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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加沙,内塔尼亚胡还有一场仗要打...

京港台:2023-12-7 12:27| 来源:观察者网 | 评论( 1 )  | 我来说几句


除了加沙,内塔尼亚胡还有一场仗要打...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专题:突发!以色列宣布进入战争状态

  10月7日哈马斯发动“阿克萨洪水行动”后,以色列(专题)舆论群情激愤,内塔尼亚胡也对加沙祭出了猛烈攻势。只是推进加沙并没有想象中容易,以军当然能对平民造成惨重伤亡,但血腥的城市战泥淖、随之而来的舆论谴责,都让政府面临了政治挑战。

  如今内塔尼亚胡要打两场战争:一场是针对加沙的哈马斯,一场是针对自己的政治前途。

  冲突之初,以色列政坛一扫四年五次大选的混乱,反对党纷纷对内塔尼亚胡表达了支持,拥有未来党(Yesh Atid)主席拉皮德、民族团结党(National Unity)主席甘茨、以色列是我们的家园党(Yisrael Beiteinu)主席利伯曼、工党(Israeli Labor Party)主席米凯利等,更是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会全力支持以色列国防军与政府,“在这样的时期,以色列没有反对派。”

  但前述团结只是表面和气。战时内阁(又称紧急团结政府)虽在10月12日宣布成立,但伴随战斗开展、舆论检讨,内塔尼亚胡面临了来自拉皮德的攻讦,其民调也持续低迷,甘茨的威望则持续上升。

  

  从左至右,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总理内塔尼亚胡、民族团结主席本尼·甘茨在当地时间2023年10月11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以色列成立国家紧急政府

  根据以色列《马里夫报》(Maariv)在10月20日所公布民调,有80%的受访者认为,内塔尼亚胡要承担这次冲突的责任,只有8%的受访者认为内塔尼亚胡不用负责;即便在2022年投票支持利库德集团的选民中,也有69%认为内塔尼亚胡有责任。另外在“是否适任总理”的问题上,甘茨的支持率上升为48%,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则只有28%。

  而面对民调低迷,内塔尼亚胡显然深感危机,想借“救回人质”重整威望,所以接受了美国、卡塔尔、埃及斡旋,在11月22日批准为期4天的休战协议,与哈马斯进行换囚,并且同意人道主义、医疗援助和燃料物资进入加沙。之后在卡塔尔争取下,休战不断延长,只是战斗最后又在12月1日复燃。

  局面发展到这里,“如何挽回民意”就与“如何在加沙收场”一样,是令内塔尼亚胡头痛的难题。

  内塔尼亚胡的衰弱与政争

  回顾内塔尼亚胡崛起之初,巴以问题是最主要的民意板块。1996年,以色列举行首次总理直选,当时距离1993年《奥斯陆协议》签署不过3年,以色列工党与左翼却已大失民心:巴以和平没有真正落实,签署协议的拉宾也在1995年遇刺身亡。饱受恐袭的以色列社会开始怀念右翼,46岁的内塔尼亚胡于是以利库德集团党魁身份参选,挑战出身工党的总理西蒙·佩雷斯。

  选战当中,内塔尼亚胡高喊“要一个安全的和平”,西蒙·佩雷斯的支持度却因哈马斯的持续恐袭而下降,最终只能败下阵来。但内塔尼亚胡执政后,同样在难解的巴以问题上左右为难:左翼指责内塔尼亚胡拖延了和平谈判,右翼则因政府在希伯伦问题上对巴勒斯坦人让步、与阿拉法特进行谈判而不满,最后内塔尼亚胡又爆发贪腐与婚外情疑云,在1999年狼狈败给了工党的埃胡德·巴拉克,暂时退出政坛。

  2003年,内塔尼亚胡以财政部长的身份重返政坛,并于2009再次当选以色列总理,开始了长达12年的执政。在这段期间,经济建树、巴以问题便是内塔尼亚胡维持高民意支持的两大支柱。

  首先是经济建树。2000年代初,以色列经济受全球网络泡沫冲击,不少新创公司直接破产;2000年爆发的第二次大起义,更是重创以色列的投资与旅游业,并且直接增加了数十亿美元的安全成本。为了重振经济,以色列开始探索东南亚国家在内的新兴市场,并且持续投资科技,终于等到了网络泡沫的触底反弹,高失业率也逐渐缓和,最后在内塔尼亚胡接手的2009年实现了GDP 的正增长,前者也更有余裕推动经济的自由化。

