动员，庄则栋做了一件远远超越运动员的大事，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小球推动大球”，他第一个做了中美交往的牵线人。其时，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很欣赏他。江青曾经给庄则栋讲过一段往事，说在1961年北京举办的世乒赛上，中国和日本(专题)争冠军时，比赛打的异常紧张，看直播的毛泽东对着电视屏幕里的庄则栋说：“我的小祖宗，你快给我拿下来吧！”
文革中，江青极力的提拔他，文革后期，他与四人帮走得越来越近。四人帮被粉碎后，他经历了几年的隔离审查，受了处分，后来恢复了自由。
起初，他在山西乒乓球队当教练，后来回到了北京。但没有一个专业队敢用他，尽管按业务能力，做国家队教练都绰绰有余。北京市将他安排在北京少年宫当老师，这倒也是一份挺稳定轻松的工作。虽然享受不到国家队的丰厚待遇，但凭借极高的知名度和演说能力，加上不错的书法，日子过得倒也很滋润。夫人佐佐木墩子对他的生活照料的很精心，所以晚年的生活也很充实安逸。
不幸的是，2008年68岁的庄则栋查出了癌症，几年间做了近10次手术，与病魔进行了一段长时间的抗争。在病情恶化时，他曾想过用有尊严的安乐死来解脱，但家人和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坚持抗争。
2013年2月，癌症晚期的庄则栋病情进一步恶化，虽经北京、上海多所医院治疗，还是于2013年2月10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3岁。
治疗期间，体育总局和乒羽中心各拿出5万元给他用于治疗。2009年起，乒羽中心每月拿出4千元补贴，用来雇人照顾他。财政部还批了每年80万的专项经费，用于化疗的自费药部分。国家并没有忘记他。
至于他年青时政治上的那段曲折，几十多年过去了，人们也能更客观地看待。文革开始时，他还不到30岁，又是个不懂政治的运动员，把他扔进政治漩涡里，他怎么会有能力正确的应对？何况，很多事情是按照伟大领袖的指示做的。
三、刘庆棠
刘庆棠是江青提拔的几位帅哥部长中，处分最重的。因为他的罪行最重，态度最差，参与过四人帮的秘密活动。
1975年10月，刘庆棠到上海，参与了江青亲信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的密谈。王洪文对他们说：“邓小平之所以胆子这么大，是有总理、叶副主席、李副总理的支持。”回京后，刘庆棠积极的进行了传达和部署。
文革中，这位“芭蕾王子”，官至文化部副部长、中共十大主席团成员、第四届全国人大主席团成员。
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他立即被隔离审查。
1983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诬告陷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由于刘庆棠得势时太“花”，受够了他气的妻子与他离了婚，子女也与他脱离了关系。
后来，刘庆棠患了肝硬化，获准保外就医，回到老家辽宁盖县寄居。回乡不久，落魄不堪、经济拮据的刘庆棠，在大连遇见了原来文工团的战友沙音，沙音接纳了还在刑期而且身患重病的刘庆棠。在沙音家他几次发病，生命危在旦夕，是这位善良的女性一次次的挽救了他。
后来，刘庆棠刑满释放成为自由公民。文化部落实政策，在北京给了他一套住房。但他却无情的与沙音一刀两段，攀上了北京一位很红火的女性。
钱浩梁和庄则栋都不愿提起文革，但刘庆棠不一样，他曾毫无顾忌地和记者大谈与江青干过的一些所谓的好事。他还酝酿过创作芭蕾舞剧《岳飞》，但遗憾未及实现，便离开了人世。
四、于会泳
于会泳是江青提拔的帅哥部长中，职务最高的。从艺术成就的角度讲，他也高于钱浩梁和刘庆棠。如果他活着，称之为“音乐大师”并不为过。
历任中共九大代表，九大主席团成员，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中共十大代表，中共中央委员(第十届)、中华人(专题)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
于会泳上了贼船后，的确执行了江青的很多指示，但在做人上，与刘庆棠有所不同。刘庆棠上去后，对老领导及老师一概六亲不认，而于会泳对恩师贺绿汀，还是念旧情的。
“文革”中贺绿汀遭到批斗，于会泳曾想利用自己的影响，把贺作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将他“解放”，但被张春桥斥责为“糊涂”观念。张春桥故意安排他主持第二次批斗贺绿汀的“电视斗争会”，并在全市转播。人们发现他在主持批斗大会中，说话并没有声色俱厉，而贺绿汀在会场上说话却掷地有声，从中可以看出于会泳当时内心里的矛盾。
1976年10月中旬，中央派工作组进驻文化部，于会泳被定为“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进行隔离审查。
于会泳被隔离后，曾经深刻忏悔，写了多达17万字的检查和交代材料。
最初，于会泳觉得自己是有罪，但没有大罪，文化部部长被撤了，总可以回上海音乐学院去教书。实在不行，还可以回胶东老家的县文化馆或县剧团搞搞文艺工作。
但不久中共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直接点了他的名，这意味着他已被列入“永世不可翻案”之列，他精神彻底的崩溃了。
1977年8月28日上午，于会泳给母亲、妻子和女儿写下遗书：“我跟着‘四人帮’犯了罪，对不起华主席，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我的结局是罪有应得，只有一死才能赎罪……。我恨透了‘四人帮’，也恨透了自己，消除旧的于会泳……。希望你们永远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和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革命到底。”
晚8点左右，他把拘留散步时捡来的“来苏水”喝了下去。被人发现后，马上送到阜外医院抢救，医院虽然采取了各种抢救措施，但还是没有挽回他的生命。
人生一世，几度浮沉，世事难料，报应有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