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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纳瓦尔尼之死看“俄国的地板是中国的天花板”

京港台:2024-2-28 22:14| 来源:美国之音 | 评论( 13 )  | 我来说几句


从纳瓦尔尼之死看“俄国的地板是中国的天花板”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编者按:这是林培瑞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二月16日,俄国反对派领导人阿列克谢·纳瓦尔尼(Alexei Navalny)在西伯利亚的冰冷监狱里死亡,全球的反应强烈。俄国的民间社会受压制,上街抗议是危险的事,但不少老百姓还是出来了,在公园里献花,与西方媒体做访问,说纳瓦尔尼是他们的“希望。。。靠山。。。道德指南。。。”云云。中国网络上,有人叹息,“哎,但愿神州如此开放”,意思是说中国反对派要是死于监狱,当局绝不会允许这种抗议。有一位網民说:“俄国的地板是中国的天花板”。

  没错,2022年11月中国示威者上街,别说接受国际媒体采访,连具体要求都不提,胸前摆张“白纸”说明心意。比俄国公民的抗議轻微得多,但事后还是被捕,被失踪。

  我在海外认识不少中国的“异议人士”,早就跟中国共产党彻底决裂了,不准备回国,但仍然怕在公开的场合上把自己对中共的批评说得太露骨,太狠,因为怕国内的警察会去给家人找麻烦。加州大学的中国大陆来的学生有时候不敢在课堂上说话,怕被人举报,传回国内,给亲人带来麻烦。

  这个情况跟俄国怎么比?乌克兰有一位亚历山大·西尔斯基(Oleksandr Syrsky) 先生,是乌克兰军官,前年在保卫基辅的军事行动上起了关键作用,得了“乌克兰英雄奖”,后来升为乌克兰陆军总司令,最近被任命为国防部长。西尔斯基先生本来是俄国人,父母兄弟还住在俄国弗拉基米尔城,离莫斯科不远,竟然一直没有受到过俄国当局的骚扰。的确,“俄国的地板是中共的天花板。”

  刘宾雁的空白墓碑

  中共的压力更厉害,程度到底多大?例子很多,这儿举一个。2005年12月,中国的伟大报告文学作家刘宾雁在美国逝世。他的儿子大洪和女儿小雁从中国飞到美国来奔丧。父亲遗体火化后,小雁接收骨灰准备带回中国安葬。这本来是宾雁的心愿。他还拟了自己的碑铭:“长眠於此的这个中国人,曾做了他应该做的事,说了他应该说的话。”小雁想遵遗嘱把骨灰带回国,但又想:共产党那么怕我父亲的笔杆子,很可能连骨灰都怕。会不会在边防没收?小雁因此严格保密,不告诉任何人用什么渠道把骨灰带回去。自己带?托人带?什么时候带?进哪个港口?不说。

  我到现在不知道她是怎么做到的,但骨灰到了北京。刘家在北京西郊的天山陵园安排埋葬,买了块石头,雇了个石匠,要求他把宾雁的碑铭刻在上头。石匠同意了,但过两天回来道歉,说碑铭不能刻。“上面”不允许,只允许刻姓名和生死日期。(小雁原先估计骨灰的潜在政治效应没错!)刘家深思,商量,决定还是立碑,可是目前什么都不刻。立个白板。在知情的亲友当中,白板的力量很大。“什么都不说”当中藏了“什么都说了”的意思。过了一段时候,为了局外人考虑,做了妥协,还是刻了三个汉字,八个数字:刘宾雁 1925-2005.

  刘宾雁的“白石”碑铭和2022年底的示威者的“白纸”是同一个道理。表面的意思是“你不让我说话,好,我不说,但旁观者听到的意思是‘这个人受很严重的压制’。”在更深的层面上,白板还有另外一种深刻的含义,就是“无所不包”。我要是把我对你的抱怨列个单子出来,我总有“百密一疏”的危险,要是漏了一两条,我的抱怨就不完整了。相比之下,白板是无穷的,没有“漏”的问题。

  痛苦说不尽,只能沉默无语

  我第一次看到中国人在共产党的压力下把“白”作为“无穷”的意思,那是五十年前,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教书的时候。我跟刘子健教授合开一门“中国文明史”课程。刘教授是宋史专家,1919年生,二战后到东京在国际军事法庭做事情,然后到美国来进入学界,成果斐然,被邀请到普林斯顿做教授。日子久了,“冷战”来了,他一直不能回国。与亲友隔离了,几乎没有任何联系。虽然知道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让中国人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但一直对中共寄托希望,也向往回去看亲友。70年代中叶,文革高潮退了,他第一次有机会回国,迫不及待地动身走了。离开美国以前早约了他三十年没见过面的弟弟某月某日在某馆子里吃中饭。他猜想,弟弟肯定会知道其他亲戚的情况,作向导带哥哥去见。

  那天到了饭馆,弟弟如约出现,两个人对面而坐。教授问话,弟弟不答。教授再问,弟弟还是无语。咿?换个题目。弟弟保持沉默。换了个问法。沉默。弟弟的眼睛是亮的,就是不说话。吃完中饭回家,弟弟终于没说一句。

  这位亲戚的意思是:三十年来的痛苦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开始说吗?说不尽,顶多能说个百分几。只有“白板”能够表达“无穷”的意思。教授回到普林斯顿后,跟我说这段经历,潸然泪下。

  西方人看到普京的残忍,吓一大跳。看到中共的残忍,哪怕是比俄国的厉害,似乎还能接受,不认为是那么十分糟糕的事。西方人常用这种双重标准,认为东方人受苦是可以打折扣的。

  但我们能怪西方人吗?中国人不也是常常给自己的痛苦打了折扣吗?希特勒虐待犹太人,犹太人站起来大喊“Never Again!”(绝不重演!)。很多中国人反而认为“耐心是我们民族的美德”。记得有一次与刘宾雁闲聊,说到89年春有道德理想的年轻示威者几年以后加入了政府就不再提任何理想了,宾雁感叹了一句,“‘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

  府’,这说法恐怕不是没道理的。”宾雁的报告文学里头总喜欢写“小人物干大事”的故事,佩服那些挺身而出的人物。看到很多同胞能接受很低的天花板的时候,他感到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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