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老人两个娃 深圳中年独生子女的“夹心困境”

四个老人两个娃 深圳中年独生子女的“夹心困境”

　　图文无关

　　敲下这段开头前，李竹林在微信上告诉我，她的婆婆，一个生活在湖南农村的老人，刚刚确诊癌症，中晚期。

　　李竹林上一次为赡养问题担忧，缘于丈夫同学A的经历。A是独生子女，父亲60岁出头，在一年多前的体检中查出了癌症。为了给父亲治病，A多次向公司请假，往返于深圳、老家、广州医院之间。父亲的治疗费用花了20万左右，这其中很大一部分钱是A出的。

　　A和妻子在深圳收入一般，结婚后一直未能买房。因为父亲的病，A牵扯了大量的时间、精力，以及金钱，他和妻子为此闹过数次口角。

　　“你说父母生病，能不给他们治吗，这样好像于心不忍。”听说A的事情之后，李竹林和丈夫还讨论过一番。

　　李竹林和丈夫，承担着双方四位老人的赡养责任。李竹林是独生子女，父亲在她十几岁时，因眼疾导致视力障碍，日常生活缺不了人照顾。丈夫有三个姐姐，不过按照老家的习俗，给父母养老的担子要靠儿子来扛。

　　李竹林30多岁，按她出生时的计划生育政策，父母只能生育一个孩子。根据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志刚测算，城镇“双独家庭”（夫妻二人均为独生子女）将在2030年达到34.2%的最高比例,“单独家庭”（夫妻中有一人为独生子女）持续保持在近50%的高位上。

　　随着婚育年龄推迟，“高龄老人，低龄儿童”的家庭结构越来越常见。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显示，国内60岁及以上老年人，14岁及以下子女的城市家庭，占比达27%，中年独生子女面临着更高的双重照料压力。

　　出身农村的中年独生子女

　　程钰和丈夫也是“单独家庭”，双方老家都在湖南，老人均为农村户口，没有养老金等相关保障。

　　刚结婚那一两年，程钰“特别焦虑”，丈夫是独生子，公婆当时还有欠债未还清。公公在农村不算勤快人，在儿子结婚之前，一直没有打过工，家庭收入捉襟见肘，家里遇上大的开销，需要借钱应付，也因此背上一些债务。

　　老大出生后，公婆来到深圳帮夫妻俩照料孩子。程钰坚持让公公找了份工作，“他们才五十多岁，我们老家的风气是这样的，你能赚钱，就不该让别人来养”，她的意见也得到了丈夫和亲戚的支持。

　　婚后，程钰和丈夫帮公婆还清了债务，也特别跟老人讲明，在深圳除了日常开销，两人不会再给老两口任何金钱支持。

　　在多重压力下，公公在家附近找了份工作。上了几年班后，公公的观念慢慢转变了，“现在他也觉得自己赚钱挺好的，态度也很积极”。按照家庭规划，公婆的衣食住行由程钰夫妻承担，公公赚的钱全部攒起来，作为老两口将来的养老储备。

　　对于公婆65岁以后的养老问题，程钰夫妻跟老人做了商量。将来回老家生活，还是留在深圳跟小家庭生活，随老两口的意愿。

　　如果回老家，家里的房子装修过了，老两口65岁左右手里应该能攒下十几万，夫妻俩每月给老人一些生活费，并承担老家的一切人情开销，公婆在老家生活不成问题。程钰给公婆买了商业医疗险，加上农村的新农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医疗也有保障。这个安排，公婆相当满意。

　　程钰父亲已经去世，母亲在帮二姐带孩子。程钰有两个姐姐，生活在湖南老家，在母亲的养老问题上，程钰承担的经济责任更多一些。按照姐妹三人的规划，母亲身体健康，生活可以自理的时候，自己住或者在三个女儿家轮流住，都没有问题。

　　程钰之前给母亲买过商业医疗险，这两年母亲因高血压住过几次院，导致无法续保，现在的医疗保障只有新农合，“只有大病可以用”。

　　根据《2020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农村老人人口收入中，只有10.4%来自离退休金，6.4%来自低保，剩下8成以上老人依靠家庭供养或劳动收入。依赖公共养老资源生活的农村老人数量，远远低于城镇老人。

　　李竹林公婆的年龄在70岁左右，生活在湖南农村。公公是退伍军人，每月有2000多元的相关补贴，支撑老两口在农村的日常生活不成问题。李竹林春节回去时，常听婆婆念叨，村里的青壮年，有能力的都会去县城买房定居，村里现在只剩下老人，没有年轻人帮忙，很多自留地都荒掉了。