  根据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数据,从2009年至新冠疫情爆发的2020年,以色列的人均GDP从27,500美元上升到了43,689美元,增幅多达60%,位居全球排名前20,是内塔尼亚胡引以为傲的政绩。基本上在这个时期,以色列自认是世界级的军事、政治和技术强国,而这种意识也有现实的基础来支撑:高科技产业推动了经济成长,实现了技术突破,让以色列可以用相关优势发展外交,包括与周遭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正常化,也可以加强自己的军事与情报能力。

  

  2009年至2020年间以色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变化

  而这也可以和内塔尼亚胡同样自豪的另一个政绩相连结,也就是针对巴以问题打出的国家安全牌。2009年内塔尼亚胡执政后,便公开承诺不会重复从加沙单方撤军的“错误”,因为“单方撤军既没有带来和平,也没有带来安全”。此后哈马斯与以色列爆发不少冲突,内塔尼亚胡不仅提高了各安全部门的反恐预算,也将科技优势用于军事需求,例如在边境部署侦测加沙动向的监视系统,各种雷达数组、传感器与无人武器等。

  所以基本上,加沙冲突虽在内塔尼亚胡任内频频出现,多数以色列民众却没有强大的恐慌感,因为冲突很大程度被锁在了加沙走廊,就像哈马斯的火箭也大多被铁穹拦截一般,大部分的哈马斯袭击计划,都能被提早防范与破获,即便有平民流血、哀鸿遍野,那也是发生在“遥远的加沙”,流的也多是巴勒斯坦人的血。对希望宁静生活的以色列民众来说,他们当然满意内塔尼亚胡的安全政绩。

  因此,内塔尼亚胡在很长一段时间,就是以色列崛起与强大的代表,也是毋庸置疑的全民领袖。在经济领域,他带领以色列经济持续成长、科技蓬勃发展;在安全领域,多数民众没有感受到恐袭的威胁,且内塔尼亚胡还实现了与部分阿拉伯国家的历史性和解,因此被认为是唯一能确保以色列强大、又能睦邻的政治人物。

  但这样的光环最后还是褪色了,经济便是倒下的第一块骨牌。以色列的经济数据确实亮眼,但民众的生活压力却越来越大,关键就是生活成本的持续上升。根据2019年以色列议会信息和研究中心公布的数据,以色列的食品生活成本比OECD国家高出25%,乳制品和鸡蛋则高出近70%,家居用品和电器平均高出34%,交通成本高出30%,餐厅和旅馆高出29%,医疗费用支出高出20%,文化和娱乐活动支出高出18%。

  另外根据Numbeo数据库,以色列的燃油价格位居全球第四,新车价格位居全球第五。据以色列中央统计局物价指数,过去十年以色列房价几乎翻了一倍,住房费用占家庭总支出的34.3%,欧盟的比例只有15.3%。

  这样的负担,在2017年经济成长放缓后便愈发沉重。与此同时,内塔尼亚胡再度爆发了贪腐丑闻,经济选民开始大幅流失,利库德集团的支持度虽然还是政坛第一,却已不如过往强势。而反对党眼见内塔尼亚胡势弱,便开始筹划取而代之,于是在2018年借宗教政党的国防修正案,迫使内塔尼亚胡解散议会,接着开始了4年5次大选的政治动荡:2019年4月、2019年9月、2020年3月、2021年3月和2022年11月。

  

  以色列某地的立法选举宣传画。谋求第五次连任的内塔尼亚胡及几名其他候选人画像(图源:路透社)

  2019年4月、9月两次大选后,执政联盟直接难产;2020年3月第三次大选后,产生了由内塔尼亚胡和甘茨领导的联合政府,但政府很快又在当年12月解散;2021年3月大选后,反对党终于放下歧见,勉强组成了排除内塔尼亚胡的政府,由贝内特、拉皮德领导,但这台拼装车撑到2022年6月还是只能解体;2022年11月第五次大选后,内塔尼亚胡再度执政,开始了第16年掌权,但这次已明显是风雨飘摇。

  巴以冲突摧枯拉朽

  从前述的2018年至2022年僵局来看,以色列政坛的冲突可以大致总结为:利库德集团无法在席次上单独过半,但自由派、左翼拒绝与利库德集团组成执政联盟,而利库德集团也拒绝撤换内塔尼亚胡,于是只能不断讨好宗教政党,希望最大程度整合右翼光谱。

