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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告日本:排核污水时,想想那两颗原子弹

京港台:2023-8-26 09:32| 来源:蓝钻故事 | 评论( 31 )  | 我来说几句


正告日本:排核污水时,想想那两颗原子弹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专题:关注中日关系,最新动态追踪!

  今天这篇文章首发自公众号蓝钻硬派故事,这个号相比蓝钻故事,更偏重于历史一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

  8月24日,北京时间中午12时,不顾全世界及其国内多方反对,日本(专题)正式将核污染水排入海洋。

  根据计划,排海时间将持续30年。

  78年前,日本的广岛和长崎遭受两颗原子弹轰炸,法西斯统治下的日本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受过核打击的国家,如今的日本,不好好反思,却选择将核污染水一排了之,我认为,有必要让那段核历史让更多人知道,有必要让那些记吃不记打的日本人温故而知新。

  1945年7月15日晚9点,美国新墨西哥州索科罗以南约40里,狂风暴雨,电闪雷鸣,霍尼格冒雨赶到试验场103英尺高的试爆塔前,沿着梯子一级一级往上爬。

  塔顶上有个马口铁小屋,屋顶上挂着一只60瓦灯泡,霍尼格打开灯,推门而入,里面有个重达四吨的钢桶,几乎占据小屋全部空间,一堆怪异的电缆像肠子般从钢桶侧面溢出来,狂风拍打着铁皮屋,昏黄的灯泡在雷电中晃来晃去,让场面愈发阴森恐怖。

  制造者给铁皮屋內的庞然大物起了许多代号,如“野兽”,“那玩意儿”,“那设备”,“它”,却从不称呼其正式的本名——原子弹。

  除了原子弹,铁皮屋内还有一部电话,这是霍尼格联络外界的唯一途径,电话线连到塔下,穿过沙漠,一直通向控制掩体。

  霍尼格是哈佛的化学家,二战初期在新英格兰研究水下爆破。1943年的一天,上司把他叫到办公室,说有个秘密任务交给他,至于是什么任务,因关系重大,连上司自己都不知道。

  几天之后,霍尼格买了一辆二手的福特跑车,和20岁的妻子莉莉前往美国西部,莉莉是来自德国的犹太难民,与霍尼格在哈佛的课堂上结识,虽不知丈夫的具体任务是什么,但莉莉被告知,秘密任务与对抗德日法西斯相关,这让身为犹太人的她倍感振奋,高耸的胸中燃起快意恩仇的火焰。

  这小夫妻俩开着福特,来到新墨西哥州一个叫洛斯阿拉莫斯的神秘领域,这是个秘密实验基地,一群顶尖的年轻科学家聚集在这里,研发有史以来杀伤力最强的炸弹。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霍尼格设计了一套复杂的设备,被称作“X组件”,它实际上是原子弹的电触发器,在必要时刻,它将给原子弹的64个引爆器加上5500伏电压。

  如果X组件出了问题,就不会触发电压,导致原子弹无法引爆,因此,在本文开头,1945年7月15日的那个雷电交加的暴风雨之夜,霍尼格被派往塔顶的铁皮屋,看守原子弹。

  向霍尼格下达指令的人,是原子弹研发基地的负责人,名叫——奥本海默。

  距离装载原子弹的铁皮屋5500英里之外,杜鲁门在柏林郊区小白宫的前廊,就着璀璨的晨光,吃完了汉堡包早餐。

  明日,杜鲁门将乘车从小白宫前往波茨坦的赛琪林霍夫宫,与斯大林和丘吉尔进行圆桌会谈。

  波茨坦三巨头

  此时,德国法西斯已经投降,但日本法西斯仍在负隅顽抗。过去三年,美军逐个夺取太平洋岛屿,付出了惨重代价。

  在距离日本本土西南仅400英里的冲绳岛附近海域,数千架日本神风敢死队飞行员向美国军舰发起自杀式袭击,30艘美军舰艇被炸沉,另有164艘受损,冲绳岛上,日军疯狂抵抗,致使1.2万美军阵亡。

  艰难中向前推进的美军,看到了骇人一幕,一个个日本家庭,通常是父母抱着孩子,从悬崖上一跃而下,脑浆迸裂,或葬身大海。

  按照既定计划,美国将于1945年11月1日开始,向日本南部九州岛发动大规模进攻,进攻代号是“奥林匹克行动”,四个月后,代号“小王冠行动”的第二波进攻将剑指东京。届时,美国人将与日本人在东京展开血腥的大决战。

