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灭亡仍欠外国7.3亿两白银,毛主席如何解决?

清朝灭亡仍欠外国7.3亿两白银,毛主席如何解决?

　　清朝作为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其国祚的最后72年里屡遭列强欺辱，并且签下了很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这些不平等条约往往伴随的就是巨额赔款。

　　根据统计，清政府共欠外国各款项累计超过十亿两白银，直到清朝灭亡时，仍然欠外国7.3亿两白银。

　　这对于新中国来说就是一笔烂账，那对此毛主席又是如何处理的呢？

　　清朝欠下的巨额赔款

　　清朝欠外国的钱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是由不平等条约产生的赔款，二是基于当时的需要而产生的外债。

　　随着清政府半殖民地化的逐渐加重，这两种需要向外国支付的钱又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在甲午战争之前，列强对中国虽然多有欺凌，不平等条约更是签订了许多，但涉及到具体的赔款金额却不像甲午战后那样多。

　　这主要是基于当时英法等国的具体需求有所不同。

　　资本主义国家来到中国，所为的就是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封闭的市场，为其倾销商品同时掠夺生产资料做准备，归根结底还是资本的原始扩张。

　　这一阶段的《南京条约》，清政府赔款2100万银元，《天津条约》赔偿英国白银400万两，赔偿法国白银200万两(北京条约对其进行了补充:赔偿英、法军费各增至白银800万两)。

　　这些赔款再加上其他一些小的不平等条约，清政府总赔款不超过6000万两。

　　以当时清朝的财政收入来算，这些赔款虽然也会造成很大的负担，但清政府还是有能力承担的。

　　但是甲午中日战争之后，赔款的数目几乎就开始以指数级增长。

　　甲午战败后，《马关条约》规定清政府向日本(专题)赔款2亿两白银，这是清朝第一次在赔款数目上超过亿两白银。

　　在随后英俄的“调解”之下，日本放弃辽东半岛，但又向清政府索要了3000万两“赎辽费”，因此甲午赔款的总数应该是2.3亿两白银。

　　当时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已经连年缩水，最重要的关税则早已经被外国列强所掌控，根本无力一次性拿出这么多赔款。

　　另外，早在洋务运动期间，清政府为了操办洋务，早已经开始向外国列强借债，到甲午战后，清政府早已经债台高筑。

　　面对如此巨额的赔款，清王朝的财政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为了逼迫清政府早日支付赔款，日本直接在威海卫驻军，时刻威胁清政府的统治中心北京和天津。而这些驻军的费用，也需要清政府来承担。

　　此时的清朝财政早已经捉襟见肘。

　　为了偿还日本这笔赔款，最终清廷联系英法美俄德等西方主要资本大国，不惜以铁路、矿山、盐税为抵押，签订了七份贷款协议，累计借得3.5亿两白银。

　　这些资金大部分都用作对日本的战争赔款，其余的则用于国内的恢复。这些借款的归还年限为40年，连本带利共计还款超过5亿两白银。

　　事实上从这时候起，清政府就已经开始“拆东墙补西墙”，用以弥补早已千疮百孔的腐朽王朝。

　　不久之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清朝再次战败，而这次所需要赔付的战争赔款总额，高达4.5亿两白银，这也是中国近代以来单笔赔款最高的一次。

　　当时列强也知道清政府不可能拿得出这笔赔款，于是在签订《辛丑条约》的时候便规定，这笔赔款共计分39年还清，连本带利共赔付9.8亿两白银。

　　如此一来，当时一穷二白的清政府就背上了超过14亿两白银的赔款。

　　这么多的钱即便是分期赔付，对清政府来说压力也是非常大的，再向列强借债也很困难，为此清政府也只能勉强维持。

　　为了能够保证清政府能够按时支付赔款，列强在《辛丑条约》中还规定，用清政府的关税、盐税做担保。

　　这两项税务此前都已经作为列强借款的担保，这次规定的则是将此前担保额之外的收入全部用作担保。

　　至此清政府三大税赋来源之中，便仅剩下田赋仍在清政府的手中。

　　这微薄的田赋既要满足统治者的奢靡生活，又要赔付列强款项，强加在普通百姓身上的压力可想而知。

　　终于辛亥革命一声枪响，清政府这座腐朽的封建大厦轰然倒塌，而到清朝灭亡时，尚且还欠列强7.3亿两白银尚未支付。

　　作为民国政府，又将如何面对这些欠款呢？

　　民国又攒下一笔烂账

　　1912年南京临时国民政府成立后，孙中山发布了《临时大总统宣告各友邦书》，其中明文提到：

　　“凡革命以前所有满政府与各国缔结之条约，民国均认为有效，至于条约期满而止。”

　　孙中山等革命党人采取这样的政策自然有基于现实的考虑。

　　由于这样基本不触及列强的在华利益，如此就可以避免列强对中国革命的干涉，再有就是可以促使列强能够更快的承认民国政府。

　　该政策宣布后，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列强纷纷承认了民国政府的合法地位，只是选择了袁世凯作为自己的在华代理人。

　　而袁世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争取帝国主义列强对自己的支持，于1913年开始了“善后大借款”。