　　“养老也一样，没有青壮年在村里搭把手，很麻烦。”

　　十年前的冬天，婆婆在老家打工时，为了省钱在宿舍用木炭取暖，导致一氧化碳中毒。婆婆原本不想去医院治疗，李竹林丈夫坚持让母亲做了治疗。这次意外给婆婆留下了后遗症，丈夫怀疑母亲的肿瘤，身体应该早已出现疼痛的信号，只是后遗症影响了她的痛觉神经，才一直未能被察觉。

　　李竹林夫妻在老家县城有套房子，前两年想让老人搬进去住，但公公不想离开村子。按照夫妻俩的计划，等老人点头，或者生活不能自理的时候，就将老人接到县城生活，两个姐姐生活在县城，负责日常照料，丈夫和她主要承担经济责任。丈夫的三个姐姐，只有一个经济能力还过得去。婆婆一氧化碳中毒的治疗费用，公公去年住院的医疗费用，都是由李竹林丈夫承担。

　　半个多月前，婆婆感觉喉咙疼痛，连续忍痛两周她才告诉女儿，“到医院拍了CT，发现喉咙里长了肿瘤”。接下来，婆婆要定期接受化疗，“希望做了能有效果”。

　　为了方便治疗和照护，婆婆搬到了大女儿家里，未来给老人治疗，安抚重病带来的心理压力和生理痛苦，要投入的心力、精力和经济成本，还是一个未知数。

　　李竹林的父母跟她一起在深圳生活。父亲今年刚满60岁，患上眼疾之前他在国企工作，因此有一份不错的退休待遇，因为工作单位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父亲一直没有医保，李竹林准备给他购买商业医疗险。母亲54岁，还在缴纳每月1600元的灵活就业社保。

　　李竹林觉得丈夫很有意思，在两人认识之前，丈夫找对象，就打定主意要找“未来岳母一定要比较年轻”的家庭。他期望孩子由外婆来带，以避免婆媳相处带来的摩擦。夫妻俩的孩子现在三岁，二胎也在计划当中。去年李竹林遇上裁员，做了一年多的自由职业。李竹林被裁之前，孩子主要依靠母亲照料，母亲同时还要照顾父亲的日常起居。

　　生活中，李竹林的母亲跟女婿相处得很好，小区不少邻居把两人误认为亲母子。丈夫虽然没有明说，李竹林看得出来，他已经默认了岳父岳母未来跟小家庭共同生活的计划，“前段时间他还跟我说，以后有能力的话，还是想换第二套房，住得宽绰一点”。

　　现在，李竹林觉得短期内换房已不太可能，婆婆的病，初步预估的治疗费用在15万以上。

　　当父母“躺在床上”时

　　截至2022年末，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8004万人，占总人口的19.8%；全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0978万人，占总人口的14.9%。中国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据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郑晓瑛的测算，2030年中国失能老人将超7700万。

　　日本(专题)NHK2021年的纪录片《老后两代破产》中，呈现出少子化、老龄化社会失能老人的赡养困境。为了看护年迈的父母，中年子女辞去工作，依靠父母的养老金，维持两代人的生活和看护开支，最终落入两代破产的境地。

　　除了经济压力，看护、照料失能失智老人，本身也是一件高度消耗的家庭工作。英国卫报在2019年开始连载主题为“一个不情愿的照护者的自白”的系列文章，作者是家庭中年近50岁的儿子，因父亲身体失能，回家全职照顾年近90岁的父母，在长达数年的照护中，儿子的心理和父母的身体一起崩溃。

　　去年李竹林的外公住院，两个舅舅承担了夜间的陪护任务。轮番陪护了一段时间后，两人都抱怨“受不了”，“白天要上班，晚上在医院守着，真的很折腾”。老人病得严重，嘴里时不时“胡言乱语”，舅舅形容“像唐僧一直在耳朵里念经”。

　　李竹林能理解舅舅的倦意，“工作压力那么大，社会节奏又那么快，很多人说不定还要996，下了班还要在医院熬着，谁长期也受不了。人家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我这两年的感受就特别深”。

　　在我们交流时，李竹林特地跟我打听，我曾跟她提及的长护险。《2022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显示，国内目前有49个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城市（含县级市），参保人数约1.7亿人，享受待遇人数累计超200万人。

　　“照料这个话题，我和我妈已经很麻木了”，父亲视力出现问题以后，“做不了饭，洗不了衣服，楼下散步都要我陪着”，生活没法自理之后，以前的朋友也少有来往”，李竹林有时会担心，缺少社交生活的父亲，“以后会有阿尔兹海默症”。