  除此之外,美国还有一个更简单更直接的方案——向日本投掷原子弹。

  奥本海默坐在控制掩体的办公室里,一口接一口猛灌黑咖啡,沉重的眼袋挂在那双如海水般的湛蓝眼睛下面,皱巴巴的西装松松垮垮地挂在他皮包骨的身躯上,他已三天没有睡觉。

  奥本海默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作为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主任,他要对即将进行的原子弹试爆结果负责。

  实验园区的桑迪亚峰上,科学家们的女眷坐在各自的汽车里,盯着外面的黑夜,她们听丈夫说,今夜将发生一件特别的事。

  这些女眷几年前就来到洛斯阿拉莫斯,却对丈夫整天在忙啥一无所知,她们活在密不透风的真空里,任何人都不能来探望她们,她们的地址只是一个邮政信箱,她们的信件遭到审查,电话被窃听,就连她们生的孩子,都必须被录指纹。

  女人们在这个夜里,都渴望一个真相。

  奥本海默来到营地餐厅,叫了杯鸡尾酒,一根接一根抽烟,手不住颤抖,他不知是该按时引爆,还是该推迟测验。他是个病人,多年前在法国度假时,曾突然发狂,试图勒死自己的友人,后被诊断出患有精神分裂。

  餐厅里的其他科学家故作轻松,点了杯喝的,七嘴八舌,交头接耳,他们为排遣压力,故作轻松地打起了赌,赌注是100美元,赌的是——试爆原子弹是否会毁灭世界。

  其中某个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毛头小子举起酒杯,冲着窗外的电闪雷鸣,对餐厅里的众人说道,让我们举杯致敬,敬毁灭前夜(电视剧)的地球。

  这时,美国中将格罗夫斯走进餐厅,他是整个曼哈顿计划(原子弹计划)的总负责人,也是奥本海默的直属上司。

  格罗夫斯向那个开“地狱玩笑”的科学家扫了一眼,餐厅立马安静,奥本海默冲格罗夫斯点点头,颇有默契地起身,跟着格罗夫斯中将,走出餐厅门口,进入电闪雷鸣的世界。

  二人站在餐厅外部的露台,任狂风吹乱头发,半个钟头后,奥本海默和格罗夫斯达成统一意见,推迟凌晨四点的原子弹试爆计划。

  豆大的雨点砸下,奥本海默长舒了一口气。

  7月16日,德国波茨坦“小白宫”。

  杜鲁门与丘吉尔“通气”,二人谈论的话题是斯大林。

  四年前,斯大林代表苏联,与日本签署互不侵犯条约,严格来讲,条约还有一年的有效期,但世事变,风云改,在雅尔塔三巨头会议上,斯大林作出承诺:在欧洲战事结束三个月內,他将撕毁条约,加入对日作战。

  8月8日是三个月的最后期限,留给日本的时间不多了,留给美、英的时间也不多了,斯大林正将百万大军调往中苏边境,随时准备猛攻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军。

  杜鲁门和丘吉尔达成一致,波茨坦会议是一场危险的外交游戏,他们获胜的关键取决于两点:第一,要到最后一刻,才能将原子弹的事告知斯大林;第二,原子弹必须试爆成功。

  风雨大作的夜晚,霍尼格正在塔顶的铁皮屋里就着一盏孤灯阅读惊险小说,电话声响起,打断了霍尼格的头脑大保健。

  电话来自上级,通知霍尼格可以从塔上下来了。

  霍尼格起身,从原子弹旁挤过,踏上通往地面的阶梯,雨中的钢塔向下延伸,潮湿的塔架和电缆在探照灯的光柱下闪闪发光。

  下塔之前,霍尼格转身看了一眼原子弹,这个庞然大物一动不动,阴冷而安静,躲在昏暗的铁皮屋里。

  霍尼格来到塔下,浑身被淋湿,爬上一辆吉普车,驱车穿过灌木丛,回到营地食堂,那里有咖啡和同事,同事们仍在打赌,赌铁皮屋里的那颗原子弹会不会在试爆时将地球摧毁。

  7月16日,新墨西哥州凌晨3点。霍尼格在营地餐厅享有火腿蛋和咖啡,世界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所需的最后部件正被安装到位。