  例如这次的执政联盟,便是在利库德集团外,还联合了沙斯党(Shas)、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党(Religious Zionist Party)、圣经犹太教联盟(United Torah Judaism)、犹太力量党(Otzma Yehudit)、诺亚姆党(Noam),并且让立场极右的本-格维尔(Itamar Ben Gvir)、斯莫特里奇(Bezalel Smotrich)担任要职,分掌国家安全部与约旦河西岸规划,因此被外界定位是“最右政府”与“最虔诚政府”。

  而经历多年政争与僵局,“讨厌内塔尼亚胡”“只能是内塔尼亚胡”的民意已经激烈对立,所以一遇到争议性议题的催化,便会引发舆论海啸,2023年的司法改革示威、巴以冲突便是例证,前者证明内塔尼亚胡的民意威望已经严重不足,后者则直接烧毁了内塔尼亚胡手上仅存的国家安全牌。

  首先是1月开始的司法改革。内塔尼亚胡宣称要解决最高法院将《基本法》直接当成宪法、并且进行违宪审查的“司法滥权”问题,所以推出了一系列扩大以色列议会立法权、削弱司法权的改革措施,结果引发舆论不满,反对派认为这意味执政联盟可能在未来通过各种侵犯人权、违背《基本法》精神的法律。

  另外,因为内塔尼亚胡这次执政明显仰赖宗教政党、极右势力支持,所以有不少声音认为,所谓“司法改革”其实是极端小党绑架执政联盟的结果,目的就是让以色列彻底变成一个宗教国家,彻底殖民巴勒斯坦。因此也有少部分预备役以 “担忧未来会收到非法命令”(例如被下令去铲除巴勒斯坦村庄)为由,拒绝服役。

  平心而论,反对派的攻击理由并非空穴来风。众所周知,内塔尼亚胡是以色列经济自由化的重要推手,但2023年5月,以色列议会通过了新预算案,大幅增加了对私立极端正统派学校、神学院、其他宗教和社会项目,以及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者、以色列定居点管理部门的资助,明显是要满足极端正统派、极右势力的要求,好让他们继续留在执政联盟里面,避免政府垮台。

  舆论当然也是相当不满,因为极端正统派犹太人(Haredim)本就常被诟病不事生产、逃避兵役、只会要求政府供养补助,却是以色列人口中成长最快的一群:目前约占以色列公民的13%。因为高出生率,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的比例预计在40年内增加两倍。不少以色列人因此担心,国家未来会被一群只知读经、不知工作的“吸血鬼”掏空,所以内塔尼亚胡的新预算案当然触犯众怒。

  接着就是10月爆发的“阿克萨洪水行动”。如前所述,内塔尼亚胡过去的高民调,主要是仰赖经济建树、国家安全两大支柱,但如今经济牌已经失灵,这次的袭击则直接击溃了内塔尼亚胡的国家安全支柱。舆论严厉检讨内塔尼亚胡执政十余年的对巴勒斯坦政策:为何哈马斯能轻易闯入以色列号称“高科技防御”的边境?为何情报体系事前没能预警到这场袭击?为何对哈马斯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采取分治策略?为何多年来纵容哈马斯而不是直接消灭?

  与司法改革相比,这次事件严重挫伤了内塔尼亚胡的民意基础。据以色列《马里夫报》在袭击之后公布的第一份民调(调查时间为10月11日至12日),利库德集团的支持度换算席次直接从28席暴跌到19席,与沙斯党等其他小党的支持度换算席位加总,整个执政联盟只有42席,甘茨领导的民族团结党则从29席爆冲到了41席。换句话说,如果这个时候举行大选,内塔尼亚胡必然被甘茨取代,因为甘茨还能联合拉皮德等人,轻松获得61席过半。

  而拉皮德的盘算早在战时内阁筹组时,便已展露无疑。内塔尼亚胡一开始是希望联合拉皮德领导的拥有未来党、甘茨领导的民族团结党组成紧急联合内阁,但拉皮德表示反对,称以色列之所以无法管理这场战争,是因“现任内阁的功能失调与极端”,所以要求内塔尼亚胡驱逐立场极右的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党、犹太力量党,否则拥有未来党就拒绝加入。

  

  内塔尼亚胡与政治对手本尼·甘茨(图源:以色列政府新闻办)