　　“为什么农村人老是说养儿防老，因为没有别的东西可以防老，社会没有什么支撑的。我们这一代人，说起养老这个话题，有点沉重了”。

　　在程钰的老家，农村失能老人的生活状态更令人沉痛。

　　程钰奶奶84岁时，有一天突然中风。“救护车已经开到家门口了，叔伯们拦着没让送医院，一是医院太远，二是觉得医疗条件没那么好，后面奶奶就半瘫了，半个月后就去世了”。

　　“老家不像深圳这些大城市，有康复疗养机构，有专业护工。老人瘫痪了，就住在家里，由子女亲戚轮流照顾，得不到专业的治疗支持，这些老人一般都支撑不了多久的”。“能活比较久的失能老人，一般是多子女家庭，或者子女经济能力很好，照护支持力度比较大”。

　　在程钰老家，对于老年人患病，亲友邻居之间存在着心照不宣的红线——“如果癌症晚期，很多人就直接不治了。如果是癌症中期，或者心脏上的疾病，医疗费用20万，能报销个十几万，可能还会给老人治。如果治疗后，又复发了，或者超出了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可能就不治了”。

　　程钰老家也有养老院，中位数价格为每月三四千元，“说实在的，送到养老院的比较少”。老两口中，如果有一人失去自理能力，就由另一人照顾，子女提供金钱上的支持，如果老夫妻没有能力互相照顾，子女才会考虑照护。

　　李竹林丈夫的外婆，五六十岁时患上白内障，最终导致视力障碍。就这样，老人还是独自一人生活了二十多年，一直到八十多岁去世。

　　在公婆和母亲的照护上，程钰和丈夫也做好了约定，“如果老人生活没法自理，我妈，我和姐姐们轮流伺候，或者请人，不用他动手。他父母他自己伺候，我不参与，他精力顾不上来，就花钱请人照顾”。

　　程钰认为这是一种公平的处理方式。就像现在，公婆跟夫妻俩一起生活，她生下两个孩子，怀孕、生产、坐月子或是平常生病，婆婆都不会提供照顾，全部是自己母亲和丈夫照顾，婆婆只在家务和带娃上搭一把手。

　　在老人将来可能出现的医疗费用上，程钰和丈夫也有约定，“比如他父母生病了，他可以借钱给父母治，但是要保证我们三年内还清，如果超出三年都还不清，我们就不借了。给老人治病没问题，但不能把整个家搭进去，毕竟我们俩这副担子上，担着三个老人、两个小孩。”

　　在老人们失能后的照护问题上，除了经济压力，李竹林更担心当下社会照护资源的支持能力，“我和我妈照顾爸爸这么多年，我知道这里面要消耗的耐性”。在她看来，即便在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护工耐心专业、素质较高的养老院，可能不超过20家。

　　（链老网截图）

　　在深圳，目前全市共有219间普惠性质的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其中提供床位的有160间左右，能提供护理床位的不超过10家，龙岗大部分日间照料中心尚未开放，南山区仅有3间提供床位，提供的床位数分别为2张、2张、4张。根据链老网的公开数据，大多数日间照料中心的收费起点为每月3000元到6000元之间。

　　深圳南山区桃源街道长者服务中心（即上文“ 日间照料中心”）不提供床位，根据媒体今年8月份的公开报道，该中心运营两年来，签约居家上门养老服务16户，共计服务250余人次。相较于该街道24.75万的常住人口，上门养老服务的数量和频次还处于星火微光之势。

　　深圳各区当中，目前罗湖区为居家养老提供了上门诊疗、康复等服务，从官方平台公布信息来看，10公里以内居民，护理人员单次上门服务费为200元，上门提供的鼻饲管置管、导尿、针灸推拿等健康照护服务，以及饮食、清洁、排泄等生活照护服务，需另外收费。

　　“家庭很难找到价格可承受，专业的失能照护服务”，中山大学副教授钟晓慧、广州大学副教授彭铭刚在2022年联合发表的研究《养老还是养小：中国家庭照顾赤字下的代际分配》中提到。

　　《城镇失能老人子女照料的影响因素分析》（作者李运华，刘亚南,2019年）提到，我国60%的城镇失能老年人主要的照顾者是成年子女，但是约55%的失能老人每周得到子女照顾的时间小于36个小时。福建等十多个省份确立了独生子女陪护假，但假期很短。

　　李竹林记得读中学时，父母在电视里看到失能老人的生活状态，“在家人需要别人喂饭，把屎把尿”。父母当时跟她说，“这样子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了。如果他们也这样的话，让我帮他们把氧气管拔掉。”