  凌晨4点45分,格罗夫斯和奥本海默进行了一番仓促的电话探讨,作出决定,将试爆时间定在半小时后的5点30分。

  原爆点以南5.5英里的地方,在一个混凝土控制掩体中,工作人员将一把钥匙插入上着挂锁的金属盒,盒子里是激活原子弹的电路。

  工作人员一个接一个地合上开关,最后一个开关控制着起爆原子弹的电路,,电线蜿蜒穿过数英里的灌木丛,连通到钢塔顶端的铁皮屋,最终抵达霍尼格的“作品”——位于原子弹后部的X组件。

  凌晨5点28分,警报拉响。

  在引爆前最后几秒中,一种奇怪的声音弥漫在空气中,人们后来才知道,那是千百只青蛙在黎明交配时的呱呱声。

  原爆点以北50英里处,一个名叫乔治娅的18岁少女坐在副驾驶位置上,开车的是她姐夫威利斯,威利斯正开车送乔治娅去上早课。当汽车沿空旷的85号公路行驶时,一道明亮的闪光突然笼罩在天地间,乔治娅一把抓住姐夫的胳膊,惊恐地问道,那是什么?

  威利斯惊讶地看着乔治娅,因为乔治娅是一位盲人。

  5点30分,仿佛沙漠里升起第二个太阳,一个炙热的火球不断膨胀,它的核心温度达到6000万摄氏度,比太阳表面温度高出上万倍。

  爆炸的巨响惊天动地,几秒钟内,“第二个太阳”吞噬了周遭的万物,成千上万吨沙子、灌木丛、响尾蛇、长耳兔、交配中的青蛙、竖立在沙漠里的钢塔,以及各种各样的有机体和无机体,统统化为齑粉。

  在6英里开外堆满沙袋的混凝土控制掩体里,几名观察员被震倒在地,引爆40秒后,奥本海默站在营地小丘上,将碎纸片投向冲击波,测量它们随风飘走的距离,他拿出计算尺,很快算出了爆炸的当量——两万吨TNT。

  如此大当量的常规炸弹可装满5000架轰炸机,而这两万吨TNT的能量都来自一块仅有网球大小的钚。

  奥本海默等人抬头向上看,蘑菇云翻滚着冲上天空,就像平地升起一座山峰,天空变得五颜六色,闪亮的粉色、蓝色和绿色从蘑菇云里溢出,如同一场盛大的焰火表演。

  原子弹试爆成功。

  格罗夫斯拍着奥本海默的肩膀说,战争就要结束了。

  这天,轮到斯大林做东。

  下午三点,杜鲁门在斯大林的公馆里品尝了各种伏特加,酒过三巡,二人来到公馆窗前,俯视窗外的湖面,斯大林掏出一张纸,在杜鲁门面前挥舞,说这是日本天皇来信,天皇在信中敦促苏联尽快同意日本特使近卫文麿访苏。

  对于这个消息,杜鲁门早已得知,美国的密码破译员几天前就将“日本向苏联发出和平试探”这件事汇报给了他。

  杜鲁门佯装震惊,劝斯大林不要答复这封信,斯大林则说,也许最好的办法,是对这封信做出模糊回复,让日本人放松警惕。

  斯大林接着说,苏联将在8月中旬,加入对日作战。

  一番觥筹交错后,斯大林喝得脸红扑扑的,杜鲁门看似不经意地说,我们有了一件破坏力惊人的武器。斯大林看上去已经喝大了,只是点点头,没有多问。

  闲谈了几句后,杜鲁门离开斯大林的公馆。

  晚些时候,丘吉尔问杜鲁门,什么情况?

  杜鲁门说,他一个问题都没问。

  杜鲁门与丘吉尔相视一笑,他们确信斯大林对原子弹的事完全不知晓。

  他们错了。

  这几年,苏联间谍克劳斯一直藏身于洛斯阿拉莫斯,不断向苏联提供关于原子弹的情报。在苏联位于中亚的山区,矿工们大肆开采铀矿矿石,苏联特工已从柏林废墟上的威廉皇帝研究所运走了两吨氧化铀,一起被带走的,还有许多德国顶尖科学家。

  在距离莫斯科不远的波多利斯克市,一个绝密的核武器研究所拔地而起,那里有一个苏联版的“奥本海默”——核物理学家库尔恰托夫。

  杜鲁门透露出原子弹的消息后,不到一个小时,斯大林就与外长莫托洛夫密谈,对他说:让库尔恰托夫加快速度,开到最大马力。

  核武竞赛开始了。

  裕仁天皇噩梦连连。

  他梦到1936年的一件往事,一群日本陆军军官发动政变,叛乱分子叫嚣着冲过东京街道,一路乱砍乱杀。

  其中一名士兵闯入皇宫内殿,威胁到裕仁的生命,危急时刻,裕仁摆出权威姿态,站在那个士兵面前,斥责其惊扰圣驾。士兵羞愧难当,败倒在地,切腹自杀,政变最终失败。

  这一次,裕仁面对的是战时内阁的狂热分子,他们起草了名为《关于未来战争行动的基本政策》的文件,这个文件公开提出使用妇女和儿童作为人肉盾牌,将日本转化为一个巨大的堡垒,让每个日本国民都成为士兵。