  但如前所述,这些极端小党是内塔尼亚胡的保命符,基本上不可能被排除,所以拥有未来党最终没有加入战时内阁,拉皮德更是公开检讨内塔尼亚胡:继续让未能阻止哈马斯的无能官员在职、继续让本-格维尔与斯莫特里奇等极端分子在安全内阁里活动,所以自己只会支持政府外部的战争努力。拉皮德同时呼吁各方势力“倒阁”,表示“是时候在不参加选举的情况下取代内塔尼亚胡了”。

  但甘茨选择了大局为重,决定与以色列防长阿夫·加兰特一起加入战时内阁,以色列议会也在10月12日晚间以66票赞成、4票反对的结果表决通过,避免了战时内阁的难产。

  只是内塔尼亚胡拯救不了低迷的民意支持,即便想以换囚挽回民调,但似乎也成效不大。根据《马里夫报》12月1日公布的最新民调,利库德集团的支持度换算席次虽有上升,却只有20席,与沙斯党等其他小党的支持度换算席位加总,整个执政联盟只有43席,甘茨领导的民族团结党则依旧位居40席高位,如果这个时候举行大选,内塔尼亚胡必败无疑。

  当然,依照以色列的政体规划,只要内塔尼亚胡现在的执政联盟不崩解,以色列短期之内都不会再有大选。但问题是,内塔尼亚胡的经济牌已经失灵,“安全鹰派”神话(电视剧)也已破灭,十几年的执政光环因为哈马斯的迅猛一击而严重蒙尘,就算能撑过这次政治危机,下次大选是否还能代表利库德集团参选,恐怕要打上很大问号。

  不过就算没有内塔尼亚胡,也不代表以色列社会针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右转趋势能被大幅逆转。

  11月10日,特拉维夫大学和平指数计划公布民调显示,以色列犹太人对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进行和平谈判的支持率,从9月的47.6%下降到了24.5%,另外有57.5%的以色列犹太人表示,他们认为以色列国防军在加沙使用的火力太少,36.6%认为以色列国防军使用了适当的火力,只有1.8%认为以色列国防军使用了过多的火力。

  另外,和平指数计划的民调也显示,以色列犹太人对两国方案的支持率也有下降,从9月的37.5%下降到了28.6%;当然,以色列的阿拉伯公民一贯支持两国方案,并从9月的68.7%上升到了71.9%,但阿拉伯公民的看法并不是以色列的主流民意,原因除了人口差距外,还有阶级问题:以色列犹太家庭的平均收入几乎是阿拉伯裔家庭平均收入的两倍,以色列阿拉伯公民还是相对弱势的存在。

  整体而言,现在的以色列民意比过去内塔尼亚胡执政的任何时候都更鹰派。民众之所以厌恶总理,不是因为总理鹰派,而是因为总理是个“废物鹰派”,而威望上升的甘茨即便不如本-格维尔激进,却也绝不是另一个拉宾,准确来说,应该是略温和的内塔尼亚胡。当然,战争下的民调可能有过度激情的疑虑,但搭配以色列近二十年持续右转的社会氛围来看,这次的集体创伤当然可能强化左翼对两国方案的呼吁,却似乎更可能强化右翼的主张:以色列被一心要毁灭它的顽固敌人包围,现在不是谈判和平进程的时候。

  近年来,每当巴以冲突发生,国际总会习惯性地呼吁重回两国方案,但除了呼吁之外基本上就没有实质行动,两国方案成了行礼如仪的政治口号,而不是还在活跃的谈判进程,这也让以色列不断重复类似的行为模式:遇到袭击就祭出残酷报复,杀够了才会停下来,但问题还是没解决;而哈马斯只要没被彻底歼灭,就会持续配合伊朗发动袭击、并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争权,加沙地带的血仇悲剧因此不断积累。

  而在以色列内部,哈马斯的袭击也会不断削弱左翼的能量,后者虽主张巴以和平共存、呼吁以色列终结压迫,却没办法给难解未来一个答案,也回答不了如何让哈马斯放下武器的灵魂拷问。以色列中间派则相当软弱,冲突时期,他们默不作声;和平时期,他们可能同意谈判,却又不坚持基于两国方案的谈判,而是更希望就现有局面进行磋商,让哈马斯解除武装,简单来说,就是只接受一个非军事化的“巴勒斯坦群岛国”。

  战争总有一天会结束。哈马斯这次奋力一击,很可能在干扰沙特、以色列建交外,还意外击溃了内塔尼亚胡,让这只九命怪猫寿终正寝,但内塔尼亚胡倒下不代表以色列右翼的灭亡,反而可能是下一段新长征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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