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雅三医院被指私下收10万元“肝源费” 为啥...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近日，媒体报道，长沙湘雅三医院被患者儿子蒋先生举报，说该院医生在给他父亲做肝移植手术时，私下索要了10万元现金的肝源费，称将通过红十字会转交给捐献者作为补助。他想知道这笔钱的真正去向。
医院回复称，这事已经协商解决，钱还给蒋先生了。湖南红十字会回应，器官移植是自愿、无偿性质，禁止医生私下收取费用，也没有肝源费的说法。
蒋先生举报医院这事得从头说起，他父亲做的肝移植手术是在2018年8月，手术前，医生说除了正常的手术费用，还要准备20万元现金的肝源费。蒋先生筹措了20万元，10万元作为手术费，10万元作为肝源费，约定手术后再缴纳剩下的10万元。手术后几天，蒋先生父亲死亡。
蒋先生没有再缴纳约定好的10万元，而是向医生和医院追索已经缴纳的10万元肝源费。
为此，他在2019年、2020年将医院告上法庭，法院不认为医院存在医疗过错，同时对肝源费这个事实未予认定，称蒋先生可另行起诉。2021年医院以补偿款名义，支付蒋先生9.8万元，终结这个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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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先生两年后重新开撕医院，等于撕破了与医院的协议。在一些人看来，蒋先生等于两次毁约，除了协议这一次，还有肝移植那次，撕毁了与医生关于费用的约定。蒋先生被认为是刺头，打破了器官移植中一些灰色地带的默契，并将医生医院推向为难境地。他受到一些负面批评，也不意外。
包括肝移植在内的器官移植，确实应该有严格的把关，供体与受体之间，理应接受最公正的程序审定，尤其是受体的排期，不能受到人情、金钱等因素的干扰。蒋先生举报医生和医院，虽然有“背信弃义”的色彩，但他看似胡搅蛮缠的举动，也指向这起风波的公共性，亦即：围绕器官移植的费用，是否真的无法说清楚？
法院判决佐证，蒋先生父亲接受的肝移植供体是从正常渠道获得，来自于中国人体器官获取组织联盟（即OPO联盟），排除了医生或医院私下买卖器官的可能。但红十字会的回应，表明存在着供体接受捐赠补助的情况，尽管红会强调这种补助是公对公的，不能点对点地捐赠，但仍有不少人推测，在现实操作中这一块存在灰色空间。
据蒋先生说，医生也告诉过他，如果缴纳不了肝源费，还有其他人在排队。
不排除，蒋先生缴纳的10万元肝源费，约等于“插队”的费用——这种“插队”既没有完全违背器官移植的合规性，也囊括了供体家属可能的经济诉求。医生医院是一手托两家，说不上违法违规，毕竟说服供体家属也不是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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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这次肝移植手术要在OPO联盟的程序下进行，又可能存在一些不好拿到台面上讲的东西。在这种情境中，要说医生医院从中非法牟利，是很难站得住脚的，因为存在移植失败的可能，风险太大，没有正规医生会干这种事。相反，医生为了促成供体捐赠，从中说项，反而承担了不必要的风险。
让医生承担移植过程中的风险，主要还是因为移植供体太少，以及很多捐赠者家属有经济需求，一旦有合适的匹配，考虑到时间、地点、手术紧急等因素，医生以某种方式加速推进供体与受体的对接，这就是现实。
蒋先生盯着医生和医院不放，看似得理不饶人，但可能更多还是器官移植中潜在的现实场景使然，类似于医生和供受体的私下协定。
当然，此事真实情况如何，10万元肝源费，到底流向哪里，医院和医生有没有中饱私囊，还有待第三方调查。
但可以想见，蒋先生现在以一己之力，叩问器官移植无可避免的灵活操作空间，考虑到种种实际的禁忌，恐怕很难得到他想要的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肝源费”就成了传说中的名目，如果相信OPO联盟的公正性，就得容忍它所象征的难言之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