  按照他们的想法,在日本本土,美国人将面临全体日本国民的攻击,7000万男女老少将用步枪、弓箭和竹竿展开殊死一搏。

  裕仁为“基本政策”盖上橡皮图章后,找来相对理智的海军大将古川清,向后者询问日本的真实处境。

  古川清说,日本不再拥有打一场现代战争的装备,唯一实际增长的战备工业是竹枪的生产。日本已经没有任何可战之资,“基本政策”的必然结果是全民自杀。

  裕仁听罢,一声长叹。

  大洋彼岸,另一颗名为“小男孩”的原子弹出炉了,“小男孩”与试爆的那颗原子弹截然不同,它采用了一种不同的裂变材料,不是钚,而是一种极为罕见的铀同位素——铀-235。

  “小男孩”没有进行试爆,一个原因是当时世界上只有足够制造一枚原子弹的铀-235,另一个原因是铀弹的物理原理更简单,成功概率很高。而按照丘吉尔的形象取名为“胖子”的钚弹则相对复杂。

  华盛顿州的巨大钚加工厂正夜以继日地生产“胖子”原子弹所需的材料,而“小男孩”所需的铀-235已准备就绪,做好了率先投弹的准备。

  就在日本战时内阁发布将战争进行到底的“基本政策”时,格罗夫斯制定了向日本投放原子弹的书面计划,预计在随后的4周里投放3颗,9月再投放3颗,每月逐渐增加,到12月时增加到每月7颗,到1945年年底时,投弹总量将达到23颗。

  1945年的广岛,人口超过30万。

  两年前,广岛市中心有2000多家食品店,到1945年时只剩下不到150家,这150家食品店的货架上往往空空荡荡,居民挣扎在饥饿线上,他们吃蚯蚓,吃甲虫,吃树叶,甚至吃草。

  即便如此,这时的广岛人仍暗自庆幸,因为广岛是日本受轰炸最轻的城市。

  美国的轰炸机几乎从不袭击广岛,唯一的一次,是在1945年4月30日,一架B-29银色轰炸机在广岛大手町地区投下零丁几颗炸弹,炸死了11个人,从那以后,广岛再没有遭到过美军轰炸机轰炸。

  与此相对,截止到1945年7月底,“B君”(日本人对美国轰炸机的称呼)已经夷平了57座重要的日本城市,其中东京最为惨烈,遮天蔽日的美国轰炸机穿梭在所谓的“裕仁公路”上空,完美实现了美军司令官柯蒂斯·铁驴·李梅将日本城市“烧焦、煮熟、烤死”的目标。

  关于广岛没被轰炸这件事,广岛居民纷纷猜测,有一个传言,说杜鲁门的母亲被囚禁在广岛市,这就是广岛几乎从未被轰炸的原因。

  实际上,自7月初起,广岛就被特意划出来,留给原子弹一试锋刃,所有美军轰炸机都接到命令,不许轰炸广岛。

  而杜鲁门的母亲根本不在日本广岛,她住在7000英里外美国密苏里州的格兰德维尤,每天牵绳遛狗,喜食三明治和可口可乐。

  波茨坦时间,凌晨零点十分,格罗夫斯收到了杜鲁门的绝密电报——向日本投放第一颗原子弹,以及必要情况下,投放更多的原子弹。

  格罗夫斯中将猛拍大腿,兴奋至极,核武器的控制权已从政客手中转到军方手中,而格罗夫斯就是军方代表。现在,只有一样东西挡在日本和原子弹之间,那就是——日本人对无条件投降的最后通牒的答复。

  7月27日下午4点,东京,日本首相铃木贯太郎站在媒体前,准备发布日本政府对盟国最后通牒的回应。

  铃木贯太郎是日本的传奇老兵,曾在1905年日俄战争中流过血,此时的他,已是78岁的风烛残年,他望向一片焦土的窗外,思绪回到壮年。

  一个记者提问,日本政府对“最后通牒”有什么看法?

