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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曾计划每年向巴西移民数万中国人,为什么没..

京港台:2024-9-6 17:49|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 评论( 4 )  | 我来说几句


清廷曾计划每年向巴西移民数万中国人,为什么没..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专题:移民、绿卡相关新闻汇总!

  中国和巴西,一个有着悠久的统一历史,一个在19世纪才宣告成为独立国家。这两个国家虽然相距遥远,但在近代国际关系体系形成后,随着国与国之间交往逐渐增多,两国在19世纪80年代,也就是中国的晚清时期,就已经建立了外交关系。

  

  晚清巴西招募华工计划

  早在十九世纪初,中国与巴西就有经济文化交往。据巴西国家档案馆和国家图书馆记载,在1814-1825年间,约有300名中国茶农到巴西传授种茶技艺。他们居留于现今里约热内卢蒂茹卡森林公园的罗德里格·德弗雷塔湖畔。这些茶农成为最早的中国移民(专题)。到十九世纪后期,巴西为了开发其种植园经济,力图从中国输入大批廉价劳动力。为此,清政府同巴西进行了长期的交涉,这是两国关系史上一段重要的插曲。

  19世纪3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开始禁止奴隶贸易,巴西因此失去了重要的劳动力来源。随后在60、70年代,巴西又参与对巴拉圭战争,导致巴西劳动力短缺的危机再次加重。因此,巴西逐渐将目光转移至中国,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陆续引入华工近万名。19世纪70年代后,巴西连续两次派遣使臣访华,中巴双方就招工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与博弈,并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但受两国各自突发事件的影响,招工之事最终被迫终止。

  中巴首次议约,是中巴两国第一次国家间正式接触,开启了中国和巴西两国外交关系的新篇章。光绪五年(1879),巴西总理派使喀拉多(Eduardo Callado)来华,其目的还是在于招募华工。已经签订《续订招工章程》《古巴华工条款》《中秘通商条约》《会订古巴华工条款》的总理衙门与李鸿章对此十分警惕,拒绝巴西招募华工。喀拉多见无力扭转现状,最终同中国先签订了一份通商条约,即中巴《和好通商条约》,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到了光绪十八年(1892),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于美国通过排华法案,中国海外移民境遇日艰,加之广东等地当时人多地狭生活艰辛,于是就有官员提出让中国人移民巴西的构想。1892年10月10日,前驻美公使郑藻如向北洋大臣李鸿章递交条陈,要求清廷主动派出使节前往巴西,谈判招工办法,以使广东每年能向巴西移民数万人。

  正当此时,巴西经济以种植园为主,其咖啡产量超过了当时世界总额的一半,急切需要劳动力。在此背景下,巴西政府决定派使赴华,谈判招工事项。光绪十八年九月初五日(1892年10月25日),巴西驻法国公使毕萨(Gabriel de Toledo Piza e Almeida)照会清朝兼任驻法国公使薛福成,称奉到本国外交部电,巴西总统“深愿在京设馆,遣使驻扎,以表悃忱而敦睦谊。”(光绪十八年九月二十三日发出,《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502页。)薛福成因此两电李鸿章,并转总理衙门,请示办法。李鸿章与总理衙门商议后,于11月12日复电薛福成应先详细询问对方来意,慎重回应招工。在几天的谈判和试探中,清政府态度有所缓和。1892年11月18日,清朝驻巴黎参赞庆常与巴西驻法公使毕萨进行了会谈,双方的言论即刻转入招工事项。大约在光绪十九年(1893)七月,香港(专题)澳门等地张贴“街招”,宣称已与清朝达成协议,允许巴西招工。

  然而事情的进展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一系列的突发事件为中巴两国妥定招工章程一事蒙上阴影。 光绪十九年(1893)十月,总税务司赫德突然发给总署一封函,致使中巴招工议约一事出现暂停。赫德称:

  “现闻澳门附近海面,有船载运华工四百余名前赴巴西之事,而拱北税司只能管理来往华船贸易等事,于洋船载运事宜,向无奉行之章。”(陈翰笙.华工出国史料汇编 第一辑《总税务司赫德以巴国不靖宜由中国定章不准华人(专题)前往致总署函》)

  赫德认为此船运载华工一事不符合章程,因此禁止华工出洋。

  

  加之这一时期巴西国内爆发了两次海军叛乱,使得双方议约之事再遭打击。中国这边也并不安宁,1894年7月,中国和日本(专题)爆发了甲午战争,清王朝疲于奔命。接二连三的“突发事件”致使中巴签订招工章程一事迟迟未能成行。

  由于上述各种因素,在二十世纪初只有少数华人从澳门或其他地方辗转进入巴西。但不可否认的是,早期赴巴华工对巴西的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都作出了很大贡献。近代百余年的时间里,中国数以万计的华工在巴西广袤的土地上披荆斩棘地种茶,同高山恶水不断斗争,去修建铁路、公路、开矿山,在海军造船厂修造船只,在城市内经商、开餐馆与烟火作坊。他们不仅为巴西带去了历史悠久的茶艺技术和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还促进了两国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巴西率先打破僵局

