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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太过严厉的处分 社科院朱恒鹏“出事”的蹊跷

京港台:2024-10-1 10:58| 来源:上报 | 评论( 3 )  | 我来说几句


一场太过严厉的处分 社科院朱恒鹏“出事”的蹊跷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社科院学者朱恒鹏“出事”的蹊跷

  邓聿文 2024年10月01日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副所长朱恒鹏因为在微信群非议习近平(专题),而遭拘捕。(图片摘自微信)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副所长朱恒鹏因为在微信群非议习近平,而遭拘捕,此事经华尔街日报的报导后引发外界对中国言论管控的进一步担忧。关于朱的被抓,我在华日的报导前20多天就已获知。当时一个朋友告诉我,朱是因为非议三明医改而被抓的,且经济所受到牵连,领导班子也被一锅端,全换了。我本想将此事在我的X帐号披露,但后来想到这可能给朋友带来麻烦,也就作罢。此前,有朋友给我提供一些资讯,被警方叫去“喝茶”。

  说实话,朋友告知我此事时,还不完全相信,因为感觉如果只是非议三明医改,就把一个经济学者,而且人家还是副所长抓了,有点不可思议,虽然三明医改是当局宣导的医改模范。因此我特意上了经济所的网站,看看它的领导变更。果然发现,其所长和副所长同时是8月从社科院其他所调入,党委书记没有说什么时候任命,但是一个专攻马列的学者。显然,经济所领导班子的任命程式显得很不正常,间接证实发生了一场人事地震。而朱恒鹏的资讯在经济所的网站也消失了,研究员栏内没有他的名字,无疑连这个资格都被除名。

  一场太过严厉的处分

  我上网查到朱2017年在财经杂志发表了一篇三明医改的文章,在此文中,他对三明医改是表扬的。如果像朋友所说,他是因妄议三明医改而遭此无妄之灾,那他是什么时候转变对三明医改的看法?这个转变背后是否意味著体制内的学者,包括有一定学术地位和权力的学者在过去几年对中国经济、政策以及整体环境,还有对习近平个人的看法和评价,有一个大的变化?因为这肯定不只是朱一人有此转变,他代表的是体制内至少一批持自由主义理念的学者的转变。

  2017年是习近平第一任期的最后一年。儘管习在那五年已经在政治上表现出集权,在思想观念上回归毛的倾向,但毕竟还不能做到完全的大权独揽,在经济上还有李克强为代表的中共党内自由派的某种牵制,彼时的中国经济虽然已出现衰退,但不是很明显,所以体制内学者尤其是经济学者,对当局的经济政策和中国的经济状况还是抱有改好的希望,认为李克强、刘鹤等经济官僚不会让习在经济上完全胡来。然而,从2017年到现在,习越来越专权,经济也衰退得越来越严重,股市房市都奄奄一息,终于把体制内那些原本还存有一点幻想的经济学者惹怒了,认为这样下去就是自掘坟墓。从这个背景,事实上不难理解朱对当局态度的转变。

  不过我对朋友的有关说法还是存疑。华日的报导也只是说他在微信群裡批习,但到底是怎么批习的,说了哪些习的坏话,不得而知。从当下的政治言,虽然中国的舆论环境变得比习统治前期更恶劣,当局对言论的管控在进一步加强,乃至公开要求对中国经济不能说坏,只能说好——所谓唱响经济光明论,然而,倘若只是在微信群裡发洩对习的不满,批评当局对经济的做法,从当局之前处理的相关案例——之前也有个别体制内官员因在非公开场合妄议习而受处分——来看,目前这种处理是过严了。即使社科院领导想讨好上级,或撇清自己政治失察之责,最多是把朱的副所长职务撤销,开除了事,不太可能上升到由警方介入,把人拘了。毕竟朱不是个普通学者,还担任中国最重要的经济研究机构的副手,而且以前没有政治妄议的前科。但现在人不仅被抓,且经济所的领导班子也全换,从这个角度,朱又看似不是一般的批习,是否像任志强一样,有对习的刻意的政治丑化?

  任被抓,是他发佈的批习长信,虽然此信开始也是在小范围传阅,但因语气激烈,公然抨击习的内外政策,对习进行政治上的彻底否定,还讥讽习为“剥光衣服也要坚持做皇帝的小丑”,被有心人洩露出来后在社会上得到广泛传播,产生了很大的舆论效果。对习来说,任的这封信无异于是讨伐他的政治檄文。加上任的红二代的政治背景,且和王岐山曾经过从甚密,而那个时候也正是习处于政治低谷时期,武汉疫情的大爆发把他搞得灰头土脸,种种因素混在一起,很难不使习会疑心,认为党内有一个针对他的势力要借著疫情蠢蠢欲动,把他搞下,先由任发难,在舆论上造势,唤起社会对他的不满,接下来会对他採取其他手段。习当然不能容忍此种现象的存在,所以必须严惩,拿任开刀。

  妄议中央,杀一儆百

  然而,朱批习的事并没有在社会扩散开来,只有部分经济学者知道这个事。我的微信群和朋友圈过去几月无人谈及朱,说明知晓此事的人确实不多。这也就表明,朱的妄议不太可能涉及对习的政治攻击,至少不像任的那篇讨习檄文一样。可如果是这样,像前面说的,当局为何又大动干戈?我提出一个解释。朱很可能在微信群裡说了对习大不敬的话,对他的某几个政策进行了程度激烈的批评,此事传出去后被社科院和网信部门获知。但对这种事的处理当局本来是可大可小的,大就是现在的处理方式,小则交给经济所内部处理。可是,这个事情被彙报到了蔡奇甚至习那儿。无论蔡还是习,在他们二位看来,眼下是政治上的不稳定时期,由于中国经济持续下行,动摇了习的领导力,现在像朱这样的担任一定职务的知名经济学者,对习和他的经济政策说三道四,却不加以严处,会不会鼓励其他对习不满的学者也跟著批评抹黑习,攻击当局政策,从而动摇军心,损害习的权威?所以他们指示对此事要从重处理,把它作为政治上妄议中央和习近平的典型案例,达到杀一儆百效果。

  任犯的是政治罪,最后当局以腐败罪判处他18年重刑。朱应该没有腐败问题,所以当局要把朱收监,判朱的罪恐怕很难,总不能像对待民间人士一样,也给朱安个寻衅滋事的罪名,这将会让人贻笑大方。我估计现在警方在深挖朱背后有没有一个反习小集团,或者朱在思想上是否受了海外反习势力的影响,和这个势力有什么策应。如果警方是在这个方向调查朱,那么他可能面临两种结局:要么在调查后发现没有其他严重政治问题,把他放了;要么抓到其他把柄,给他安个相应罪名,判处几年监禁。

  不管对朱的处理结果如何,当局都是要发出一个强烈信号,即决不允许包括学者在内的体制内官员,借著当下的困难局面,非议习近平和中央的决策,在政治上和中央怀有二心。通过这起事例,官方学者更不敢、也不愿去表达和当局不一致的看法,提出和当局不一致的政策建议。当官方学者都噤若寒蝉,可想而知,当局出台的政策和决策,品质只会越来越差。

  ※作者为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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