  铃木贯太郎回答,政府看不出它有什么价值。

  当天下午,B-29战机飞临广岛,它们携带的不是炸弹,而是成千上万张传单,每张传单上都用日文印着《波茨坦公告》。

  传单从“B君”的银色机翼下投放下来,在广岛这座古老城市的夏日天空中飘来荡去。

  在广岛一家红十字会医院里,护士和病人站在窗口,仰望着一张张在风中翻滚的宣传单。

  一个17岁的实习护士竹岛直江,后来成为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幸存者之一,她对记者说,那一天如五彩雪片般、闪闪发亮、纷纷扬扬的传单,是她这一生见过最美丽的场景。

  市内123辆有轨电车驶过桥梁和路口;成千上万的工人在地下室紧张工作,制造坦克零件、飞机发动机和炸弹;广岛的47所医院里,以十几岁学生为主的数百名护士,一如既往地用竹枪练习刺杀,当作“早操”,开始新的一天;太田川两岸的操场上,一排排日本军人顶着烈日锻炼;广岛的监狱里,23名美军战俘被关在黑暗的单人牢房里。

  距离日本海岸还有1小时20分时,美国执行原子弹轰炸任务的军人杰普森,走进弹舱,他口袋里装着三只红色的引爆插头,每只长三英寸。

  杰普森来到“小男孩”右侧,“小男孩”表面是隔开引爆信号与引信的三只绿色保险插头,杰普森一只只拔出绿色插头,换上红色插头,闭合了引爆线路。接着,杰普森走出弹舱,关上舱门。

  美国“曼哈顿计划”长官向即将飞往广岛的机组成员介绍情况

  上午9点15分,美机飞到广岛上空,钳在9700磅重的原子弹上的夹子松开了,原子弹滚出弹舱,掉入冰冷空气中。

  丢出原子弹后,轰炸机为安全起见,立即上升了几百英尺,飞行员解除自动驾驶,紧握操纵杆,猛地将飞机俯冲右转。轰炸机侧倾60度,几乎竖了起来,离心力将所有机组成员紧压在座位上,城市在下方飞速旋转。

  杰普森将护目镜套在眼睛上,开始默默倒数,离爆炸还有44秒。

  “小男孩”穿过厚厚的大气层,急速下落,原子弹上那八只发条驱动的定时器嘀嗒作响,引爆信号传至高度闭合的气压开关上,银色的爆炸罐在降落伞下轻轻摇晃,缓缓落向这座城市。

  地面上,成千上万的广岛市民看到了降落伞,一些人鼓掌欢呼,以为是美国轰炸机被击落了。

  这时,“小男孩”发出尖叫,这是尾部折流板在奔向每秒1138英尺的速度时产生的特有的声音,听起来非常吓人,这也是许多广岛人听到的最后的声音。

  随着“小男孩”的爆炸,广岛的天塌了。

  原子弹爆炸后不到十亿分之一秒,其核心温度达到6000万摄氏度,比太阳表面温度高出1万倍,这股热力立即随一道闪光传至整座城市。

  在闪光出现时,天空呈现颜色大爆发,红色,绿色,蓝色,金色直击眼底,成千上万人瞬间汽化,留在行走或坐卧的原地,化成冒烟的人形。

  成百上千场大火在广岛各处同时燃起,很多人被完全烧光,除了影子什么都没留下,火球袭来时,有个人正坐在距离爆心200多米的一家银行外的台阶上,他只留下了一个身形印记,像照片一样烤在石头上。

  上述情形发生在原子弹爆炸后的前三秒中。

  “小男孩”释放出大量不可见的伽马射线和中子,它们穿透裸露的皮肤,摧毁细胞,改变生命组织的基本结构。除了当场死亡的人,还有些人在随后的数天数月数年里陆续死去,死亡的早晚取决于距离爆心的距离。

  在500米范围内,原子弹的影响无一例外是致命的,不久后,科学家给这片区域起了个名字——恐怖半径。

  闪光之后是冲击波,它以每小时7200英里的速度从爆心向外传播,很快降到音速,以每平方米近7吨的初始压力扫过城市,摧毁了广岛近6万栋建筑。

  至少5万人死于冲击波,有的直接被冲击波震碎,有的是被坍塌的建筑砸死,或是被横飞的玻璃插死,在冲击波作用下,甚至连草叶都能嵌入人体。

  广岛30多万人口中,有14万人在原子弹爆炸中丧生。

  原子弹爆炸后,马歇尔(后任美国国务卿)建议,美国人不应表现过多喜悦,因为日本人遭受了重大伤亡。

  这句话惹恼了格罗夫斯,格罗夫斯说,他现在想的不是日本人的伤亡,而是他们的暴行。

  当天上午,杜鲁门在“奥古斯塔号”甲板上欣赏乐曲,这艘巡洋舰正行驶在纽芬兰以南的大海上。

  杜鲁门收到关于广岛的电报,一下子从座位上蹦起来,用叉子敲了敲餐盘,对全船水兵说,我有个消息要宣布,我们刚刚对日本投下了一颗超过2万吨TNT当量的炸弹!

