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中国抗议事件增加近三成 主要涉经济纠纷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中国经济不景气而引发的社会问题备受关注，除了近期发生多起无差别伤人事件外，有人权团体统计发现，中国各地的抗议事件在第3季度也同比增加近3成，并且大部分与经济问题有关。其中，广东省成为抗议事件的高发地区。
11月21日，海外人权团体“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发布“异言网”计划收集的中国抗议事件数据报告。报告显示，今年第3季度共录得在中国发生937起抗议事件，同比增加27%。参与抗议的有41%是工人；第二多是业主，占28%；还有农村居民、学生、家长和消费者等。广东成为抗议事件多发区，其次是山东和四川。
报告还发现，有1/3的抗议事件遭遇官方以监控、逮捕或暴力手段打压。
中国涉经济抗议活动 趋向对政府不满
负责该报告的“自由之家”在台办事处负责人史凯文(Kevin Slaten)对本台表示，从收集到的资料分析，发现近期中国的抗议事件多与经济问题相关，有3/4涉及欠薪、烂尾楼和土地征收等。他认为，同比抗议事件有相当幅度的增加，与中国经济下行有一定的关系，并发现抗议者有把不满指向政府的趋势。
史凯文说：“抗议者可能先从公司开始，比如说，延迟交房或者不付工资。一开始是针对公司的行为，但是好多抗议会慢慢的开始指向政府。一个可能是期望政府会介入，政府要帮人民做主；第二种是开始责怪政府。他们觉得，这些问题出现是因为政府监管和监督工作的不作为。比如说，交房或者烂尾问题，有好多业主会觉得是政府的漏洞，觉得政府还是有一些责任。”
史凯文表示，如果政府不介入事件或不作为，甚至以镇压和维稳手段对付抗议，会使抗议者觉得当权者没有兑现给予民众经济繁荣的承诺，导致抗议者对政府的不满增加，也会影响中共管治的认受性。
“异言网”计划收集中国抗议事件的数据发现，今年第3季度在中国发生的抗议事件同比增加27_，多涉及经济问题。(报告截图)
学者：中国民间存在公民意识 触及底线时会反抗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表示，经济问题是加剧中国民间抗议的因素之一。因为经济下行，当局不能再用钱收卖人心；另一方面，因为民众已不像毛泽东时代只顾温饱，不顾公民权利。民众意识到自己有权利对管治者提出要求，当发生触及底线和核心利益的情况就会反抗。
冯崇义说：“它(抗议)不仅仅是经济困难的问题，现在老百姓已不是毛(泽东)时候的非常愚昧，没有权利意识。现在民间是有公民意识和人权意识，老百姓的观念已变了。这个饭不是你给我的，你这个政府是我纳税养你的，政府想施压我就是不行，是民众的觉醒。作为组织者，如果你上来就像白纸革命一样叫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风险会比较大，大家不容易参加。集中在民生和经济议题比较容易参加，门槛比较低，风险比较小。”
疫情后遗症和经济因素削弱当局基层维稳力量
冯崇义表示，中国经历3年的疫情高压管控以及疫情后的经济下行，镇压者和被镇压的人群同样成为受害者，基层管控者的“躺平”有助于民众参与反抗。
冯崇义说：“原来期望习近平上来会照顾底层民众，要公平正义。但是经过了3年封控，那种封闭和镇压让老百姓心理上的幻想幻灭，对未来都绝望了。特别是基层的维稳力量，在那个封控过程他们也是受害者，他们的镇压意志是有所松动了，就是‘躺平’了。就像郑州骑单车事件，他们给民众有一些喘息的空间。”
司法不公难以化解经济纠纷 抗议是被迫之举
中国人权律师吴绍平表示，他近期收到一些被欠薪工人的寻助，涉及经济的纠纷有所增加。他表示，欠薪与受村镇银行爆雷影响的金融难民和烂尾楼苦主一样，都是应该可以透过法律解决的经济纠纷，但中国的司法制度不是正常运作，使苦主被迫维权。
吴绍平表示，司法不当难化解经济纠纷，导致苦主要抗议为自己讨公道，这是被迫上梁山的行为。(受访者提供)
吴绍平说：“中共的司法没办法解决老百姓的纠纷，因为它(中共)是党政控制的一个专政机器，不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反而给他们雪上加霜。司法往往制造了很多社会问题，也正是因为老百姓无法通过其他路径用公平合理、更小成本的方法去解决问题，所以也迫使他们不得不通过抗议和抗争的方式解决他们的诉求，他们(民众)完全就是被逼上梁山。”
吴绍平表示，中国的司法制度涉及严重腐败，官商勾结问题严重。如果经济纠纷持续偏坦当权者的问题不改变，抗议的事件只会越来越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