　　1913年4月，英法俄德日五国银行与北京北洋政府签订了善后借款合同，总计借款额为2500万英镑。

　　这是辛亥革命后第一笔大额借贷，同时也是一笔高利贷，47年还清，总计归还将近6800万英镑。

　　袁世凯称帝美梦破灭之后，中国陷入了军阀混战的局面。

　　黎元洪、段祺瑞、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等大军阀的背后都有列强支持，他们不惜出卖国家主权和资源与帝国主义媾和，让原本就残破的中国再次背上了大量的外债。

　　不过北洋政府统治期间，关于庚子赔款却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减免。

　　庚子赔款中获利最多的是俄国，分得的赔款占总赔款的四分之一。

　　但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和苏俄政权的建立，苏俄与沙俄政府对中国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策略，于1924年与中国签订协议，明确规定苏俄放弃尚未支付的庚子赔款。

　　德国、奥匈帝国是一战同盟国，而中国则是战胜的协约国，《凡尔赛协议》中明确规定德、奥必须放弃1917年3月之后的庚子赔款。

　　其余的美、英、法、意、比、荷等国，在一战后也纷纷以不同的形式放弃了庚子赔款。

　　比如美英不仅放弃了庚子赔款，反而用已经赔付的款项帮助中国培养留学生(专题)并创办新式大学，如今著名的清华大学就是用庚子赔款来修建的。

　　在签订《辛丑条约》的十一国之中，只有日本依然坚持向中国政府索要庚子赔款，而其所分得的赔款本息合计7594万两白银。

　　尽管北洋政府时期，帝国主义减免了大量赔款，但其目的不过是以退为进，继续通过扶持代理人来掌控和剥削中国人民，并不值得称道。

　　当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外国列强与蒋介石之间又产生了大量的借款。在这一时期，美国成为国民政府最大的债主。

　　尤其在抗日战争爆发后，1939年国民政府借美国2500万美元，1940年又借4500万美元，1941年又借5000万美元。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美国加强了对华援助，1942年直接向国民政府提供了5亿美元的无息贷款。

　　作为条件，美国直接从中国掠夺了大量钨、锑、锡等战略资源，这些几乎全部被用于二战。

　　抗战结束后，蒋介石不顾各界对和平建国的呼吁，悍然挑起了内战，美国在此期间不仅援助了大量军事装备，更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援助。

　　据统计，仅1946、1947两年的时间，美国就向国民党提供了超过6亿美金的贷款。

　　辛亥革命到建立新中国的这三十年间，民国虽然没有直接产生战争赔款，但捅出来的外债却堆积如山。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欠外国的钱并不比清朝灭亡时少多少。

　　面对这一笔笔烂账，毛主席又是如何处理的呢？

　　毛主席的应对之策

　　这一点从毛主席提出的新中国三大外交政策上就可以看出来。

　　关于旧中国的诸多不平等条约和欠款，早在革命胜利之前，中共方面就已经开始考虑了。

　　1946年11月，国民政府与美国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这在本质上是一项不平等条约，严重侵害了中国领海、领土主权。

　　针对此条约，1947年2月，中共中央发表声明，不承认国民党政府一切卖国协定，为此后拒绝承认任何不平等条约打下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提出：“我们可以采取和应当采取有步骤地彻底地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的方针”。

　　由此正式吹响了拒绝承认和废止不平等条约的号角。

　　不久之后，毛主席做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以及“一边倒”的三大对外决策。

　　“另起炉灶”，指的是新生的人民政权不再受到过去任何外交传统的束缚，任何国民党承认的外国在华机构和相关人员，新中国一概不予承认。

　　这样一来，新中国的外交就如同一张崭新的白纸，没有沾染旧社会屈辱外交的一丝墨点，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应当由人民自己来书写。

　　在“另起炉灶”基础之上，“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便是第二层决策。

　　该决策的用意，在于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控制权和影响，这其中自然包括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帝国主义列强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赔款。

　　意思非常明确，即过去造成的战争赔款也好，对外借债也好，新中国一概不予承认，更加不会归还。

　　新中国并不是清政府或者国民党政府，而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人民政权。

　　这些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和赔款借款也是要推翻的“三座大山”的一部分，是压迫人民、剥削人民的罪恶之源，新中国自然有充分的理由去推翻它们。

　　当这一切工作都做完之后，才是第三步：“一边倒”。

　　即宣布新中国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之内，以最大程度上争取新生的人民政权不至于被国际社会所孤立。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当天，中国政府对外宣布：决定对国民党政府签订的对外条约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订，或重订。

　　至此，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国人民的所有款项，新中国都不必再偿还。

　　屈辱已然一去不返

　　在毛主席的三大外交政策之下，新中国的外交事业“轻装上阵”，很快就在国际外交事务中打开了全新的局面。

　　在平等互利、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可了新中国，并与新中国建立了完全平等的外交关系。

　　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下，毛主席一针见血的指出了隐藏在不平等条约和欠款背后的本质：

　　在对外交往中，一味的忍让只会使屈辱日益加深，而决定外交强弱的，永远只有国力。

　　建国初期，新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符合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更是符合中华民族独立自主外交需求的。

　　故而有人民作为强大的后盾，新中国外交才会不卑不亢，屡战屡胜。

　　随着香港(专题)和澳门的相继回归，强加在中国人身上的不平等条约彻底的离中国人民而去，那份屈辱也依然一去不返。

　　每每念及于此，不得不佩服毛主席的超凡睿智和强劲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