  全船水兵爆发出欢呼和掌声。

  广岛遭到“小男孩”轰炸后的三天零三个小时,另一枚名为“胖子”的原子弹在日本长崎上空爆炸,爆炸当量为2.2万吨TNT。它最初的目标是距长崎东北100英里的小仓,因小仓被云层掩盖,无法投弹,遂将投掷目标改为长崎。

  “胖子”的爆心几乎在三菱兵工厂的正上方,而日本偷袭珍珠港时使用的鱼雷,就是在这里生产的。

  奥本海默受到杜鲁门接见时,沮丧地说,我觉得自己手上沾满了血。杜鲁门笑笑,没关系,你多洗洗手就行了。

  奥本海默离开后,杜鲁门对左右说,以后不要把这个神经病带到我这里,他不过是个造原子弹的,我才是下达投掷命令的人。

  在东京一座地下掩体中,日本高层的六巨头召开紧急会议,此前,苏联已对日宣战,美军轰炸机投下数百万份宣传单,威胁要投下更多原子弹。

  陆军大臣阿南惟几仍决心战斗到底,他说道,整个大和民族如一朵美丽的鲜花般毁灭,岂不美哉?

  首相铃木贯太郎主张投降,前提是允许保留天皇,铃木获得了外相东乡茂德和海军大臣米内光政的支持,六巨头分成主战和主降两派,争论了几个钟头,没有任何结果。

  最后,首相铃木贯太郎发起御前会议,请天皇裕仁裁断。凌晨两点,裕仁来到闷热的掩体,听取了对立双方的意见。

  裕仁摘下眼镜,擦去镜片上的水汽,一字一句地说,我们必须承受不能承受之重的时刻到了,我批准那项接受盟国公告的提议。

  话音未落,掩体里响起了号啕声。

  原子弹在广岛爆炸的那个早晨,被关押在广岛监狱的23名美军,至少有10人丧生,一些人当场死于爆炸,另一些人被愤怒的日本幸存者所杀。

  8月7日,一个日本农民进城后,看到两名美国战俘,一个被绑在城堡里的树上,奄奄一息;另一个被用电线绑在桥柱上,已经死亡,浑身血肉模糊,没有一块完整的皮肤,脚下散落着染血的石块,这座桥正是被美军飞行员选择为原子弹落点的地方。

  二战末期,当日本好战派提出将岛国打造为一个大堡垒,男女老少全民皆兵,用步枪甚至用刀剑用竹竿战斗至最后一人的所谓“一亿玉碎”的丧心病狂计划时,美国那边,奥本海默的直属上司格罗夫斯也提出了一个不乏疯狂的、在1945年年内向日本投掷23颗原子弹的作战计划,当然,这个计划随着日本的投降而搁浅,日本最终承受的原子弹数量是两颗而不是二十三颗。

  岁月变幻,白云苍狗。

  广岛原子弹资料馆的受害者展厅隔壁就是“和平利用核能”展厅,早期投身核电的日本人中不乏核爆余生的广岛人,当年日本人把核电“洗”成最安全的能源,正如今天日本人把核污水“洗”成无公害,觉得盖了个XX国橡皮图章就权威的,too naive。

  “核电最安全”这样的宣传出自全世界唯一尝过核弹滋味的日本人之口有点黑色幽默。同样,核污水基本无公害,这个表述本身也已经太幽默了。

  福岛核爆的发生,是东电财团为利益,关键时刻未用海水冷却,如今核污水排海,同样因为这样最“经济便利”,那些引用各种花里胡哨数据以证明核污水“安全”的自来水们,不如歇歇吧。

  日本前首相还是差点意思,本着切腹精神,把那瓶核污水干了多好,行动胜于雄辩,现在搞出一堆鬼画符的所谓“专业报告”以证明核污水比纯净水还安全,又能有什么说服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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