  清帝逊位后,中华民国在对内斡旋各方争执之际,还面临一个严峻问题:如何得到世界各国的承认?自晚清以来,列强在华势力左右着政局,要获得国际社会认可,中华民国方能争取权利。然而,由于民初政坛瞬息万变,各国皆选择静观其变,国际承认问题拖延了一年有余。

  民国成立之初,就担忧列强态度,外交经验丰富的伍廷芳一语中的:成立在我,承认在人。若无统一政府,则列强只能持续观望,与辛亥革命几乎同时爆发的墨西哥革命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列强对华也是各怀心思: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力主迅速承认,以助中国恢复安定;其余诸国更在意趁火打劫,日俄交涉满蒙特权,英国关注西藏利益。为避免纷争,各国主张“协同主义”,共议对华政策。

  中华民国觉察到了个中端倪,决定主攻话语权最大的美国。美国各城华人商会组织演讲,游说政界人士。在美洲颇有影响力的伍廷芳也为各大报纸撰文,鼓吹中国新气象。在各方争取之下,美国逐渐担负起协调各国的重任,但由于英日俄等国利益诉求复杂,国际承认进展缓慢。到了1913年,中华民国拟定于4月8日召开国会,美国欲借此机会促使各国正式承认,于是在4月2日通知各国:

  “总统委嘱本人向阁下,并通过阁下向贵国政府通告:总统拟于四月八日中国国会开幕之际承认中国新政府。总统热切希望并恳请贵国政府通力合作,亦于同时采取同样行动。”

  

  孰料,英日俄等国对此反应冷淡,并未及时答复。美国本来已经拟好正式承认的国书,国务卿白莱安却不得不继续观望。

  正在中美一筹莫展之时,巴西出人意料地打破僵局,宣布承认中华民国。外交总长陆徵祥致电巴西外长,饱含感怀之意:

  “昨接本国驻日本代表来电,内称巴西代办亲赉正式公文,巴西政府现承认中华民国等语,足征贵国厚意。从此中巴两国邦交日臻辑睦,特恳贵公使将敝国政府感谢之忱转达贵国大总统。”

  袁世凯也为之欢欣鼓舞,回复电文道:“贵国此举,既属优待,又系首倡,敝国所以感之尤深也。”不仅如此,教育部还电令全国公立学校:“巴西国于4月8日首先承认民国,所有全国学校定于4月12日特放假1天,并悬旗致敬以志友谊而表谢忱。特此布告。”

  继巴西之后,秘鲁也于次日宣布承认中华民国。巴西秘鲁此举,客观上减轻了美国的压力。5月2日美国正式承认中华民国,应声而动的是古巴与墨西哥。

  中巴正式建交历程

  尽管直到二十世纪初移入巴西的华人人数很少,且经济文化影响不大,但是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世界各地的华人不断移入巴西,从而成为影响日益增大的移民集团。

  

  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东西方关系的缓和,尤其是中美关系解冻,许多拉美国家逐渐摆脱“意识形态边疆”的束缚,承认意识形态的多样性。同时,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声望空前提高。

  为实现巴西的大国抱负,1974年3月15日,盖泽尔就任巴西总统,对1964年开始的军政府外交政策做出了较大调整,改变了前几届军政府推行的“与美国结盟”的外交战略,抛弃“意识形态边疆”等外交主张,转而实施“负责任的实用主义”的多元化外交战略。8月15日,巴西宣布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这一举动使巴西成为南美洲第一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国家。

  半个世纪以来,面对国际风云变幻,中巴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原则,两国关系始终保持稳定发展。巴西政府外交思想的转变推动了巴西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加强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成为该时期巴西外交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1984年,菲格雷多成为巴西历史上首位访问中国的总统。1985年巴西恢复民主政治后,为了增强巴西外交的自主性,巴西再民主化后的首届文人政府萨尔内政府努力拓宽外交空间,其中加快中巴关系发展成为当时巴西政府的重要外交选择。1988年萨尔内访华,在萨尔内与邓小平的这次历史性会晤中,双方提出了21世纪将是“太平洋世纪”和“拉美世纪”,这种富有远见的共识促成了中巴两国关系由此走上快速发展的轨道。

  经过20年的发展,中巴两国政府间的互信得到了不断增强,各自在对方外交战略中的地位也有了很大提升。1993年中国与巴西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并开启了两国关系的新时代,战略伙伴关系不仅反映出当前中巴两国关系发展的现状,同时也指明了未来两国关系发展的方向。自此开始,两国关系进入不断深化和提升阶段:2004年两国元首实现互通;2006年召开中巴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2007年启动战略对话;2008年两国元首举行三次会晤……

  

  2024年是中国和巴西建交50周年。8月1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专题)同巴西总统卢拉互致贺电,体现了两国对双边关系的高度重视。作为东、西半球两大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重要新兴市场国家,中巴如何规划未来的合作,早已超越双边范畴。正如习近平主席在贺电中所说,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两国关系始终保持稳定发展,全局性、战略性、全球性影响日益突出,在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的同时,也为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变局,“全球南方”正在群体性崛起。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巴关系远超双边范畴,其全局性、战略性、全球性影响日益突出,在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的同时,也为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双方在联合国、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就共同关心的全球性问题加强战略协作,增强发展中国家发言权和代表性,捍卫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双方前不久共同发表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六点共识,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理解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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