　　“压力肯定有，但是没有办法，我觉得人很多时候就是走一步看一步”，李竹林说。

　　能把父母带在身边生活，这一点李竹林觉得很幸运。她发现深圳很多中年家庭，一般不会把老人接到深圳生活，要么是一个老人来深圳带孩子，等孩子长大再回老家生活，要么是老人一直在老家生活。

　　跟小区邻居聊天时，李竹林也发现了深漂老人的诸多不便，有些老人想去做个理疗，刷不了医保，生了病也得回老家治。有些老人不适应深圳的生活，甚至有些老人不会讲普通话，日常交流都是个问题。

　　李竹林老家就在广州，父母在深圳的生活没有什么阻力，这一点也比多数家庭幸运，“能多陪父母就多陪一点，等他们真的离开了，我不会留下太多遗憾”。

　　“夹心层”又能老有所依吗？

　　对于自己和丈夫30年后的养老问题，李竹林对养老金已不抱多少期望，“多大岁数能领，领多少是个未知数。”

　　被裁员以后，李竹林的自由职业收入很不稳定，家庭开销主要依赖丈夫，每个月除了日常支出，还有房贷，过完年夫妻俩打算换辆车，“又是花钱的时候”。

　　丈夫的年终奖相对丰厚，从去年开始，丈夫会把奖金的一大部分交给李竹林用作储蓄，“不管是我们将来养老也好，应付家里其他事情也好，存下钱才能应付风险”。

　　跟李竹林，以及深圳的大多数家庭一样。程钰和丈夫在深圳的生活，处于一种紧绷的平衡状态——两人工作相对稳定，每月税后收入总共两万多，房贷占了收入的一半，一家人开销一万，“剩不了什么钱，如果出现变故，抗风险的能力也很低”。

　　对于可能出现的变故和风险，程钰有心理准备，“房子供得起就供，供不起就卖，大不了离开深圳回老家，这个工作干不了，大不了我再找个收入低一点的工作，不行就去做保姆，也能赚钱”。

　　在自己的养老问题上，程钰考虑得也很细致。她和丈夫的社保缴纳情况还算理想，等手里有余钱，她也考虑再去买点商业养老保险，另外深圳的房子，也可以作为两人养老的资产，“我们不靠孩子，以后孩子在养老上的作用就是，帮我们签个字”。

　　和当下常见的教育心态不一样，程钰和李竹林都没有“鸡娃”的打算。

　　程钰刚生下老二不久，老大今年4岁，她按照孩子的兴趣，只给孩子报了轮滑和积木两个兴趣班，“其实花不了太多钱”。在孩子的教育上，她想根据孩子兴趣和特长做引导，而不是盲目花钱参加各类培训，“我认为，提供一个好的学位，一个好的学习环境更重要，当然父母的陪伴和参与也非常重要。”

　　“孩子未来能不能成才，还得看他自己，不能的话，你也要接受他的平凡。靠砸钱去培养孩子，这不切实际，特别是对我们普通家庭来说。再说，这对孩子来说，也是徒增压力”，程钰说。

　　李竹林甚至对孩子有着不切实际的幻想，“16岁能自食其力最好了”，当然这是一种调侃。平时聊天时，丈夫对孩子的期望是“至少考个本科”，李竹林在一旁泼丈夫冷水，“能考上公立高中，我就烧高香了”。

　　李竹林有个同学，在孩子教育上非常焦虑，“夫妻俩收入加起来每月不到1万，给两个女儿，从两岁就开始报各种班”。

　　“我觉得没必要这样，最好的教育是父母的言传身教。你做好父母的本分，孩子即便不是读书的料，保不准在其他方面有优势，社会越来越多元化，他总有谋生的办法。我老公外甥大专毕业，工作第一年就赚了十几二十万，也挺好的”。

　　对于自己的夹心层压力，程钰的话很豁达，也带点听天由命的无奈，“我觉得顺其自然，养老，育儿，你自己做好规划，真的超出这个规划外的，意外，那就是命喽，坦然接受就好了，不要去想结果”。

　　在送走父母，养大孩子之后，这一代“夹心层”也迎来了自己的晚年。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提到，未来 30 年制度赡养率翻倍，养老金当期结余将于 2028 年出现赤字并不断扩大，2050年，养老金当期结余可能达到负11.28万亿元。简单来说，2019年，接近2个缴费者赡养一个离退休者，到了2050年，几乎1个缴费者需要赡养一个离退休者。

　　正如李竹林所担忧的，自己的晚年，“一切都是未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