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终报道: 香港社运空间在国安法阴影下大幅萎缩

年终报道: 香港社运空间在国安法阴影下大幅萎缩

　　香港政府在2024年3月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不仅为这个在香港及国际社会造成激烈争议超过二十年的题目划上句号。观察人士指出，在国安法阴影下，本来是文明社会人民应有权利的集会及表达自由，却被挤压至奄奄一息的地步。随着23条的完成立法，香港从以往的“示威之都”，沦为连公开讨论异见也有可能被拘捕的境地。尽管仍然有政治团体及个别人士组织及参与社会运动，但却无法再对社会构成重要影响，甚至愈来愈多的人因参与社会运动，而付出沉重代价。

　　香港在2019年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以及2020年港版“国安法”完成立法之后，意见表达自由大幅收窄，与政府意见相左的各界人士，包括政治人物、传媒界人士及其他表达异见的非政治界人士，都被香港政府根据国安法及其他条例予以拘捕甚至监禁，就算没有被拘捕的“民主派”人士，大多选择离开香港到外国定居，或完全退出政坛及自我禁声。以往每年“六四烛光晚会”、“七一游行”等动员数以十万计市民参与的社会运动，在2020年后已消失无踪。就算政治团体想举动筹款聚餐晚会，举办数十人参与的示威请愿游行，在国安法之下，要成事也变成奢望。

　　2024年3月19日，“基本法”第23条在香港立法会三读通过，4天后刊宪生效，结束自2003年香港政府开始推动立法，民间以“七一游行”等各种社会运动作反弹的角力形势。在23条通过后的两个月，香港警方便首次引用此法，拘捕并关押了主办“六四烛光晚会”的香港支联会前副主席邹幸彤等6人，为所余无几的香港社会运动带来致命打击。

　　在公民党、民间人权阵线、支联会等多个“民主派”团体及政党解散，以及“民主派”主要政党民主党不再组织及参与社会运动后，社会民主连线（简称“社民连”）成为在23条立法后，仍然零星举办小型规模社会运动的政治团体，但是已经没有知名政治人士，如外号“长毛”的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等人士参与，尽管参与人数不足10人，却仍然成为香港警方针对的目标。

　　社民连以往每个星期会在8个地方摆放街站，在街站叫口号及派发传单给市民，宣扬他们的政治要求。可是现在每周只能在铜锣湾闹市摆放街站，每次仍然会引来警方全程监视及录像。而且在23条立法未实行之前的2024年1月及2月，社民连因摆放街站被政府发出26张传票。

　　另一方面，以往社民连每年会举行超过100次大型及小型示威游行，当中有十多次是到香港的中联办门外声援被中国政府迫害的异见人士。不过在23条立法后，社民连今年只举办过不到10次的示威活动，就算已经刻意避开在“六四”及“七一”等敏感日子行动，他们每次行动仍被香港警方扑灭于萌芽之中。例如在5月30日香港法院判决“47人案”，社民连在网上号召民众在法院外声援被告人，警方却于社民连接近法院门外之前，已将该政党5名成员，以“在公众地方作出扰乱秩序的行为”为名拘捕，而当时他们的活动仍未开始。

　　香港民主派政党社民连在23条立法后，仍在法院外举行声援被告人的运动，惟每次活动均须承受被捕风险。（受访者提供）

　　社民连外务副主席周嘉发光是在今年已经两度被捕，被香港警方拘留36小时。他坦言23条立法之后，政府对他们的活动执法更严苛。

　　“23条立法后，煽动罪刑罚大幅提高，从两年增至7年，令我们在街头发表意见，或对社会作出评论都要更加留意。心情上会感到压力更大，因为客观红线变得很严厉，这令人感到难过。818流水式集会案和47人案都是非常和平的表达，但仍遭受这么严苛的判决，令团体在组织及参与任何意见表达的活动，都只能更加谨慎，” 周嘉发说。

　　数年前因为参与维权活动，而被广州市政府勒令离开，目前已成为香港公民的廖剑豪，到香港后每逢“六四烛光晚会”及“七一游行”等大型社会运动都有积极参与。去年支联会被解散，六四烛光晚会不复存在，举办地点铜锣湾也满布警员戒备，但是廖剑豪还是在6月4日当天到铜锣湾一带，自行为“六四事件”死难者致敬。

　　不过自从23条立法后，廖剑豪和他的同道坦言不敢再公开参与社会活动。

　　“敏感时候上街就不会再做了，我们现在主要是理论上的探讨，结论是连街站也不摆放，因为社民连的遭遇就是最好例子。所以我们在公众场所，例如酒楼，我们都不敢公开发表意见，因为害怕隔墙有耳,” 他告诉美国之音。

　　社民连今年在23条立法后，仍然举行零星示威请愿活动，惟举办次数屈指可数，也只有寥寥数人参与。（受访者提供）

　　也有另一种声音认为，23条立法对香港社会运动的影响，并非如想象中般大。前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前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剑华认为，香港政府在23条立法前，已透过国安法及其他界线模糊的法例，打压民主派及社会运动，23条立法只是令政府获得更多打压异见的工具。对于仅存的零星社会运动，钟剑华认为已经无法达致动员效果。

　　“虽然还有社民连间中摆放街站，但获得很少呼应，亦无法号召市民参与。反而他们每次行动都要冒上很大风险，因为政府总会以各种理由滋扰他们，甚至用各种条例，例如卫生条例、广播条例等去控告他们。多罚他们几次，每次罚几个人，每个人罚数千港元，在他们难以筹措经费之下，整个公民社会是无法动员的，” 他分析说。

　　对于2025年的社会运动展望，周嘉发坦言在未来数年，都难以看到在香港可回复组织以往的传统游行活动，能够维持现在摆放街站的运作，已经是最卑微的盼望。曾经见证过文化大革命及天安门事件的廖剑豪，则认为无论是中国和香港，在2024年已因经济问题及各种政治打击，带来极大社会矛盾积聚，所以相信在2025年，香港和中国的社会矛盾便会像火山般爆发，会为社会带来转机。

　　钟剑华则对2025年的香港社会运动发展不表乐观。

　　“国安署获得这么庞大的经费（从2020年起合共获政府拨款130亿港元），是需要每隔一段时间作出行动，提醒香港人别乱来。所以明年不会对社会运动作出明显放松，因为明年还有黎智英案要宣判，还有邹幸彤及李卓人等触目人物，也会在明年宣判，又要公布47人案被告刑期，而当中也有人会陆续出狱，当中又有知名度高的人士，所以我觉得当局会继续打压及滋扰异见人士。而且香港警方已经习惯态度强硬，出现很小的动静也会以强烈反应面对，以显示他们的威风，” 钟剑华说。